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屈，对于辱骂的理解也合儒学的道理———前一方面值得学习，后一方面也可借鉴。只不过尚须补充一点，那就是，无论古今中外，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皂隶草民，采用辱骂和恐吓手段进行战斗，决然不会都遵从儒家学说，因而决然不宜践行“本本主义”。
第十四章 司马懿之心难以捉摸
司马父子成为曹魏政权掘墓人，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而曹氏父子恰是促成者，历史仿佛在开玩笑。扫却玩笑的迷雾，看一看司马懿那一颗难以捉摸之心，比指一指司马昭那一颗路人皆知之心，对于后世人更具吸引力。那也是另外一种“黄天”代替“苍天”，无关乎宿命。
汉语成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出于三国后期，事见《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注引《汉晋春秋》。曹魏高贵乡公曹髦在位的甘露五年（260），这个时年20岁的傀儡皇帝眼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面见，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其背景在于，嘉平六年（250）时任大将军司马师擅权废齐王曹芳，另立曹丕的孙子，东海定王曹霖的儿子，时年14岁的曹髦继位，改元为正元。正元二年（255）司马师死，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同其兄一样专擅军政大权，儿皇帝曹髦无非一个摆设而已。到甘露五年，司马昭任相国，封晋公，加九锡，权势尊显已可与建安末年的曹操比拟，业已成年的曹髦于心不甘，意欲有所作为。王经劝阻说：“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顺逆之理，非一日也”；倘若“欲出疾而更深之”，势必“祸殆不测”，因而“宜见重详”。曹髦不听，决计起事。王沈、王业向司马昭告密。于是乎，由中护军贾充、太子舍人成济出面，将曹髦杀于南阙之下。随即另立曹操的孙子，燕王曹宇的儿子，常道乡公曹奂为帝。那就是曹魏政权的末代皇帝魏元帝，在位仅六年，到咸熙二年（265）就禅让给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了。
正如王经对曹髦所说，司马氏“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溯流竟源，要追到司马懿。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出身于一个累世二千石的地方豪族世家。其父司马防，东汉末年任尚书右丞，曾举荐曹操担任北部尉。曹操称魏王不久，特将司马防请到邺城，设宴欢饮。席间曹操问道：“孤今日可复作尉否？”司马防率尔回答说：“昔举大王时，适可作尉耳。”曹操大笑，对司马防引荐自己步入仕途的铭感之情，尽在如实对答和开怀大笑之中。有这层特殊关系，司马防本人以及其子司马朗（懿之兄）、侄司马芝（懿之堂兄）都先后投靠曹操，并得到重用。《晋书·宣帝纪》记载，司马懿年轻时就“聪亮明允，刚断英特”，被当世名士杨俊、崔琰誉为“非常之器”。陈寿为晋臣，撰《三国志》不敢犯讳给司马懿及子、孙立传，但在《崔琰传》里，也提到崔琰曾对司马朗说：“子之弟，聪哲明允，刚断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司马懿早年曾在本郡作过郡吏，直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任丞相后，时年30岁了才被辟为相府文学掾。在曹操身边，他得到迅速提升，“迁黄门侍郎，转议郎，丞相东曹属，寻转主簿”。（见《晋书·宣帝纪》）东曹属主管人事，主簿综理相府庶务，都属贴身秘书性的亲重职务。
然而在曹操时期，或许智囊团的杰出之士太多了，司马懿虽然时有建言，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非常”之处。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立为魏太子，曹操任命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那是一个掌管太子宫禁侍卫的重要职务，从此让他成为曹丕的“四友”之一（另三人为陈群、吴质、朱铄），仕途进入了关键转折点。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一死，曹丕继位为丞相、魏王，立即封司马懿为河津亭侯，转任丞相长史，相当于今之总理办公室主任，上了很大的几步台阶。
