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时期同法国大革命时期从纵的方面衔接起来，使读者看清这两个阶段
的连续性，而且把拿破仑统治时期的法国放到世界史范围内加以考察，从横
的方面同欧洲各国历史联系起来。勒费弗尔一方面肯定了拿破仑顺应历史潮
流，在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推进资本主义发展方面的贡献，另一方面也
指出了他与封建势力的妥协和对雅各宾派的压制。在论述拿破仑通过征战把
法国大革命的成果推广到欧洲其他地区所起的积极影响时，作者也揭露了拿
破仑建立欧洲甚至世界帝国的野心和他所进行的战争的扩张侵略和掠夺的
性质。此外，本书对当时欧洲列强的争霸以及英国和俄国的扩张侵略政策也
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揭露。总的说来，作者对这段法国和欧洲历史的叙述比较
全面细致，条理清晰，对当时法国国内外各种矛盾也有所剖析，对拿破仑本
人性格的刻画，有些地方也是比较深刻的，有助于我们了解法国和欧洲的这
段历史。
① 《法国革命》一书最初系由勒费弗尔与居维萨尼亚克合著，1930 年初版；1951 年由勒费弗尔全部改写。
从这一版起改由他单独署名出版，1968 年印行了第六版。
应该指出，勒费弗尔对于拿破仑的对外政策的分析是缺乏说服力的。尽
管他也谈论法国同欧洲之间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冲突，法英、法俄争夺霸
权的矛盾，以及欧洲民族主义反对法国统治的斗争，但是他没有紧紧抓住这
些对立和冲突，进行阶级分析，揭示它们的转化规律，却认为拿破仑所追求
的各种目的是互相矛盾的，因此断言：“没有任何合乎理性的解释可以把拿
破仑的对外政策统一起来，。。归根结蒂，还是要回到他的‘野心’上来。”
（161 页）但是这种“野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作者无可奈何地又归之于
拿破仑的“性格”：“勇于冒险，迷于幻梦，任性冲动而不能自制”（同上），
并概括地说：“拿破仑其人主要地就是他的气质。”（68 页）
我们并不否认一个英雄人物的性格对于历史发展所起的某种作用。马克
思曾经指出：“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
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
然情况’。”①但是任何性格都脱离不了一个人的思想倾向，特别是政治思
想，而政治思想也不可能是抽象的，超阶级的。拿破仑的称霸野心正是法国
大资产阶级本性的集中表现。
勒费弗尔无法解释为什么拿破仑既满足了法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同
时又进行“没完没了的战争”，以致损害了法国的民族利益。于是他又用“此
人的性格较之他的天赋更不能安于和平与节制”（64 页）来说明。实际上，
在当时欧洲的政治制度下，一国之所得就是他国之所失。而且每次战争总是
以拿破仑作为胜利者强迫战败者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告终，从而播下了新战争
的种子。归根结蒂拿破仑“野心”的根源不应从他的“浪漫主义”性格中去
寻找，而应该从他作为大资产阶级代表的特殊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中去寻
找。正如马克思指出：“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他
· · · ·
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碍的发展、私人利益的自由运动等等是
这种国家的基础。他决定承认和保护这一基础。”②这就是说，拿破仑建
立帝国这个政治上层建筑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
益，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但是，拿破仑的称霸野心又是无止境的，他把
建立霸权看作最高的政治利益。“只要资产阶级社会的最
重要的物质利益（即商业和工业）一和他拿破仑的政治利益发生冲突，
· ·
他也同样毫不珍惜它们。”③正是拿破仑的不断战争论导致了法国的失败和
帝国的崩溃。
作者还多次嘲弄“历史决定论”，宁愿强调偶然因素，例如他认为“拯
