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通，怪不得人家都说你是人精，我看你都快成妖精了！”
“驻京办主任不就是生活在人妖之间吗！存山，听说衣梅调到药王庙社区动迁安置指挥部去了，是不是比在街道办事处更辛苦？”
“可不是，能通，这些年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个问题，市政府搞建设本来应该为民造福，结果却是市政府得到了利益，开发商得到了利润，倒霉的总是老百姓，为什么非要牺牲老百姓的利益搞建设？如果搞建设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建设、这样的政绩又有什么意义？”
“存山，你这个问题很尖锐呀，不是你我这个层次的干部所能回答的，不过，我觉得中央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不然不会提出要全党树立科学发展观，还提出了‘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思想。存山，衣雪常给衣梅打电话吗？”
“能通，看来你心里还是放不下衣雪呀，衣雪在加拿大生活得挺好，和一个老外快结婚了。”
“我不是放不下她，我是放心不下孩子！”丁能通伤感地说。
“孩子也挺好的，就是想爸爸。能通，不是我说你，要不是你们迷信加拿大的教育，孩子那么小就去加拿大学习，办移民瞎折腾，你们这个家也不会毁！”石存山埋怨道。
“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什么？”说罢，丁能通眼圈发红，眼泪差点流了下来。
丁能通没有想到，坐在石存山的车里，远远地就看到了郑卫国和顾怀远正站在华灯初放的秦都鱼翅庄门前等他，丁能通心想，这俩小子今天是怎么了，对自己怎么这么虔诚，看来一定是有要事相求，会是什么事呢？
几个人寒暄后进了包房，郑卫国的打扮，让丁能通觉得这小子好像看破了红尘，过去的分头改成了板寸，金丝边眼镜，一身黑色唐装，脚上穿了一双老式北京布鞋，手腕上戴着一串精致的玛瑙念珠，抽烟还配上了金烟嘴，一副闲情逸致的打扮。
顾怀远则不然，过去梳得油光水亮的背头改成了过耳长发，有三分之一白了，由于不修边幅，显得有些落魄，正是大文豪的气质。
很快酒菜就上齐了，郑卫国上了一瓶上万元的洋酒路易十三，还扬言管够喝。三杯寒暄酒下肚，众人一边吃着干捞翅，一边侃大山。
“存山，听说黑水河上游漂下来一具男尸，案子破了没有？”郑卫国不经意地问。
“卫国，这种小案子你这个大老板也感兴趣？”石存山用诱供的口吻问。
“别逗了，石存山，这案子还小吗？谁不知道这具男尸是从上游钼矿漂下来的，口袋里的矿石碎屑还是你发现的呢，对吧？”郑卫国洋洋得意地问。
“那又怎么样？”石存山顿时警觉起来。
“怎么样？你们不是成立了秘密专案组了吗？我听说邓副市长亲自挂帅，有这事吧？”郑卫国往金烟嘴里塞了一支烟，点上火慢慢悠悠地吸着问。
“卫国，你对这个案子怎么这么感兴趣？”石存山笑里藏刀地问。
“存山，我不是感兴趣，只是好奇，钼矿是个马蜂窝，你这一剑捅上，小心被马蜂蜇了！”
“卫国，听你这口气好像知道谁是马蜂了？”石存山步步紧逼地问。
“存山，你可别害我，我和通哥、怀远都曾经在马蜂窝里呆过，知道别人捅一剑的滋味，我不过是凭借第六感觉提醒老兄，江湖险恶呀！”
“卫国，你说的江湖在哪儿？”石存山也点了一支烟吞云吐雾地问。
“经过‘肖贾大案’后我才发现真正的江湖在人的心里，心有多险，江湖就有多险；心有多恶，江湖就有多恶！”
郑卫国还没说完，丁能通接着话茬儿说：“这么说，心有多大，江湖就有多大了。我看呀，是你们俩武侠小说看多了，这世上哪有什么江湖，江湖像鬼神一样，都是人杜撰出来，自己吓唬自己的东西。”
“江湖的称谓最早是由庄子提出来的，”顾怀远插嘴道，“出自《庄子·大宗师篇》，原句是‘泉涸，鱼双与予处处于陆，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历来以寓言的形式阐述玄妙的真理，可谓寸字寸金。江湖不是小溪，也不是大海。之所以不是溪水，是因为溪水不能容纳更多，给人的感觉更是潺潺细水，清澈见底，我们不忍心看到它浑浊；之所以不是大海，是因为大海广阔汹涌，深不可测，心中只有敬畏，感觉望而却步。只有江湖，才能真正表现人的处境，江有溪之隽永绵长，而且有奔腾之势，复杂的水境泥沙混杂；湖有海的深沉，无穷的生命蕴涵其中。人之悲哀，就在于江湖。