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十八扯- 第18部分

位益尊，权益重，留下的人全都必须唯命是从，就使他先前并不十分显露的骄矜自大之气凸显出来，滋长成为骄傲狂妄，目中无人。建安十九年（214）马超向刘备“密书请降”，率军自汉中直抵成都，成都守军惊恐失措，十天后，刘璋便向刘备投降。刘备封马超为平西将军，关羽认为他“旧非故人”，私心不悦，迅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明白关羽骄气凌人，也不好批评，只能进行精神贿赂，回信答称“孟起（马超的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汉初）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张飞的字）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关羽一向以美髯见称，号称“美髯公”，因而诸葛亮以“髯”字代称。关羽览信大喜，硬以为自己真是旷绝古今，独一个的超一流名将，得意忘形到把信拿给宾客传看，以满足虚荣心。究其实，他与张飞难分出高下，曹魏主要谋士之一的郭嘉早对曹操说过：“张飞、关羽者，皆万人之敌也。”

另一谋士刘晔也说过：“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陈寿评价他们，同样相提并论：“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关羽既缺乏自知之明，又为了抬高自己，贬低马超，竟连一同起事的“兄弟”张飞也不惜搭上，实在有悖于义。其后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有此前车之鉴，甚至担心关羽遥闻黄忠同列，“恐必不悦”，刘备只好说“吾当自解之”。可见除了刘备，无人再敢招惹关羽。

关羽从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开始，就“董督”荆州，前后历时八年之久，毛病日益深沉。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地当军事要冲，历来都是四战之地。魏、蜀、吴三方分峙局面渐趋形成，荆州更加成为三方必争的枢纽之地，关羽如何履行“董督”重责，无疑至关重要。按照“隆中对策”以来的既定方针，他理当尽力维护与东吴的睦邻友好，但一直以来，他都缺乏这种必不可少的战略认知，老是配合刘备耍赖，充当黑脸角色。幸亏当时东吴的西线主帅鲁肃坚定维护孙、刘联盟，软、硬两手运用适度，小冲突才没有演变成为大翻脸。即便如此，关羽还是不明智，悍然得罪了孙权。建安二十年（215）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后不久，孙权曾遣使面见关羽，提出让关羽女儿同自己儿子结婚，再搞一次政治联姻。当初刘备都可以上门迎娶孙夫人，这一次，关羽却不识大体，不顾大局，扬言“虎女岂能嫁犬子”，辱骂来聘的使者，拒绝许婚。孙权一壁头碰得鼻青脸肿，怒不可遏，自然加紧了夺取荆州的步伐，待吕蒙取代鲁肃主持军务，就演出了“白衣渡江”那幕活剧。其间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关羽如此得罪盟友，已经给他留下祸根，不仅遭到了丢失荆州、丧失性命的现实报应，而且导致孙、刘联盟一度破裂。

对盟友尚且如此蛮横无理，因小失大，对部属，对位居己下的同一集团中人，势必就更加不可一世，轻慢无度了。其结果，造成了他在集团内部人缘太差，一旦有事便抽底火。关羽攻襄樊，以及败走麦城时，几次要求近在上庸（今湖北竹山县）的刘备义子、副军将军刘封和宜都太守孟达“发兵自助”，刘封、孟达都“不承羽命”。吕蒙、陆逊袭取荆州时，素遭关羽轻侮的刘备妻弟、南郡太守糜芳和将军傅士仁，也相继拱手投降，献出江陵、公安，断了关羽退路。众叛亲离到这种程度，也只能叫做“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民间述闻都说关羽“大意失荆州”，究其实，被吕蒙、陆逊麻痹，把原先留守江陵、公安后方的部队调往襄樊前线，使后防空虚，给了吕蒙“白衣渡江”可乘之机，大意确有一些，却决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骄狂自大，刚愎自用，外失盟友，内失人缘，自己播下了败亡恶果。