救英国的不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自然规律’，而是俄国的冬天。”（144 页）
他也未能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在涉及亚洲和中国的部分，他只把远东地
② 马克思：《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 卷，第157 页。
③ 同上，第158 页。
区看成殖民和传教的对象，而抹煞了这个地区的独立发展。他还主观地推
断，如果不是由于欧洲的战争，远东早已被西方列强侵占了，“欧洲的内哄
拯救了远东达四分之一世纪有余！”（299 页）这些错误论点希望读者加以
注意和批判。
原著书名为《拿破仑》，为了更符合本书的内容，中译本书名增加“时
代”二字。本书原为一卷本，中译本分上下卷出版。上卷由河北师范大学外
语系《拿破仑时代》翻译组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9 年出版的英
译本译出；下卷由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根据法文原著第六版译出。
圣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端木正同志根据法文原著参照英译本
进行了校订。中译本除增加一些译注外，还选用了英译本的少量注释。
原著开列大量的参考书目，分别附在各编、各章节的页下。我们只择其
要者选录，把参考书目集中附在上下卷正文后面。
原著索引全部译出，索引中的页码和译文旁边的页码均为原书页码。
1977 年7 月
拿破仑时代（上卷）
第一编 革命的遗产
第一章 旧制度与革命的冲突
十年的演进，而尤其是战争，深刻地改变了法国革命的进程。欧洲的面
貌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法国领土向“自然疆界”的扩张显然打破了欧洲
的均势。波拿巴所接受的遗产对他的政策有重大影响。阿尔贝·索雷尔①认
为波拿巴是他的命运的产物而不是他的命运的创造者；即使我们不同意这个
论点，明确他所接受的遗产的一些特征还是适当的。
在这些特征中，最深刻的是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与欧洲之间的冲突。首
先是社会冲突：特权阶级和受第三等级的其余阶层支持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
突；其次是政治冲突：因为君主专制象特权一样受到了责难，此外，把贵族
置于自己保护之下的帝王们，冒着和贵族同归于尽的危险。最后，还有宗教
冲突，这种冲突是由于人们一般把法国革命理解为笛卡尔理性主义的产物而
发生的，因为笛卡尔的无情批判摧毁了神秘和传统，人们认为这是构成旧制
度的基础。各大国争夺霸权的斗争使上述各种冲突模糊起来，但却没有把这
些冲突从当代人的意识中消除。这些冲突顽强地支配了拿破仑时代的历史。
一、社会的和政治的冲突
热月9 日以后，法国革命的退潮已经很明显了。共和三年（1795 年）宪
法使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他们虽然真诚地拥护新秩序，但却反对民主，他
们不能把民主和雅各宾主义的经验加以区别。他们同斯塔埃尔夫人和空论家
们一道，设想了一种寡头政治，它比英国的寡头政治更加现代化，但在本质
上相类似；它要在富人的利益和“贤达”的智慧之间搞平衡。同时，资产阶
级逐渐着手摧毁山岳党人的成果，甚至对制宪议会议员的成就也不放过。他
们废除了家庭法庭和仲裁程序，恢复了债务监禁和公证人费。共和二年遗产
继承法的“追溯既往”的特征消失了，私生子的权利受到了猛烈打击。国有
产业①的出售，除对富人外，不再对任何人有利；共和七年，把那些被抵押
的国有产业，无代价地给予了持有这些产业的人。村社公地的分配中止了；
政府又力图把农民从1789 年以来就自由使用的森林中驱逐出去。
但是这一切对于欧洲贵族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法国革命是为
了争取资产阶级理想的实现，可是它仍旧是一场争取公民平等的革命。它的
军队所到之处如比利时、来因地区、荷兰、瑞士，法国革命都摧毁了旧制度；
教皇成了囚徒；奥伦治亲王、来因的选侯们和瑞士的贵族们都逃跑了。只有
苏沃洛夫的胜利夺回了意大利，恢复了那些正统王侯的地位。颠覆性的宣传
秘密地渗入了法国的邻邦，到处都在议论法国农民的解放以及无套裤汉胜利