历来封建帝王将相身边的亲信，升宫致显都比别的人方便，司马懿在曹丕时期，自然进入了“进步”（当今中国官场术语）快车道。曹丕当丞相、魏王不久，又委任司马懿为督军御史中丞，那是一个临时设置的权要职务，相当于后来历代的监军加今之中央特派员，让他以“御史中丞”身份代表曹丕，行使监督领军将帅的重要权力。司马懿及时抓住邀宠效忠良机，〖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凭新任要职联络一批朝廷大臣上表劝进，仅止过了17天，曹丕便接受汉朝末代皇帝刘协的“禅让”请求，实现父亲曹操的遗志，成为魏国开国皇帝。这样的翼戴之功，使他进一步博得曹丕信任，跻身成为当朝心腹重臣之一。黄初五年（224）曹丕出征东吴，即任用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留守许昌，代其统摄后方的行政和军事事务。到外地出巡，也让司马懿留守坐镇，俨然依为股肱。黄初七年（226）五月，时年40岁的魏文帝曹丕“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这四个临终顾命的辅政大臣，两人为曹氏宗亲，两人为当初魏太子的“四友”成员，都有最高军职大将军头衔，共同组成了曹丕身后的最高权力核心。时年48岁的司马懿效忠曹家父子18年，由相当于今县处级官员的相府文学掾起步，登上了相当于今国家主要领导人的官场巅峰，都仰赖曹家父子，特别是曹丕的眷顾栽培。曹丕无论如何料不到，这四个辅政大臣，唯有司马懿会对曹氏的皇权基业由辅到削。
实事求是地说，司马懿决然不是一个天生的背叛者和野心家，他在接受顾命重任以后，为保曹魏天下，还是尽心竭力的。与此前相比，正是以辅政作为起点，他的建功立业进入辉煌时期。黄初七年（226）七月曹叡即位，是为魏明帝，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职务统领禁军，八月即受命率兵去襄阳解围。当时吴将诸葛恪领军围攻襄阳，司马懿大军到达，业已退走。曹叡改任他为骠骑大将军，坐镇宛城（荆州治所，在今湖北荆门县南），都督荆、豫二州军事，主持魏国南部战区的对吴作战。这是司马懿平生第一次出任战区最高指挥官，在宛城四年，虽然魏、吴两方只在淮南地区打过一仗，襄樊一线再没有大的军事冲突，但对他个人而言，不啻是从为政股肱到卫国干城的一次政治角色转换。有了统兵作战的历练和资本，对他后来呼风唤雨的腾挪施为，构成一个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简单一点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关键转折点，从此他手里握有“枪杆子”，在那个乱世中，“枪”可以指挥“政”。没有这里的“枪”作底垫，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司马父子权倾朝野，直到司马炎以晋代魏。
坐镇宛城期间，司马懿终于一显“非常之器”，那就是智平孟达。孟达原是蜀汉的房陵（治在今湖北房山县）守将，黄初元年（220）献城降魏，魏文帝曹丕特意合并房陵、上庸、新城三郡为新城郡，任其为太守，率领旧部驻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形成蜀汉肘腋间的一颗钉子。孟达“既为文帝所宠，又与桓阶、夏侯尚亲善”，在新城倒也活得自在。但桓阶、夏侯尚相继先亡，曹丕又死了，朝中失去了依怙，这位降将就“心不自安”起来。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就多次写信策反，孟达也回信表态愿响应。与孟达一起降魏的申仪素与孟达有隙，秘密上表告发其“与蜀潜通”，曹叡还不相信。
司马懿派参军梁几去调查，劝孟达入朝，孟达惊惧不已，遂于太和元年（227）冬起兵叛魏，打算配合蜀军攻洛阳。诸葛亮去信提醒，要孟达提防司马懿从宛城来攻。孟达却按常理分析，宛城距洛阳800里，距上庸1200里，司马懿要上奏朝廷请准后才能出兵，往返加起来起码也要一个月才能兵抵新城，届时他已打到洛阳了，没有预作防备。殊不知司马懿审时度势，特事特办，不上奏朝廷就于次年（228）春果断出兵，并且倍道兼程，日行军150里，八天就包围上庸，直搞得孟达措手不及。围城强攻16天，孟达部将李辅、外甥邓贤等开门投降，孟达被擒授首。司马懿带着上万俘虏凯旋宛城，又趁申仪来祝捷，将其抓捕起来送往京城治罪。就这样迅雷不及掩耳，干净利落地平息了叛乱，也剥夺了蜀汉北伐一个可利用的援手。从中反映出，司马懿的确“聪哲明允，刚断英跱”，具备杰出政治家不可或缺的胆识和谋略，用兵打仗也能够出奇制胜。