不过，是非功过不能互掩，关羽确实颇能打仗。建安二十四年（219）八月，就任前将军未久，他便抓住刘备占领汉中的有利时机，主动发兵进攻樊城，把曹魏大将曹仁围困在城内。当时曹操刚从汉中败退到长安，听说曹仁危急，立刻派另一大将于禁率领七军驰援。时值大霖雨，连下十几天不断，引起汉水暴涨，决堤泛溢，将不及逃避的七军悉数淹没。于禁带着极少侥幸获生者避到高处，关羽乘大船赶到，迫使于禁俯首投降。曹魏勇将庞德力战不屈，船覆被俘，仍立而不跪，大骂拒降，被关羽杀掉。关羽趁水势，进一步把樊城围困得水泄不通，曹仁及其数千将士几乎成了瓮中之鳖。关羽又派出一支部队，把魏将吕常据守的襄阳包围起来。一时间，关羽的威名响震华夏，曹操治下的梁、郏、陆浑（今河南中西部）等地的郡县长吏相继反水，接受关羽的节制。曹操相当恐慌，拟议从许都迁徙到洛阳。幸得司马懿、蒋济等人献策，认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以派人去向孙权许诺“割江南”作为封地，换取孙权出兵“蹑其后”，达到“樊围自解”，才没有仓皇迁都。

曹魏的离间拉拢，正遇上孙吴方面吕蒙、陆逊已经着手袭取荆州，于是一拍即合，两面夹攻关羽。吕蒙“白衣渡江”，糜芳、傅士仁不战而降，江陵、公安迅速落到孙吴手中，关羽背后已无依托。

正面襄樊战场上，曹魏名将徐晃率领的援军也赶到了，关羽不能克，只好求自保，“引军退还”。这一次北伐大仗，是关羽平生作为主帅，亲自策划、亲自指挥、亲自上阵打的第一次大仗，开局确实所向披靡，将他的威名推到了顶峰。只可惜，顶峰也是命运转捩点，一旦腹背受敌，后退无路，便跌落到谷底。当年十一月败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于临沮（今湖北远安北）被俘，与子关平一同被杀。英雄末路，比四百多年前的项羽败走乌江犹自不如，一生的结尾打上了一个悲剧句号。

关羽被俘遇难后，孙权把他的首级送给曹操，曹操下令厚葬。

刘备一听到噩耗，就“忿孙权之袭关羽，将东征”，谁也劝阻不住。

张飞自然要从征“伐吴”，“当率军万人，自阆中（今属四川省南充市所辖县级市）会江州（今重庆市中心城区）”。临到发兵前，“其帐下将张达、范强杀飞，持其首顺流而奔孙权”，也以悲情结局走完了生命历程。这些情况都说明，关羽之死影响巨大，牵连到了鼎峙纷争的三大集团。最大的影响在于宣告孙、刘联盟破裂，蜀、吴之间爆发了夷陵之战，三国历史进入另外一个格局。刘备战败之后死在永安城，虽然与关羽之死、张飞之死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但从历史风云变幻看，确可以看作社会意义上的同年同月同日。尽管如此，在刘备生前，并没有给予关羽任何一种超常哀荣。直到后主景耀三年（260）秋九月，即关羽身后41年，才被追谥为壮缪侯。同时受追谥的还有张飞、马超、庞统、黄忠，关羽除了名列第一，没有任何特殊。其后20年，即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国历史结束，时年48岁的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编撰《三国志》，仍然只是将关羽同张飞、马超、黄忠、赵云并列一传，而没有像对诸葛亮和陆逊那样单独列传。在总评里，还总是把关羽和张飞拉在一起说，既赞扬他俩“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并有国士之风”，又尖锐批评“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这样的评语，在《三国志》中，充其量只能算中上档次。

身后开始受钦敬追捧，是在南北朝期间，距关羽之死已过300年。这300年中，取代三国实现一统的西晋王朝非常短暂，公元316年就被东汉以来入居内地的非汉民族推翻，司马氏后人司马睿向南逃跑，在三国时分属蜀、吴两国而版图略小的范围内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政权维持到420年，又被刘裕所取代，晋换为宋，是为南朝之始。南朝历经宋、齐、梁、陈四个小王朝，由汉族军阀、世族相继主控，所占领土渐次缩小得不及三国东吴，苟延残喘至589年陈被隋灭，遂告终结。而在中原地区和东北、西北、西南地区，早在西晋未亡将亡时，氐族人李特已于303年建立成政权，匈奴人刘渊也于304年建立汉政权。从西晋末到刘宋初的130余年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以及汉族不同分支、不同世系的人建立的割据政权多达20余个，其中的前、后二赵，前、后、西三秦，前、后、南、北四燕，前、后、南、北、西五凉以及成、夏政权实体，史称“五胡十六国”。分治纷争到439年，鲜卑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地区，是为北朝之始。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刘宋军队北伐，初胜终败，从此确立了北强南弱、北盛南衰的基本格局。历经东、西二魏和北齐、北周，延续到581年周禅于隋，北朝方告终结。自秦灭六国，汉代秦兴，形成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垂400多年，像这样的由好几个族群长时期割据分治，交错纷争，非唯前所未有，抑且连400余年后的“五代十国”也不好相提并论。

