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节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战至最后身边只剩下将士三人，仍弯弓傅矢，乘小船欲投奔曹仁。不幸船翻被俘，兀自立而不跪。关羽对他说道：“卿兄在汉中，我欲以卿为将，不早降何为？”庞德怒目圆瞋，斥骂关羽道：“竖子，何谓降也！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汝刘备庸才耳，岂能敌邪？我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也！”终不屈被杀，与七军主将于禁跪地乞降，适成鲜明对照。方其时，骂声已经成为他的唯一可用的武器，他就运用这一武器，壮烈地展开最后的斗争，直到杀身成仁。没有任何预谋，但却正气凛然，浩气长存。
吴质的骂也无预谋，从中凸显的本质，却与庞德的骂决意不可以相提并论。吴质其人，在建安时期跻身主流文人之间，以才学通博深得曹丕以及诸侯礼爱。他政治押宝押在曹丕身上，替曹丕出主意修理死对头杨修，送曹操出征独自痛哭流涕以博取眷爱，都使曹丕将其视为第一号心腹，多次写信全都写得情文并茂。曹丕一登上皇帝宝座，就破格提拔他任北中郎将，振威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封列侯。黄初五年（224）吴质从任所入京朝见，曹丕特为破例，诏令上将军及特进以下官员都到吴质住所聚会，并拨出专款设置酒宴。酒酣耳热之际，吴质意欲尽欢，针对上将军曹真身体肥胖，中领军朱铄身体瘦弱，他故意召来倡优当场表演说肥瘦。曹真仗着是曹氏本亲，官职又尊显，生气地责问吴质：“卿欲以部曲将遇我邪？”在座的骠骑将军曹洪、轻车将军王忠也批评吴质，曹真趁势拔刀瞋目，声言“俳敢轻脱，吾斩尔”，骂起座来。吴质怎么服得这个软，当即案剑责骂道：“曹子丹，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朱铄实在看不过，起身说：“陛下使吾等来乐卿尔，乃至此邪？”吴质掉头呵叱他：“朱铄，敢坏坐！”朱铄也是一个急性子，面子上过不去，旋转身就拔剑斩地，大家不欢而散。这其间，吴质比曹真更是恃势骄横，恶语伤人，连皇亲国戚、官高于他的曹真也没有放在眼里，当面辱骂人家是屠案上的肥肉。通过这样一场权贵高层内部的特殊战斗，可以让人看到吴质之类的无行文人一旦有了“最高”一人的权势作为冰山，将会怙威肆行到什么地步。然而就是这样的匪类，在专制帝王庇护之下却能固宠至尊，难道不值得后人深省吗？
吴质辱骂曹真表现出来的怙威肆行当中，显然含有恐吓的成分。辱骂不一定都是恐吓，恐吓也不一定都要用到辱骂，三国时期的第一个军阀董卓便习惯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对文武官员进行恐吓，以达到特定政治目的。初平元年（190）关东诸侯联兵讨董卓，他打算放弃洛阳，迁都长安。司徒杨彪以“迁都改制，天下大事，皆当因民之心，随时之宜”为由，发表了劝阻意见，董卓当即脸红筋胀地申斥道：“杨公欲沮国家计邪？……宫室官府，盖何足言？
百姓小民，保足与议？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驱之，岂得自在！”这一番夹枪带棒的话，吓得在场的公卿臣僚莫不恐怖失色。太尉黄琬小心翼翼地恳请董卓“重思”，他当即“罢坐”，拂袖而去；并且当天就命令司隶官员参奏杨彪和黄琬，撤了两个人的职，致令无人再敢劝阻。如其意愿迁都长安后，董卓筑郿坞，召见文武百官。他预设帐幔聚众宴饮，席间突然传令带出数百名诱降来的北地俘虏，“于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镬者之，未死，偃转（横七竖八倒在）杯案间”。如此凶残地杀人取乐，实则是威慑、警告众人，直吓得“会者皆战栗，亡失匕箸”，而董卓本人却饮食自若。在董卓一类擅权肆虐者的手里，恐吓既是战斗利器，又是驭人谋略，不管花样上如何变幻，意图达到的政治目标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心理上摧垮要对付的人，压迫其服服帖帖地畏从于己，以利自己随心所欲，倒行逆施。
