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天堂- 第5部分

接下来，父亲头上的床板似乎随时都要塌下来，震天动地地胡乱地响了一气，日本人哟西哟西地说着话，和女人夸张的大叫声，这一切父亲都没留下一点印象，他脑子里装的全都是枪。头顶上的床在震颤的时候，父亲感觉到悬在头顶上枪套的皮带不停地晃荡。过了好久，床不动了，只剩下男人和女人的喘息声，又过了一会儿，喘息气也平息下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父亲听到了鼾声，此时父亲决定开始下手了。他有了上次夺肖大队长枪的经验，这次就熟练的多了，他先小心地从床下爬出来，伸出手抓住了枪套上的皮带，一用劲，枪就到了手上，也就在这时，那个日本人突然醒了，他咕噜了一声什么，伸出手在床上胡乱地抓了一下，这时似乎清醒了过来，他坐起身，这时他模糊地看见蹲在地上的父亲。父亲抓到枪后，便从枪套里利索地拿出了枪，并把枪牢牢地握在了手里。

日本人发现了父亲，惊呼一声，赤身裸体地就从床上扑了下来，他像山一样向父亲压来，当他压住父亲时，父亲手里的枪响了，那声音很闷，就像开一个香槟酒瓶那么“砰”地响了一声。日本人在父亲身上动了动，便不动了，父亲觉得身上有一股热热粘粘的东西向自己流过来。父亲在开枪时，听到床上那个女人大叫了一声，这种叫声和刚才的叫声一点也不一样，女人叫完之后便没有了动静。父亲见没有声音之后，他用了很大力气翻掉了身上那个赤身裸体的日本人，父亲把枪插在裤腰里，又用衣襟盖住，便仓惶地跑出了门。

父亲穿过伙房，父亲又闻到了白米饭的香味，父亲没有停留。父亲一直向大门跑去，父亲看到大门口有一个日本兵荷枪站在那里，那个很瘦的当差的提着个灯笼正点头哈腰地冲日本人说着什么。

父亲毫不犹豫地走过去，那个日本人想拦，当差的却喊：“小侄子，这么晚了你干哈去？”日本人把伸出的枪又缩了回去。两个人呆呆地望着父亲消失在黑夜里。

“一切缴获要归公。”肖大队长对父亲说。

“枪是我的。”父亲说。

肖大队长看着父亲。

“枪是我的。”父亲不看肖大队长，看手里的枪。

后来父亲知道，他打死的是一个日本小队长。

肖大队长没有收缴父亲得来的那支枪，从此父亲有了属于自己的枪。

3

到大姨家的第二年，我上了学。

学校在山梁那一边，每天上学我都要爬过这条山梁。

上学的第一天，是大姨父送我去的，大姨父一条腿跛，上山的时候，大姨父要背我，我看着他那条腿没让他背，自己走。跛腿的大姨父就在前面领路。大姨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书包是牛粪黄色儿，书包还绣着几个红字，“为人民服务”，刚开始我不认识那几个字，是表哥告诉我的。表哥比我长一岁，早上一年学，表哥指着那几个字说：“这是‘为人民服务’。”我就记住了。那个书包我一直背到上完小学。表哥非常羡慕我这个新书包。表哥没有书包，他每天上学总是把书夹在胳膊下面。

大姨父这个人很老实，一天到晚也不见他说一句话，大姨不管说什么，他都说：“嗯哪。”大姨说：“钟山要去上学了，第一天你去送。”姨父说：“嗯哪。”大姨说：“学校要问，你就说是咱家的孩子。”大姨父说：“嗯哪。”大姨说：“给钟山煮俩鸡蛋带上。”大姨父说：“嗯哪。”在我的印象里，大姨父除会说“嗯哪”，好像没有听到他说过其它什么完整的话。

大姨父的脸很黑，有很多皱纹，皱纹里满是泥灰。大姨父没事的时候，就抽烟。大姨父在我的印象里烟吸得很凶，吸的是自家地里种的大叶烟，大姨父卷烟用的是我和表哥用过的作业本纸，作业本上有老师用红笔画出的勾，大姨父吸烟的时候，我还能从烟上看到我演算的算术题和老师批改作业时留下的那醒目的红勾来。有时那些红勾就含在大姨父的嘴里，红墨水洇开来，粘在大姨父发紫的嘴唇上。大姨父舔一舔嘴角，并不费劲地把红墨水咽下去。

大姨父带我走到山梁上时，我就看到了山脚下一溜平地上那排土房子，大姨父对我说：“那就是学校。”大姨父蹲在山梁上，又卷了一支烟，烟味很辣，风把烟雾吹到我的脸上，我大声咳嗽了几声，大姨父慌忙走到顺风处，眯着眼瞅着那一溜土房，又抬头看了眼东面的日头，站起身在前面一跛一跛地走了。