的消息。作家和新闻记者所作的努力，其效果比不上这些不胫而走的传闻；
他们几乎都由于恐怖时代的过激行动而感到幻灭，或者
被迫沉默了。希望和法国人一致行动的人到处都能找到，例如在南部德
意志就有。甚至在普鲁士，拒服劳役和抗交封建赋税的也越来越多。谣传国
王将废除这些苛捐杂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即位时就收到了大批请愿
书。在大洋的彼岸，纳里尼奥翻译了《人权宣言》；在美国，华盛顿及其随
从怀疑杰佛逊和共和党人①已被平等狂毒害了。
各处的贵族，甚至在辉格党的各大家族中，都吓得惊慌失措而聚集在国
王的周围；各国的政府都加紧了控制。除了屈服于保罗一世的残暴专制下的
俄国之外，奥国是首屈一指的，因为在那里，科洛雷多从此成了实行愚民政
策的警察国家的化身，而梅特涅后来又被认为是始作俑者。在普鲁士，直到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死前企图实行同样制度的沃尔纳险些被解职。在耶
拿，费希特因为宣传无神论而被控告，遭到了魏玛公爵的抛弃，并在1799
年被迫放弃了教授职位。在英国，1794 年以后，人身保护法停止执行，“煽
动性的”社团和出版物也遭到了禁止。1799 年，皮特强迫印刷商表明他们的
忠顺，把非法组织的成员流放七年。在美国，联邦党人利用和督政府断绝关
系而通过了针对法国民主主义者的“移民法案”，还通过了针对社团和报纸
的危害治安取缔条例。在拉丁美洲，已经有人为自由事业献出了生命。“雅
各宾派”所激起的恐怖，虽然并非全无根据，但却是被人夸张了。那些少有
的赞美法国的人，象康德、费希特和在着手批判伯尔尼的贵族和符腾堡的寡
头政治的年青的黑格尔，都非常谨慎地规定自己只响往合法的与和平的进
步。没有一个国家自发地效仿法国；传播法国革命原则的，就是法国的军队。
虽然反动势力很猖狂，但不能说它们谴责了所有的改革。开明专制已经
表明：某些改革是可以同君主专制政体和贵族社会相调和的。旧制度的各国
政府承认法国制宪议会的成就并非一无可取，因而羡慕法国行政上的统一和
它对财政特权的废止。英国的例子进一步向欧洲大陆上的农业国表明了圈地
的优越和农奴制的落后。然而，只有在德意志，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和普鲁士
才进行了改革，这种改革把西方影响和本国传统结合起来。
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虽然在学者中间失去了威望，但已经教育了资产阶级
和政府官员。在巴伐利亚新掌权的蒙特热拉伯爵就是启蒙运动的信徒之一。
在柏林，奥国的大使尖刻地说过，普鲁士的官僚谴责法国的敌人想“把理性
的统治从地球上清除掉”，而普鲁士的伟大正应是归因于理性的统治。普鲁
士的高级文官形成了社团，事实上采用互荐的方法吸收成员，保持了强烈的
团体精神。他们很不高兴地注视着国王不断扩大“内阁”权力，以至一切都
由国王和他的“秘密顾问”来决定；国王及其“顾问”对西里西亚和波兰的
一些省份的亲自治理，曾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招致了灾难性的
后果。这些大官愿意把国王置于法治之下；1794 年完成了弗里德里希法典起
草工作的威廉·卡莫，就在法典中写入了关于个人自由、法官的终身任职以
及宗教宽容等条文。他们同时也认识到：弗里德里希的国家实行的是农奴
制，各省都珍惜自己的特殊制度，彼此为关税壁垒所分隔，都认为自己是一
个自治的“民族”，因而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最后，象波罗的海沿岸
各国一样，普鲁士二十几年来已经变成大量出口粮食和纺织品的国家开明人
士注意到，萨克森的农学家阿尔贝·塔埃开始把英国的农耕方法介绍到丹麦
的范例。他们对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同样感到兴趣，这种学说在汉堡
由比施讲授，在维也纳由瓦特罗特讲授，而在科尼希斯贝克以克里斯蒂安·克
劳斯的讲授最为著名。他对这个君主国的两位杰出的治理者舍恩和施勒特尔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最倾向于接受新思想的人都是普鲁士从德意志西
部或国外招来的客卿：弗兰科尼亚的卡尔·阿尔滕施泰因，汉诺威的卡
尔·冯·哈登堡——他治理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从丹麦来的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