—》文—当过董卓的“义子”，又因私通董卓的侍婢反叛董卓，杀死董卓的吕布，也曾凭借实力恐吓过别人。建安二年（197），反复无常的吕布先被曹操打败，逃跑到徐州投奔刘备。不久，袁术与刘备相攻，许诺送给他二十万斛军粮，他趁着刘备领军在外，偷袭下邳，打了守将张飞一个措手不及，把刘备老婆、孩子都俘虏了。袁术却以吕布未能捉住刘备为借口，不肯兑现许诺的军粮，吕布一气之下，又将刘备迎回来“遣屯小沛”，而自号徐州牧。袁术派大将纪灵率领三万步骑进攻刘备，刘备向吕布求救，吕布便带了一千步兵、二百骑兵赴小沛调解。吕布的兵虽然少，但他久以“飞将”闻名，纪灵一听说他赶来了，即自“敛兵不敢复攻”。吕布在小沛城外安屯下来，邀纪灵和刘备都到他的军营，设宴促使他们“相逢一笑泯恩仇”。吕布对纪灵说：“玄德，布弟也。弟为诸君所困，故来救之。布性不喜合斗，但喜解斗耳。”他叫人在营门正当中举一只戟，声言“诸君观布射戟小支，一发中者诸君当解去，不中可留决斗。”言罢弯弓搭箭，一射正中戟的小支，诸将皆惊，一迭连声地称赞“将军天威也”。第二天，邀集冲突双方再次欢会，然后就罢兵而去。这一出“辕门射戟”故事，表面上言辞温软，波澜不兴，骨子里却充满了恐吓意味。一则吕布素来称“飞将”，二来吕布当众显“天威”，三还加上是在吕布军营当中，纪灵倘若给脸不要脸，准没有好果子吃，所以只好强赔笑脸，引军退去。一定意义上，这也可以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吕布当年恐吓人的手法和效果，无论于古今中外，均不少见。
—》人—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亲自率军南下，轻取荆州，窥视江东，也对孙权先展开了心理战，派人送去了一封恐吓信。方其时，曹操53岁，打遍中原无敌手，全没有把26岁的孙权小子放在眼里，满心以为也会像刘琮一样，恐吓一下便会心惊胆裂，望风归降。他信里写到，“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华丽的外交语言，每一句都包含着威慑力量。所谓“奉辞伐罪”，亮出的是“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堂皇旗号，分明喻示孙权只有效法“刘琮束手”的一条出路。扬言有“八十万众”，虽属夸大炫耀之辞，但实有的大约30万人马，也确实比东吴当时能调集的几万人马强大得多了。“会猎”云云，暗藏着400年前刘邦打着会猎云梦的幌子，一举擒拿韩信的当朝典故，历史的经验教训彼此都决不会忘记。所以这封恐吓信一到，孙权“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一度在孙权集团高层引发出了强烈的心理地震。连张昭那样的孙氏“三朝元老”和顾命重臣，也劝孙权屈膝“迎之”，其他诸多大臣亦是“降”声一片，弄得孙权既犹豫，又失望。若不是鲁肃独抗大流，反对投降，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定大计，这一段历史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以恐吓为核心内容的这类心理战能够产生一定作用，因而当年曹操要用，百代以下的中外后人也爱不释手。
—》书—三国后期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平定淮南之战，就是成功运用恐吓心理战，辅《。文。》助军事《。人。》行动克《。书。》敌制胜《。屋。》的成功例证。先是正元二年（255）魏将镇东将军母丘俭、扬州刺史文钦拥众造反，时任大将军专擅朝纲的司马师接受时任中书侍郎钟会，以及河南尹王肃、尚书傅嘏的谋略建议，“统中外军讨之”。当时母丘俭率其所部据守寿春（今安徽寿县），文钦率其所部在外为游兵，合计拥众五六万人。司马师亲自坐镇汝阳（今河南汝南）指挥主力部队，派监军王基统领前锋诸军，“据南顿以待之”。同时命令镇南将军诸葛诞统领豫州诸军，从北面进逼寿春；又令征东将军胡遵统领青、徐两州诸军，“出于谯（郡治在今安徽亳县）、宋（今山东、安徽、江苏接壤地带）之间，绝其归路”。这样至少三、四倍于叛军的优势兵力，构成了合围态势，他却“令诸军皆坚壁勿与战”。母丘俭、文钦“进不得斗，退恐寿春见袭，不得归，计穷不知所为”，心理上被扰乱了。
—》屋—淮南将士的家乡多在北方，面对优势兵力的合围态势，心理尤其恐惧，导致“众心沮散，降者相属”，仅剩一些淮南新附农民兵还在为母丘俭、文钦卖命。这是军事实力和用兵谋略合构成的心理恐吓，部分起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其效能不亚三五万将士。