大姨父把我送到校长面前，校长是个四十多岁矮个子男人，姓魏。魏校长梳着分头，坐在一张桌后，望着我说：“你会数数吗？”这时我看见魏校长牙缝里夹了一片绿菜叶。我没摇头也没点头，大姨父忙走进来，手里擎着一支刚卷好的烟，往校长手上送，校长见我不答话就问大姨父：“这孩子是哑巴？我们可不收哑巴。”大姨父忙说：“我的孩子怎么会是哑巴呢，他会数数，还会写字哪。”校长说：“让他数。”伸手指了指我，魏校长抬手的时候，我看见魏校长的衣袖上沾了一块白渗渗的米汤。我盯着魏校长的分头就数到一百，还想再数下去，魏校长就说：“行了。”我看到大姨父长吁口气，冲魏校长笑了笑。

大姨父把我送到一年级的教室里，又从二年级教室里叫出表哥说了两句什么，看我一眼就走了。

放学的时候，表哥到一年级门口等我，见到我就一把抓住我的手往回走。表哥没穿鞋，光着脚板，表哥的脚上有了一层厚厚的黑皴，表哥迈步的时候，我看见表哥的脚掌上有了一层硬硬的茧。表哥很少穿鞋，只有在冬天里才穿，鞋是大姨做的，用穿过的旧衣服剪好，又用面熬出的浆糊糊粘牢，纳出密密的线，又用旧布裁出鞋帮，鞋帮里又把棉花絮在里面。表哥只在冬天下雪时才开始穿鞋，下雪时天气已经很冷了，表哥的脚先是被冻得红肿起来，后来就流出了脓水。直到这时，大姨才忙完了秋收，闲下来开始没日没夜地做鞋。大姨先做出一双让我把单鞋换上棉鞋，然后才能轮上表哥和表姐。

表哥光着脚板牵着我走在山路上，表哥走到山上问我：“你愿意上学么？”我点点头，表哥瞅我一眼说：“我就不愿意上学，上学没意思，还饿。”那时大姨一家总是吃不饱，雪天的时候总是用玉米面煮莱吃，吃了不少，不一会儿又饿了。表哥在星期天的时候，经常去偷青，偷青就是去偷地里还没有成熟的玉米和黄豆，抱到山旮旯里，拾来些干柴烧了吃。在不上学的日子里，表哥每天都常带我去偷青，所以表哥不愿意上学，上学的日子偷不成青，挨饿。每天上学，大姨总是背着表哥往我书包里塞两个鸡蛋。我不忍心一个人吃，下课的时候，就抓着两个鸡蛋去找表哥，表哥看见了鸡蛋，咽了一会儿口水推回我的手说：“妈给你的，你吃，我不吃，我比你大呢。”表哥这么说时，我肚子咕噜地响了一声，我真的饿了。敲破鸡蛋，剥了皮就吃。表哥低下头，不看我，看他那一双黑脚。我吃完一个，又去敲第二个时，表哥抬起头瞅着我手里的鸡蛋说：“妈从来没给我煮过鸡蛋吃。”说完又咽了一回口水。第二个鸡蛋我咬了一口，便往表哥手里塞，表哥不接，鸡蛋就掉在地上，一群蚂蚁就爬过来，表哥忙弯下身，拾起来，用嘴去吹粘在鸡蛋上的泥，吹不掉，他就用袖子去抹。然后又递给我，我不接，表哥就无奈地说：“那我就尝一口。”说完表哥就咬了一口，还没咽下去，又咬了一口，最后一口把鸡蛋都吞下去了，噎得表哥细长脖子鼓了鼓。那鸡蛋上还有没擦净的土。

