龀銮У淖颂诮ò彩迥辏�210）亲自到京口（今江苏镇江）
拜见孙权，表达“绸缪恩纪”的意思“借”得荆州。他还完成了一次政治联姻，时年五十岁的老男人刘备，做了时年二十九岁的少壮派孙权的妹夫，双方都假借婚姻纽带“固好”，维持一段相安无事。
加之曹操赤壁战后主攻方向在西线，刘备集团就得到了站稳脚跟，扩充实力，以图发展的难得机遇。二是采纳殷观的意见，以“新据诸郡，未可兴动”为由，婉拒孙权“欲共取蜀”的要求，实际上单方准备尽将蜀地据为己有。这一“进退之计”，使得刘备集团坐“收吴、蜀之利”，将主动权拿到手里。三是趁机广纳人才。庞统、黄忠、伊籍、马良、陈震、廖立、刘封、魏延、杨仪、霍竣、向朗等一班谋士武将，都是在荆州期间归附于刘备的。继诸葛亮之后，众多杰出人才集聚到刘备营垒当中，从根本上扭转了刘备中原逐鹿数年，辅佐力量只有关羽、张飞、赵云等勇将，一手较硬一手特软的不利局面。在那个“人谋”常起决定作用，“人谋”出自人才，实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的乱世当中，这一个扭转，对于刘备的政治功业无疑具有里程碑价值。
又一大机遇出在建安十六年（211）。那一年，曹操派钟繇等人率军进攻汉中讨伐张鲁，益州牧刘璋闻讯相当恐惧，听信别驾从事张松的说辞，邀请刘备入蜀讨张鲁。刘璋派军议校尉法正率四千人到荆州去迎接刘备，先后送给刘备的军资“以巨亿计”。他不知道，张松和法正已暗通刘备，正干着卖主求荣的勾当。刘备自然不放过这一天赐良机，迅即留下诸葛亮、关羽驻守荆州，亲自带领庞统率卒数万人入益州，溯长江、嘉陵江而上到达涪城（今四川绵阳），与刘璋相会。法正、庞统劝刘备趁着欢会袭取刘璋，刘备说“此大事也，未可仓卒”。二刘欢宴百余日，刘璋给刘备“车甲器械资货甚盛”，把自己的白水军拨给刘备指挥，让刘备拥兵三万余人，自己才回成都。殊不知刘备并不进讨汉中，军到葭萌（今四川广元）就驻扎下来，“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第二年，曹操进攻孙权，孙权向刘备求援，刘备便以必须救援孙权为借口，要求刘璋再给他“万兵及资实”。刘璋只给了他四千兵，其余给其半。碰巧张松暗通刘备的事暴露了，刘璋收斩张松，并下令关戌诸将文书不再“关通”（通报）刘备。于是刘备“大怒”，撕破了先前欢会笑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回师南下，攻破涪城、绵竹（今四川德阳），进围雒城（今四川广汉）。与之同时，诸葛亮、张飞、赵云也率军西进，溯长江而上攻占白帝（今重庆奉节）、江州（今重庆渝中）、江阳（今四川泸州），进逼成都。战事相持一年多，至建安十九年（214）夏，刘璋终于出城投降。刘备把刘璋迁往南郡公安（今属湖北），自领益州牧。从此，刘备占据了益州以及荆州大部（原有四郡，加上从孙吴“借”得的南郡），俨然成为与曹操、孙权分峙鼎立的“三足”之一。在与刘璋周旋的三年多中，他的老谋深算，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直至取而代之而后快，几近出神入化。综观其一生，蚕食鲸吞益州堪称得意之作，当年曹操引他为英雄同侪终于得到了验证。刘璋投降之日，是否对自己引狼入室痛心疾首，追悔莫及，史书上从来讳莫如深，但今之视古犹如后之视今，并不难作出判断。
从进入益州，到主宰益州，刘备在政治上所恪守的纲领便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所谓“众心”，固然包含着“民心”，但主要是“官心”或“士心”。封建集权专制体制在汉代已经相当完备，官僚士大夫已经成为这一体制最恒常的支撑力量，所以，帝王、君主或独裁者都懂得要“收”官僚士大夫之“心”，连董卓都要强迫蔡邕心甘情愿地为他服务，刘备自然更有一套。刚占领成都，他就“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让他们分享胜利果实。接着便分封官职，“诸葛亮为股肱，法正为谋主，关羽、张飞、马超为爪牙，许靖、糜竺、简雍为宾友，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排摈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陈寿列名举述，大体如实地概括出了封官情况，但也掩盖了一个易被忽视的关节。