太和四年（230）七月，司马懿奉诏，配合大司马曹真伐蜀，攻入蜀境，因雨退还。次年（231）曹真死，诸葛亮第四次兴师北伐，兵出祁山，司马懿临危受命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代替曹真主持西部战区的对蜀作战。曹叡诏令中说：“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以此为起点，展开了他与诸葛亮之间的斗智斗力，前后历时四年。
面对诸葛亮这样一个军事指挥才能优于自己的国家敌人，司马懿不像对付孟达那样以奇制胜，而是调整成为稳沉持重的求实应变。第一次对垒，他看出诸葛亮之所以选择三月进攻陇西，意图在于抢割当地新熟的麦子，以解决蜀军补给线太长，军粮接续不上的难题，因而不必轻易交锋，只把作战重心放在阻挠蜀军抢割行动上，便可以迫使蜀军不战而退。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是魏国的民屯重点县，司马懿派遣部将费耀、戴凌率领精兵前去防守，自己则率车骑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领兵赶往祁山大营解围。诸葛亮毕竟不是等闲之辈，获悉魏军主力将至，立即分兵固守祁山的蜀军南围军营，自率主力转向上邽去抢割新麦。蜀军围住上邽魏军，同时抢割麦子，迫使司马懿不得不掉头赶来救援。救援的魏军赶到，使蜀军无法从容割麦，诸葛亮求战不得，也只好放弃下邽，转向卤城以求一逞。司马懿率军尾追到卤城，仍只扰不战，拒险固守。这样地跑来跑去，扰而不打，引起部将贾栩、魏平等不满，嘲笑他“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比他资格更老的宿将张郃也说：“不宜进前而不敢逼，坐失民望也！”第一次主持西部战区战事的司马懿拗不过诸将“咸请战”，就硬着头皮打了一仗，结果损失“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于是重新采用扰敌固守策略。拖到六月份，蜀军拖得军疲粮尽，只好退回汉中去。第一次较量，司马懿在战斗中确是失败了，在战略上却是取得了成功。
第二次较量发生在青龙二年（234）。诸葛亮第五次北伐，出斜谷（今陕西岐山县西南），屯兵渭水南岸五丈原（又称南原，在今陕西眉县西南），时在当年四月。按照计划，蜀军下一步行动将是渡过渭水，进占积石原（又称北原，在今陕西岐山县西面），通过占领南、北原两个战略高地，切断曹魏与陇西诸郡间的联系。司马懿采纳郭淮建议，由郭淮带兵抢先占据了积石原，逼使蜀军退到渭南。他本人亲率主力，扎营马冢山，隔武功水（又名斜水，即今陕西岐山县南的石头河）与蜀军大营相对峙。诸葛亮劳师远征，利在速战，所以积极向魏军挑战。司马懿看准蜀军拖不起，就坚壁高垒，拒不应战，坚定不移地以拖为战。久经战事的诸葛亮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拖延战法，只好也不按常规出牌，遣使给司马懿送去巾帼妇人之饰，意在嘲弄戏辱，激其应战。司马懿偏不上当，一方面接受巾帼妇女之饰，另一方面只向来使探问诸葛亮“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来使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他由此得出结论：“亮体毙矣，其能久乎？”更加决意拖垮诸葛亮。部将不理解，认为他怯懦，强烈要求出战。司马懿吸取前一次的教训，在内部也搞拖延战法，故意上表请示裁处。曹叡明白其用心，下诏说：“但（只须）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代劳，全胜之道也。”借天子以制部属，司马懿再也无须听人唠叨，放心大胆地继续拖蜀军。拖到当年八月间，积劳成疾的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军营中，蜀军只好退回汉中。这一次，靠拖延而取得不战屈人之兵的效益，司马懿在战争史上创出一个独特战例。他的权谋和忍劲，也从中表现无遗。
诸葛亮死后，西线十余年间无战事，司马懿转往东线，主持了削平辽东公孙氏割据势力的重大战事。自汉末天下动荡以来，辽东太守公孙度、公孙康父子打着保境安民旗号，名义上归顺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