表哥一天放学带我回家，刚下过雨路还很滑，都是泥，我还没等上山就跌了一个跟头，弄得满身是泥。

表哥看看我，又看看山路，便把他胳膊下夹着的书本塞到我手里说：“你拿好，我背你。”还没等我同意，表哥就躬在了我面前，用手揽住了我的腿。

表哥很瘦，表哥的骨头硌得我肚子生疼。表哥的脸和脖子都红了，不一会儿有汗水顺着脖子流下来，表哥大口地喘着气，光着脚板，趔趔趄趄地背我回家。快到山梁顶时，表哥脚下一滑，身子一软，我和表哥都摔在草丛里，我把表哥的纸笔也都顺手甩了出去。表哥忙爬起来，先扶起我，我看见表哥的脸上粘了一块泥，我想笑，表哥就说：“坏了。”说完就去拾草地上散乱的本和书，本和书被草地上粘着的雨水打湿了，表哥小心地用没有粘到泥水的衣服去擦，擦完了，他小心地把这些东西夹在腋下，又伸手去在草地里摸，我说：“你找什么？”表哥说：“铅笔，我的铅笔没了。”我就跟表哥一起去摸铅笔，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表哥的眼睛就直了，黑着脸说：“坏了，妈一定得打我。”最后表哥还是回家了，大姨终于发现表哥弄丢了铅笔，大姨真的把表哥打了一顿，边打边说：“让你长记性，还丢不丢东西了？”表哥不出声，只流泪，任凭大姨的扫帚疙瘩落在身上。后来，我哭了，抱住大姨的手，说那铅笔是我弄丢的。大姨才住了手。表哥那一晚没有吃饭，早早地睡了，睡梦中他还不停地抽噎。

后来我知道，我和表哥上学用的纸和本，都是用鸡蛋换来的。从那天起，我再也不要大姨塞给我鸡蛋了。

转天上学时，我晚去了一节课，终于在昨天我和表哥摔倒的地方找到了那小半截铅笔。我高兴地跑到二年级教室，把那半截铅笔塞到表哥手里。表哥接过铅笔，看了又看，最后跑出教室，抱住一棵大树放声大哭。

我又一次和表哥偷青去，被看青的农民抓住了。

星期三，只上半天课。放学走到山染上，望着山坳里即将成熟的庄稼地，表哥说：“你饿不饿？”我说：“饿。”表哥让我等在山梁上，不一会儿表哥回来了，手里拿着四穗玉米，我俩跑到一片树木里，点火烤玉米，这时，看青的农民就来了。

庄稼要成熟时，经常有人偷青，看青的人有经验，只要看到什么地方冒烟，就知道肯定有人偷青烧玉米吃了。

生产队长通知大姨父，罚四十斤玉米，在秋后口粮里扣。

那一夜，表哥没有敢回家，不知他躲在什么地方。

大姨在得到罚四十斤玉米的消息时，脸气得铁青，不停地说：“看他回来，我不剥他的皮。”表哥一夜也没回来。那一晚，我发现一家人都没有睡着，半夜时，大姨和大姨父还到外面找了一趟，也没找到表哥。

第二天，我在学校看到了表哥，他脸色苍白，眼圈发黑，浑身粘着草叶，我问他，这一夜去哪儿了，他说：“在山里。”

表哥再回家时，大姨没有打他也没有骂他，只说：“你以后长记性，偷鸡摸狗的事咱不干。”表哥耷着脑袋答：“嗯。”

4

十几年后，在越南前线，我和表哥在一个排。

表哥是机枪手，行军的时候，他就扛着班用机枪“呼哧呼哧”地走在队列里。表哥那几天拉肚子，很快人就瘦了一圈。班用机枪扛在他肩上就显得很沉重。有一次部队转移，我和表哥被编在一个小组里。表哥扛着挺重的班用机枪，跑了一会儿便跑不动了，他白着脸，红着眼睛大口地喘着粗气，浑身上下流出的汗似水流过一样，我默默地接过他肩上的枪，他抬头见是我，没说什么，松开了抓枪的手。他走在我的身旁，不时地用手替我分开横在前面的树枝，边走边说：“操他妈，我一点劲也没有了。”我口干得噪子冒烟，什么也没说。这时周围不时地响起零星的枪声，他慌慌地从我肩上夺下班用机枪，抱在他怀里，做出一付随时准备射击的样子。

晚上，部队宿在一个山坳里待命，那一晚，有清冷的月光从天上泻下来，我们都躺在一个山坡的草地上，远处不时有炮弹落地的爆炸声隐约传来。刚开始，我们只要一听到枪炮声就紧张，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奔袭了一天，我们已经没有一丝力气再跑起来了。躺在草地上不一会儿都昏天黑地地睡去了。熟睡中，我被一个人摇醒，睁开眼，见是表哥，表哥侧身躺在我的身旁，小声地对我说：“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我很困，没说什么，借着月光望了表哥一眼想睡去。他又说：“我梦见咱妈了。”我自从到了大姨家以后，我便开始叫大姨妈。表哥这么说，我的心就一动：“咱妈说啥？”我又想起了鬓发花杂的大姨，大姨那双永远是泪水不息的眼睛。“我梦见妈死了。”表哥说完，眼角流过两滴泪水，在月光下一闪。我的心一沉，眼角也潮了一下，我却说：“梦都是和现实相反的，你梦见她死了，说明她身体很健康。”表哥听完了我的话，没说什么，仰躺下身子，望着天上有一颗流星一闪而过。

半晌，表哥又转过身，扳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战争结束你想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