。”他效法秦始皇、汉武帝，雷厉风行地推行屯田制，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军中郎将，负责经办屯田事宜。屯田分民屯和军屯两种，前者始于建安元年（196），后者则始于建安十八年（213）。民屯把连年战乱所造成的大量流民和黄巾余众按照军事组织形式加以编制，每五六十人为一屯，由屯田司马直接管理。屯田民称为屯田客，使用官牛耕种的收成六四分成，使用私牛耕种的收成五五分成。流民的生计问题得以解决，对中原地区恢复和发展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曹操集团更获得了“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的大好处。后来推演到军屯，主要置于邻近吴、蜀的前沿地带，田兵“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晋书·安平献王传》），“戎甲未卷”而“且耕且守”，也使曹操集团前沿军粮丰足，供给方便。较之于“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胜利的天平自然倾向曹操。
曹操既重物，更重人，广延人才以为己用。早在联军讨董时，袁绍问他：“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他就明确地说过“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话。最初倚仗的主要将领，除了族弟曹仁、曹洪，同乡远祖本家兄弟夏侯惇、夏侯渊而外，还从豪强地主武装中召募到了李典、典韦、吕虔、许禇等一干猛将，从降卒、士兵中提拔起了于禁、乐进等力战勇将。以后历次征进中，又从敌对阵营吸纳了徐晃、张辽、臧霸、张郃、文聘、庞德等众多将帅人才，大多智勇双全，能够独当一面。帐下智囊团尤其了得，从初平二年（191）荀彧来归，次年程昱应辟，同任为军司马起，到建安四年（199）刘晔、贾诩投入止，这四人加上荀攸、钟繇、董昭、郭嘉共八人形成了曹操的智囊团核心。此外，毛玠、华歆、王朗、蒋济、何夔、徐奕、赵俨、袁涣、凉茂、司马朗等智计之士，也在这一阶段加入了曹操集团。延至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受封魏公，设置公国掾属，先后效力于曹操集团的智计之士多达80余人，不仅是袁绍集团、刘表集团，而且连刘备集团、孙权集团也都不可向迩。在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已经做到了天下土地三分有其二，天下人才三分有其二。其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实行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用人方针，坚持搞“明扬仄陋，唯才是举”。他曾三次颁发《求贤令》，公开表明不仅要用“放在民间”的“至德之人”，而且要用“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计”的能人。就连先前在袁绍帐下，替袁绍撰檄骂过曹操祖宗三代的陈琳，曹操也“爱其才而不咎”，辟之为司空军谋祭酒，使其得以成为“建安七子”之一。“建安七子”的另一重要人物王粲曾经颂扬曹操：“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车即缮其甲卒，收其豪杰而用之，以横行天下。及平江汉，引其贤俊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风而愿治。文武并用，英雄毕力，此三王之举也。”这些话虽有面谀之嫌，但用以评价曹操，实在并不过分。
具备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蓄军资”的优势，又有众多人才辅助，到建安五年（200），曹操已消灭吕布、袁术，收降张绣，赶走了刘备，占据了黄河以南大片地区，成为与黄河以北的袁绍相抗衡的唯一重要力量。而袁绍也已消灭了公孙瓒，占据了青、冀、幽、并四州，做起了皇帝梦。两相比较，河北的袁绍地广人众，兵多粮足，军事态势上处于上风。曹操十分明白，袁绍必“将进军攻许”，此前一年便问计于荀彧、郭嘉。荀彧、郭嘉分析对比了袁绍五短，曹操五长，坚定了曹操对抗决心。他鼓励部属说：“吾知绍之为人，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头一年即在官渡（今河南中牟西北）布军设防，势欲“扼其喉而不得进”。建安五年二月至十月，袁、曹官渡之战持续了九个月，基本进程果不出曹操所料。第一阶段展开于二至六月之间，曹军主动收缩退却，在运动当中寻机歼敌。