那就是，述之有名者凡15人，其中关羽、张飞、糜竺、简雍都是早在刘备起家初期即已追随左右的亲信元老，马超独为出身军阀世家的新归附者，荆州旧部只有诸葛亮一人，另外九个“显任”者均属益州新臣。诸葛亮担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前一职务相当于今之总参谋长，是在荆州就有的；后一职务的“署××××事”例为摄官，即代理、试充某种官职，“左将军”本为刘备在许都时所受官职，“署左将军府事”相当于今之中央办公厅主任，虽然重要却不是最高。而法正“为蜀郡太守，扬威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才是刘备最“信爱”的人，诸葛亮对之常避忌三分。许靖则凭着资格老，虚誉高，担任左将军长史（相当于今之中央秘书长）、
领镇军将军，常“清谈不倦”，“诸葛亮皆为之拜”。建安二十二年（217）刘备出征汉中，出主意的是法正，“从行”的也是法正。二十四年（219）刘备进位汉中王，领衔上表的是马超和许靖，诸葛亮名列第五；两年后刘备称帝，领衔劝进的是许靖和糜竺，诸葛亮名列第三。在历来的封建集权专制体制中，官僚的排位次序神圣不可侵犯，这两个位序足以表明，当时的诸葛亮一直位在许靖之后。
刘备在成都所重用的权势群体是以法正、许靖为代表的益州新臣，充分说明他这“强龙”就是要靠“地头蛇”，就是要“收”买“地头蛇”的“官心”、“士心”为己用。他在成都第二次政治联姻，也是听法正的话，将刘姓宗室兄弟、刘焉之子刘瑁的寡妻（其父吴壹也是益州新臣之一）纳为夫人，后为王后和皇后，亦即身后与他“合葬惠陵”的穆皇后。如此这般地用“地头蛇”和纳新夫人，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把依靠重心向着益州新臣倾斜，使这位占领者迅速树立起了“恩德”形象，换取到了蜀中官僚士大夫的集群式“归心”，对平稳过渡提供了保证。但对荆州旧部的相对冷落，也导致了新、旧之间的潜在矛盾（后来诸葛亮与李严的权力之争即为其显例），赵云、廖立等旧臣长期得不到重用，以至蜀汉后期缺乏杰出人才，“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行”。刘备奉行的实用主义用人政策虽有其合理性，从长远看有得有失，但得小于失。
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称王称帝前后的刘备也是有得有失，但得小于失，并且失严重地大于得。建安二十年（215），孙权遣使向刘备讨还荆州，刘备回答“须（等到）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气得孙权斥为“猾虏乃敢挟诈”。一怒之下，孙权派吕蒙袭取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双方联合后第一次开启战端。刘备立即还以颜色，引兵五万下公安，欲夺回三郡。适逢曹操攻取了汉中，刘备担心曹军趁机进攻益州，只得换一张面孔，重新“与权连和”。经过谈判达成协议：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三郡东属孙权，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则西属刘备。这一次外交失信耍赖，暴露了刘备多年以来成功掩饰住的“猾虏”“挟诈”劣性，孙刘联盟脆而不坚他应承担主要责任。继之以武力相争，也未能保全荆州江南三郡，脸也丢了，地也失了，到头来还得装笑以求和。脆弱的联盟固然勉强维持下来，但裂隙既经撕开，注定无法弥补，为后来关羽尽失荆州埋下了祸根。
东线的这一失地损失，刘备当作苦酒吞了，建安二十二年（218）
才从北线找补回来。当年采纳法正的建议，向汉中进兵。次年春从阳平关南渡沔水，黄忠在定军山斩夏侯渊，一战而大破曹军。曹操亲自引军来战，刘备“敛众据险，终不交锋”。相持到夏天，曹军攻不能克，“亡者日多”，只好选择了撤退北还，刘备“遂有汉中”。全部占据巴蜀、汉中之地，再加上荆州三郡，基本实现了十二年前隆中对策所规划的“跨有荆益”，“高祖因之以成帝业”的功业路线图终于呈现在刘备眼前，刘备恍若登临顶峰。那一年，他五十八岁，志得意满地进位汉中王，圆了少儿时期“乘羽葆盖车”的英雄美梦。可怜他并没有意识到，由于他给关羽埋下了败亡的祸根，他的政治功业很快便会从顶峰向低谷坠落。