司马师随之走出了第二步，派遣时任兖州刺史邓艾统领泰山诸军万余人挺进挑战，“示弱”诱敌，自己则率主力部队迅速跟进。文钦中计，夜袭邓艾，天明才发现重兵掩至了，赶紧落荒而逃，投奔东吴保命。当天母丘俭“闻钦战败，恐惧夜走”，途中同小弟母丘秀、孙儿母丘重一起被杀，不久传首京师，夷灭三族。
参与剿灭母丘俭、文钦叛乱的诸葛诞，与蜀汉诸葛亮、孙吴诸葛谨同为东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但三人分在三国，各奉一主，均居显位。因这次参与东征有功，升任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未久又进封高平侯，食邑3500户，转为征东大将军。但他眼见母丘俭等人累被夷灭，惧不自安，便倾出家财收结众心，厚养死士数千人。同时以筑城备寇为名，要求朝廷增兵10万给他守寿春，私心意图“保有淮南”。当时司马师已死，司马昭继任大将军录尚书事，对诸葛诞产生了疑心，于是采纳长史贾充的献策，于甘露二年（257）五月征调诸葛诞入京任职司空。把封疆大吏调入京城作官，既可能是提拔重用，又可能是削权闲置，甚至有夺命之险。
诸葛诞明白自己属于后一种类型，接诏“愈恐，遂反”。他聚众10余万人，夺扬州，据寿春，并派长史吴纲带着他的幼子诸葛靓“至吴求救”。东吴积极响应，派大将全怿、全端、唐咨和降将文钦一起，率三万精兵进入寿春，并封诸葛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
当年六月，司马昭亲自统领中外诸军26万余众，布置镇南将军王基、安东将军陈骞等率部对寿春“四面合围”。诸将多希望强行攻城，速战速决，司马昭坚持认为：“城固而众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里受敌，此危道也。令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天其或者将使同就戮，吾当以全策縻之，可坐而制也。”所谓“以全策縻之”，亦即千方百计地困死他，震慑他，消耗他，削弱他，最终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胜利。26万余众的大军压境，“四面合围”大半年，“城中震惧，不知所为”。到甘露三年（258）正月，诸葛诞、文钦、唐咨率众突围，都被打回城中去，战场遗留的“死伤者蔽地，血流盈堑”。城内口粮耗竭，“降出者数万口”。文钦素来与诸葛诞有过节，至此又主张“尽出北方人省食，与吴人坚守”，诸葛诞对他疑心加重，将其杀死。文钦之子文鸯、文虎逾城投降，司马昭不仅不杀，还封他们为将军，各赐爵关内侯。这就使城内的人更想保命求活，加上日益饥困，诸葛诞、唐咨智力穷尽，走投无路。司马昭又用反间计，恐吓说“吴中怒（全）怿等不能拔寿春，欲尽诛诸将家”，逼使全怿、全端都率部投降。至二月“四面进兵，同时鼓噪登城，城内无敢动者”，诸葛诞也落得了与母丘俭同样的下场。半年恐吓，一朝全胜，淮南由是平定。
对于辱骂和恐吓，三国时人袁涣自有儒家后学的态度。刘备之任豫州刺史时，曾举袁涣为茂才。其后，袁涣避地江、淮间，曾先后为袁术和吕布所用。吕布与刘备翻脸的时候，要他代写一信去“詈辱”刘备，再三强之，他都不答应。吕布大怒，拔剑恐吓他说：
“为之则生，不为则死！”袁涣颜色不变，笑着回答吕布：“涣闻唯德可以辱人，不闻以骂。使彼固君子邪，且不耻将军之言；彼诚小人邪，将复将军之意，则辱在此不在于彼。且涣他日之事刘将军，犹今日之事将军也，如一旦去此，复骂将军，可乎？”一席话说得吕布自感惭愧，便没有再强迫他。吕布白门楼丧身之后，袁涣归顺曹操，历任沛南部都尉、谏议大夫、丞相军祭酒、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等职，“时人服其清”。曹丕听说他拒吕布之事，问他堂弟袁敏道：“涣勇怯何如？”袁敏回答：“涣貌似和柔，然其临大节，处危难，虽贲、育不过也。”如今看，袁涣对于吕布的恐吓，的确表现得威武不能屈，对于辱骂的理解也合儒学的道理———前一方面值得学习，后一方面也可借鉴。只不过尚须补充一点，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