新现实矛盾万端，必不可免地会拷问当时人，促使他们作出反应。

南朝的统治阶层是汉族人，他们早就习惯了把其他民族视为夷、蛮、戎、狄的“非我族类”，当时统称作“胡”。历史性地看，并不宜过分责备他们，他们没有学过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民族平等，总是把汉族当成“中国”老大。他们以后的一千多年，汉族人老讲“五胡乱华”，甚至时至当今，一些号称尊奉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界人和官场中人，口头上会讲反对大汉族主义，骨子里仍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弹着那种老调。所以说，不宜过分责备南朝人。但他们积弱既久，有心驱“虏”，无力回天，便把“恢复中华”的精神诉求寄托于英雄崇拜，从距他们最近的三国历史寻找英雄。这样的精神寄托与正统观念掺合起来，他们由自认南朝政权才是汉族中央政权的正统承续，认定唯有蜀汉政权才是先前的同序正统，因而舍同在江东的东吴周瑜、陆逊于不顾，选中了蜀汉关羽、张飞作为英雄偶像。

那时候，主要着眼点多在“万人敌”，因而常将骁勇善战的关羽、张飞合在一起追捧，也有特别崇拜关羽一人的。据《宋书》、《南史》记载，诸如刘宋时的勇将薛彤、高进之，萧齐时的勇将桓历生、蔡道贵，都被人比作“关张”；而刘宋时的勇将安都单骑突入敌营斩叛将鲁爽，则被人比作关羽斩颜良，陈时名将萧摩诃更以“关羽再世”自我称许和为人称道。与此相映成趣，据《北史》等史籍记载，前秦的勇将王飞、邓羌，北魏的勇将杨大眼、薛延伯等，同样以关羽作比，并不认为“非我族类”。如此奇妙，似不可理解实可理解，就同尔后唐、宋、元、明、清1400余年一样，汉族统治阶层往往越衰弱时越推崇关羽，少数民族统治阶层却是入主中华后备加讲究推崇关羽，俨然成为一种中国传统特色。统治思想融入了民间，得到广泛的认同，宋、元以降关羽就成了中华多民族所共认的第一名将。

与族群精神寄托催生的英雄崇拜几乎同时，都有民俗化选择的佛、道两大宗教，先后把关羽请进自己的教门供奉，佛教在其间起着导夫先路的作用。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关羽生前的福祸交集之地荆州江陵一带，神祠尤其昌盛。《宋书·陆法和传》记载，陆法和得到神灵相助，虏获任约，传说将神灵与关羽相连。唐人董侹撰《贞元重建庙记》，不仅认定这件事，而且还说在陈废帝光大年间（567—568），佛教天台宗四祖智凯从天台山来到当阳玉泉山，坐禅于乔木之下，夜梦关羽显灵。传说智凯为弘扬佛法，在玉泉山修建显烈庙安置关羽，从此关羽护佑一方，成为佛寺护法伽蓝，《三国演义》所写的关羽玉泉山显灵即由传说演绎而成。民间还流传另外一个说法，说是佛教禅宗五祖弘忍之徒神秀，因为作偈输给了慧能，便于弘忍圆寂后另立禅宗北派，以与慧能的禅宗南派对立。神秀在当时玉泉山立庙，供关羽为护法伽蓝，声势大振。从此以后，禅宗和天台宗都争奉关羽，南北各地的佛寺宝刹多以关羽为护法神，历朝积代，达到了“中原有地皆修祠，故土无人不荐香”的地步。

道教尊奉关羽虽比佛教晚，但后来居上，层次更高。集中表现于，借用皇权来凸显关羽，把关羽抬到凡人难及的尊崇地位。唐、宋帝王都尊道，唐太宗李世民诏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指李耳，即老子）……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