袁军先锋颜良与刘备所部二月渡河，围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四月，曹军佯兵延津（今河南延津北），曹操亲领徐晃、张辽、关羽等轻骑奔袭白马，关羽斩杀颜良。其后袁军大将文丑与刘备追击曹军，文丑又在白马山中计被斩。至六月，于禁、乐进西渡黄河袭击袁军后方，焚其堡聚二十余屯。第二阶段展开于七至九月之间，双方相持于官渡一带，互有胜负。其间曹操曾打算退军，听了荀彧的“用奇”之说，贾诩的“决机”之说，才勉强稳住阵脚。相持到十月，进入决战的第三阶段，袁绍仍然有取胜的可能。但他拒不采纳谋士沮授、许攸的合理建设，又一次丧失大好时机。许攸改投曹操，劝曹操偷袭乌巢，烧毁袁军的粮营，曹操立即照计行事，大获成功。袁军上下军心动摇，大将张郃、高览投降了曹操，曹军乘势全面反攻，一举消灭了袁军主力七万多人。袁绍惨败后，只带了八百余人仓皇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积郁成疾，于建安七年（202）五月吐血而死。其子袁谭、袁尚互相攻杀，被曹操各个击破。曹操于建安十年（205）杀掉袁谭，十一年（206）灭掉高干，十二年（207）又远征三郡乌桓，逼使辽东公孙康杀死袁绍另外二子袁尚、袁熙，彻底清除了袁氏残余势力，完全兼并了青、冀、幽、并四州，从而宣告北方基本蔽覆在了他的旗帜之下。三国当中最大的一国，从此奠定基本格局，官渡之战对之具有决定性作用。
@文@这次战役中，曹操及其智囊所采取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声东击西，运动歼敌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所创造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决胜战例，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段华彩的乐章。
@人@官渡之战中，曹操嗜杀的残忍本性展现无余。袁绍、袁谭父子惨败后，只带了八百余人渡过黄河逃往老巢。曹军追赶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袁部余众投降者，曹操下令全部坑杀，前后达七万余人。这种惨无人道的杀降暴行，与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人，汉高祖元年（前206）楚人项羽坑杀秦军降卒20余万人，虽有人数多少的差别，在视人命如蚁蝼上却相承一脉，别无二致。曹操较之于他的前辈，非唯有行，抑且诉之于法令规定。大约早在初平四年（193）征讨陶谦的时候，他就号令军中：“围而后降者不赦。”当时曹操据有兖州，其父曹嵩先前在琅邪避难，他要把曹嵩迎到兖州。曹嵩财宝甚丰，随行辎重车达百余辆，徐州牧陶谦派遣都尉张辏识倨锘に汀Ｊ獠恢抨＇见利忘义，途中杀人劫财，然后逃命到淮南去了。曹操迁怒于陶谦，兴兵替父报仇，从初平四年到兴平元年（194），连破彭城、傅阳、取虑、睢陵、夏丘五城，“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不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后汉书·陶谦传》）。陶谦为之忧恚而死，死前遗命，将州牧职位托让给刘备。陶谦部将曹豹与刘备屯兵郯东，曹操又引军击破，“所过多所残戮”。建安三年（198）东征吕布，也如法炮制，纵兵“屠彭城”。以后曹仁屠宛，于禁杀降，西征关中陇右屠兴国、枹罕、河池，都是按照曹操这个“围而后降者不赦”法令办的。直到建安十六年（211）曹操西征马超期间，田银、苏伯等在河间造反，将军贾信率兵讨平，又要援“旧法”杀降，辅佐曹丕留守许都的程昱才出面谏阻：“诛降者，谓在扰攘之时，天下云起，故围而后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开其利路，使不至于围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贼，杀之无所威惧，非前日诛降之意，臣以为不可诛也。”曹丕转达于曹操，曹操接受了，这一执行了十九年的法令才寿终正寝。无论在政治、军事功业上曹操如何出类拔萃，如何推进了荡平割据，趋向统一，这样践踏人性良知，肆意滥杀无辜，都是一大不容避讳和不可宽宥的恶滥污迹。如何看待和对待人的生命，特别是无辜民众的生命，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决然不是一件小事，再大的功勋也不能掩抑暴虐罪过。