所以古龙先生在一本武侠小说中借杀手燕十三之口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还说，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什么是江湖？恩怨就是江湖。因为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江湖。再深一点说，在中国人心中，江湖早就成了一个具有独特文化内涵的概念。中国古代的隐士往往与政治有关，基本上有两种：一种因不能跻身朝廷和官场而退居江湖，一种因不愿为现实政治所束缚而退居江湖，前者基本是儒家隐士，后者基本上为道家隐士。他们都是正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属于所谓‘士’的阶层。所以，隐士不管怎么隐退山林仍然是正常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隐居只不过是他们生活的一种状态，一种与入世相对的出世状态，算不得江湖。其实真正的江湖是指与正统社会相对立的一个秘密社会，这个秘密社会不一定有完全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原则、稀奇古怪的语言，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奇异世界。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地域，从地域上根本无法找到江湖，江湖与正常社会共有一个地域，那就是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江湖之所以能独立成一领域，是由于它那为常人无法了解的秘密文化。通过这一秘密文化，江湖得以寄生在正常社会之中。”
“怀远，那按你的理论，官场就是最典型的江湖。”丁能通插话说。
“怎见得？”顾怀远感兴趣地问。
“官场上流行几千年的谋权、掌权、固权的潜规则不就是你说的秘密文化吗？”
“能通，你说的这些秘密文化都是腐败文化，是文化垃圾。”石存山不屑地说。
“但是腐败文化在中国却落地生根了。我给你们说个事，你们可能不相信，但确实是真的，林娟娟和袁锡藩虽然离了婚，但是没有袁锡藩，林娟娟也不会有今天，快过年了，娟娟让我陪她去昌山监狱看看袁锡藩。通哥，钱学礼和袁锡藩都关在昌山监狱。”郑卫国叼着金烟嘴说。
“我知道。”丁能通回答。
郑卫国接着说：“你们想不到吧，袁锡藩和钱学礼竟然一边服刑一边办了个公司，公司虽然是以钱学礼小舅子的名义开的，实际上却是袁锡藩和钱学礼合开的，两个人在监狱以看病为名经常外出与亲友会面，接受宴请，处理公司事务，还可以使用手机与外界联系业务。”
“怎么会这样？”石存山愤怒地问。
“怎么会这样？因为袁锡藩和钱学礼按月给一分监区长和教导员发‘工资’，还给监狱长买了房子，所以这两个人服刑期间，不穿囚衣、不吃囚饭，可以出入宾馆酒楼，会见亲友，甚至可以回家过夜，可以在监舍存放现金和香烟，知道的这哥儿俩是在服刑，不知道的还以为外出度假呢！”
“这真是天下熙熙，皆为名驱；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官场沉浮，世间百态；斗转星移，人来人往啊！”顾怀远感叹道，“大千世界，什么角落都有清浊之分，这倒让我想起贾朝轩和袁锡藩在任时，有一次在办公室闲谈，两个人都对历史上的清官嗤之以鼻，袁锡藩还说，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清官，所谓清官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杜撰出来的，而且，凤毛麟角的所谓清官，死了以后连打补丁的官袍都穿不上。这官还有什么当头？这官就不会有人当！”
“袁锡藩纯属放屁！”石存山气愤地说，“历史上的清官之所以能够做到清廉自律、洁己爱民、秉公为政，与他们具有儒家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信念密切相关。像人称‘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曾经对康熙皇帝说，自己之所以清廉都来自家教：‘臣父在日，常训臣以廉谨报效朝廷，若受人一钱，不惟不忠，且不孝。’所以，他当官时，‘不以妻子自随，斋用丝粟以上，皆运至于家。循分自尽，而人皆信之’。这可以说是‘赔本’做官的典范吧！”