就在刘备当上汉中王的那一年，刚拜为前将军、假节钺的关羽丢失了荆州，而且丧身传首。刘备“忿孙权之袭关羽”，拒听赵云等人的谏阻，决定东征报仇。蜀汉章武元年（221）秋七月，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刘备亲自率部东征，不赞成他这样做的诸葛亮、赵云等人一概留置不用。孙权遣使请和，他也盛怒不许，当年鞭督邮那个刘备重新现身了。蜀汉军队将近八万人，声势虽然浩大，行动却很迟缓，前后迁延五个月，章武二年（222）正月才抵达秭归（今属湖北）。孙吴军队只有五万人，在陆逊指挥下，主动实施战略后撤，一口气退了五六百里，在“国之关限”的夷陵（今湖北宜昌东）重兵布防，把“虽有锐师百万，启行不过千夫，轴轳千里，前驱不过百舰”的三峡崎岖地带让给了蜀军。刘备连营七百里，行军纵队拉成了长条，水、陆南北分割，主力到三月才进至猇亭（今湖北宜都北）。陆逊坚壁不战，双方相持对垒。拖到闰六月，被阻于山林中的蜀军受酷热煎熬，将士疲劳沮丧，陆逊乘机施行火攻，连破蜀军四十多座营寨，蜀军大将张南、冯习等阵亡，杜路、刘宁等投降。刘备乘夜色仓皇逃跑，从秭归一直逃到鱼复（今重庆奉节东），才得到赵云、马忠接应安顿下来。这一战，蜀军折损大半，“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飘流，塞江而下”，元气大伤，荆州完全落入了孙吴之手。幸亏同年十二月曹魏攻吴，孙权担心两面受敌，遣使来讲和，中断三年的孙刘联盟才得以修复。这场决定三国鼎立最终形成的夷陵之战，以孙吴大获全胜告终，也宣告了刘备其人以空前惨败结束军事生涯。
刘备遭此惨败，心理和生理全面崩溃，他将鱼复改名为永安，窝在永安度过最后一段时光。章武二年（222）八月，他把辅汉将军李严召到永安城，拜为尚书令，着手安排后事。次年春染上痢疾，既而转染他症，遂一病不起。苟延残喘到章武三年（223）二月，又将丞相诸葛亮召来，并于四月向诸葛亮、李严托孤，完成了生平最后的一桩政治大事；其间的本末，我将在《一片疑云留永安》当中详述和考辨，这里姑不展开。夏四月癸巳，亦即四月二十四日，刘备病逝于永安宫中，时年六十三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
“五月，梓宫自永安还成都，谥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惠陵今存成都武侯祠侧的南郊公园，规模不算大，前无门阙、石制之类，寝殿颇为简仄，墓碑刻于“大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经过后人培修无疑。
一千多年来，人们都相信刘备以及甘夫人、穆皇后都合葬在惠陵，不像曹操墓有“疑冢”之说。但自从1961年郭沫若在奉节考察时提出，刘备死时正值酷暑，当时没有甲醛、水晶冰棺之类的设备，尸体无法完好地运回成都，惠陵当是一个衣冠冢以后，刘备实葬奉节之说便出来了。20世纪60年代，奉节修县委办公楼时，工地曾经挖出一个大洞，修出城公路时又在那里挖出了一条一米宽的土槽，一些文物界人士推测就是刘备墓的墓道。1982年安徽物理探测所应邀前往探测，测出县委办公楼附近夔州宾馆的地下有十八米深的地洞，并且有金属反应，推测可能是铁墓门或金属随葬品。还有一本奉节县的“刘氏族谱”，指认刘备墓的确在奉节。因此，刘备是葬在成都，还是葬在奉节，两说之争各有其依据，相关资料在奉节县白帝城博物馆辟有专室加以陈列。文物界内外不少的人建议，趁三峡工程之机，对上述地址作考古发掘，以便探明真相。非常遗憾，2006年9月25日，奉节老县城基本被全淹，所谓“刘备墓遗址”自兹将沉入水底，真正成为了千古之谜。
陈寿评刘备，拿他同两个人进行了比较，从中引出褒贬。一是同刘邦相比，说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在两汉、三国的刘姓帝王中，刘备确实与刘邦在待人接物上近乎出于同一模具，最有高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