@书@在官渡之战以后八年，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引军南下东进，争夺荆州，进逼东吴，引发了赤壁之战。此前一年春二月，曹操颁布丁酉令说：“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于是大封功臣，奖励阵亡将士遗孤，在邺城人工开凿玄武湖训练水师，从政治上、军事上为平定江南作动员和准备。至当年七月，曹操采纳荀彧“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意”之计，亲率三十万大军进攻荆州，刘表次子刘琮归降。当时依附刘表的刘备从新野（今属河南）退到樊城（今湖北襄樊），又逃往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在当阳（今属湖北）长阪坡被曹军打得妻离子散，只好带领着残部东奔江夏（今湖北武昌西北）投奔刘表长子刘琦，刘琦将他安置在樊口（今湖北鄂州）驻扎。曹操收编了荆州水军，即致书孙权，威胁“今致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意欲逼迫时年二十六岁的孙权也步刘琮的后尘。
@屋@但孙权无愧孙坚之子，他拒绝了张昭等人畏敌投降的建议，而采纳了鲁肃一人联合刘备“同心一意，共治曹操”的方略。东吴名将周瑜也面见孙权，力陈曹军尽管号称八十万，实际不足三十万，且“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更加坚定了孙权联刘抗曹的决心。适逢刘备派遣诸葛亮来吴，表达了联合抗曹意向，一个联合战线迅即组合起来。
孙权“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与刘备、关羽、张飞所部约二千人在江夏会合。周瑜挥师西进，与曹军一部遭遇，“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从十月开始，周瑜的水军列营于江南赤壁（在今湖北蒲圻），曹操的水军集中在江北乌林（今湖北洪湖县），形成了对峙局面。曹军中北方人多，不习水战，遂将战船连起来减少颠簸，却给吴军提供了可乘之机。十二月吴将黄盖诈降，趁曹军不备施行火攻，火势从水寨漫延到陆营，曹军一片大乱。周瑜乘势大举进攻，曹操带领着残兵败将，经华容（今湖北监利东北）逃向江陵（今属湖北）。周瑜与刘备会合，水陆并进，一直追击到南郡。曹操留下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则回归北方去了。至此，比官渡之战更为历代国人所熟悉的赤壁之战遂告结束，曹操南下东进以实现统一的“悉定”天下之志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就作战规模、持续时间和死伤人数而言，赤壁之战远不及官渡之战，但值得历史记述之处却远在其上。最直观的一点，就是同样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曹操一方由官渡之战的胜利者变成了赤壁之战的失败者。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胜败易势，按照周瑜当初面见孙权作的分析，主要在于有四条“用兵之患”，“操皆冒行之”。周瑜指出的“用兵之患”是：①北土尚未平定，曹操在关西尚有马超、韩遂等后患；②“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北方将士之所长，人数的优势暗藏战力的劣势；③“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战线拉得太长，供应跟不上；④北方将士“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后来作战态势的消长，无不逐一验证，说明曹操的失败战前即已积聚诸多内外因素。但决定性的内部因素，并不是这四条，而是曹操本人的战略失误。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当中所总结的那样，既往的角逐征伐中，曹操挟天子而粉碎四面之敌，决胜的要道就在善于利用群雄互相诛灭，不能团结。
而这一次，劲敌只剩孙权、刘备两家了，如果让他们自寻干戈，那么他们不是内部崩溃，就是为曹所灭，曹操却让他们合了起来，与己争锋。
王夫之所说是有依据的。孙权原本已经在作争夺荆州的准备，刘备则如同丧家之犬，缺少一块立足之地，曹操如果利用他们之间对于荆州各怀鬼胎的固有矛盾，先分化瓦解，再各个击破，平定江南的目标未必注定达不到。然而，还没有消灭刘备，就忙着威胁孙权，客观上促成孙、刘的联合，给自己招来致败的祸根。恰似诸葛亮预期的那样，“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势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