“我同意存山的观点，著名清官于成龙刚当官时就表示，‘某此行绝不以温馆为念，所自信天理良心四字而已’。于成龙一生摒绝馈送，‘凡在亲戚交游相请托者，概行峻拒。所属人员并戚友，一介不取’。康熙皇帝称赞他‘服官敦廉隅，抗志贵孤洁’，为‘理学之真者’。清朝初期，实行的是低俸禄制度，官僚待遇非常菲薄，要做清官，就意味着要过清贫的生活，于成龙官至总督，每天还以青菜为食，以至于有‘于青菜’的外号。像张伯行、于成龙这些清官，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境界，是无法承受这种艰苦生活的。”丁能通意味深长地说。
“存山，能通说得对呀，老百姓认不认可，是历史上鉴别清官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清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在某一方面或某些地区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几件实事、好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人民才赞颂清官，推崇清官，爱戴清官，欢迎清官！一位官员的所作所为，他的上司和下属也许被欺蒙而无所知，但是周围的百姓却有切身的感受，是任何美饰的言辞都遮挡不住的。”顾怀远用手捋了捋自己的长发深沉地说。
“你们的观点我不敢苟同，历来统治者虽然扬清贬贪，但他们认为还有比清和贪更重要的东西，康熙皇帝说过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或操守虽清，不能办事，无论谕旨批驳于部驳之事，积年累月，概不完结，似此清官，亦何裨于国事乎？’可见，康熙认为能不能办事，是最重要的，在今天看来，评价一个封建官吏，首先应该着眼于他在历史发展中或社会改革中所起的作用。像明朝的张居正，《明史·张居正传》上记载：‘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不能算作一个清官吧，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改革的历史作用。我不是说清廉不值得肯定，但在封建时代清不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单独抽出贪与不贪这一方面是说明不了本质问题的。应该说，在封建社会，相当程度上是无官不贪的，但是究竟把哪个贪官抓出来，这就要服从皇权统治的需要。你不忠于皇帝，那我就把你抓出来，你就是贪官。和翘肮伲』实凼侵赖模衔瞳｜是心腹，所以不抓他。乾隆死了，嘉庆要抓他，也并不是真要反贪污，而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另外，当时国库空虚，抓了和部山馊济贾薄Ｋ圆庞小瞳｜跌倒嘉庆吃饭’的说法。”郑卫国颇有见地地说。
“卫国，按你的说法，不管清官贪官能干事就是好官啦？肖鸿林、贾朝轩、袁锡藩哪个不能干事？别忘了，‘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古训，让我说反腐败力度还应该加大，不用重典不足以遏制腐败逆流！”石存山义愤填膺地说。
郑卫国无心与石存山争辩，只是摇头苦笑了笑。
“存山，法律也应该讲人性，”顾怀远争辩道，“明朝初年朱元璋曾经从重从快地反贪污腐败，可以说用了非法制手段。这一方面有当时形势的需要，元朝末年太腐败了，有了这个教训，朱元璋就用严刑苛法来惩治贪污腐败，杀了不少贪官，贪污腐败之风一时有所收敛。但这完全是离开法制轨道的，是‘法外之法’，是不可取的，太残暴了。现在有的史学家为朱元璋辩护，那是毫无道理的，酷刑太可怕了，‘剥皮实草’，把人皮剥下来用草填充进去，然后把它挂在衙门口，朱元璋确实干过这种事。此外，朱元璋还使用过‘炮烙’、‘钩肠’、‘刖足’、‘凌迟’等酷刑。‘凌迟’要割三千多刀，如果规定的刀数还没有达到，受刑人就死了，刽子手就要反坐。这些做法简直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朱元璋这些做法在很长时间内给人留下非常严重的‘精神恐惧症’。晚年，朱元璋有所醒悟，将酷刑都废除了，这段历史从反面告诉我们：反腐败一定要在法制的轨道上来进行，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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