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泥花”，在我们身上、脸上开了一大片。
赶马的吆喝声，把小鸟吓得跳在半空中“吱吱”直叫，不敢落地。
在我们的合力围剿下，哗哗的水向前涌成一股潮，不可阻挡。
肖明是赶马拉水滚的，这活儿很稳当，在我们拉水耙之后，他再用很长的水滚跟在后面把泥土压得更平整，这样，才能撒下稻籽。看到他身上一尘不染，我们集合起来，向他冲去。20多只马蹄子，像20多挺水枪，把泥浆扫向他！
立刻，他变成了一只泥猴子。他一手挡住脸，一手挥鞭对我们直摇摆：“站下！站下！”但终于倒在泥浆里，溅起的泥花，全扑在一旁抹稻埂的姚莉莎身上。
小莎是三毛子，即祖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嫁给了中国人，生下她母亲算是二毛子，再与中国人结婚生下她，就是三毛子了。尽管她的皮肤不再是白人，但整个人的轮廓却同俄罗斯姑娘还有点相像：大大的眼睛有点抠，高高的鼻梁十分直，长得挺漂亮的。
在黑龙江边境一条线上，有土生土长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有清朝政府派遣屯营的满族八旗水兵的后代；有清初的大迁民；有清末民初的闯关东；有日伪时期抓来的劳工；有大跃进年代的支边，还有二三十年代从苏联逃难来的俄罗斯人，当然也就有了中俄混血儿。
我只是觉得奇怪：边境线上的混血儿家庭，追述起来，好像第一代都是俄罗斯女人嫁给中国男人。
小莎衣服被弄脏了，有点恼，对肖明叫道：“咯应人！”
“谁勾引你啦？”肖明刚从泥浆中爬起，有点莫名其妙。
“咯应人！咯应人！就是咯应人！”小莎连说三句，一转头走了。
肖明在她身后大叫：“你不要瞎说！”
也在抹稻埂的当地青年刘蛮子是满族，在一旁哈哈大笑：“人家说讨厌你，没说你勾引人！”
刚来农村，上海知青还听不懂东北话里的很多方言。当然，当地人也听不懂很多上海话方言。前两天，肖明已经为此闹过误会。
他去供销社，对营业员说：“买钮子。”人家姑娘骂了他一句：“耍流氓！”羞得捂脸跑了。
事后才知道，当地人把男人的把儿叫作“牛子”。你对着姑娘家说“买牛子。”那不就是耍流氓吗？
中午休息时，我觉得右脚像有人用小刀割了一下，抬脚一看，大脚指头裂了个大口子，红的肉全露出来了，不能使劲。
正文 10、掏老哇窝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6 本章字数：1911
小兴安岭的背脊上，要修筑一条100多里长的战备公路，时间四个月。
生产队决定从新知青中抽十来个男生去，并让老知青王根生带队。
王根生来自上海虹镇老街，讲义气，动感情，个头不高，但却是摔跤好手。
队里当地青年个头最高的要数张庆民，他不服气，要和王根生比试比试。一上来，他抱起王根生一条腿左甩右甩，王根生就是倒不下去。
王根生见张庆民有点呼哧呼哧了，喊一声“右倒！”大个子果真从右倒了下去，王根生再喊一声“左倒！”大个子又从左边倒了下去，就像个沙袋一样，任由王根生拿捏。
自此，老乡都服了王根生。
我扎坏了脚，休息在家。
刘鹏晖、王云龙、肖明、程小磊等十来个男知青刚下乡一个多月，就外出修战备公路，原来晚上肩挨着肩挤得紧紧的宿舍一下子空荡荡的，我的心里好像也空虚了许多。
闲着无聊，一个人瘸到江边发呆，看见林大宝一趟又一趟地往女知青宿舍的水缸里挑水；而秦慧兰则在江边帮林大宝洗衣服。
他俩都是老知青，我们刚来没几天就发觉俩人同进同出在谈恋爱。
那时候谈恋爱是禁区，可他俩却跨过了禁区，成了知青点的例外。
插队干部老孙对这个禁区盘查得很紧，每天晚上一到9点就背着手电筒到各个宿舍检查，让男女知青各回自己的宿舍，更不许老乡此时还呆在知青点里。他还关照知青点领导班子成员：不准男女知青悄悄谈恋爱。
可是，晚上管得了林大宝和秦慧兰，白天管得住他们吗？人家也就是男女相帮，挑水洗衣，时不时开个小灶弄点好吃的，没什么大错吧？所以，一说起这俩人谈恋爱的事，老孙就摇头：“这俩人，劝也劝不住了，你们不要学样。”
新知青刚来，十六七岁，按说生理上也到了容易情窦初开的年纪，但在什么都讲政治的年代里，年轻人的情感发育好像慢了一拍，仍然像在中学里一样，男女之间不相往来。
不过，看到这一对甜甜蜜蜜，也有羡慕的，私下里会和老实的林大宝开玩笑：“谈朋友惬意伐？”
大宝眯着眼睛只是笑，不回答，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
林大宝乐滋滋地挑着空水桶路过，看见我呆坐在江岸上，问我：“有脏衣服吗？叫她帮你一起洗了。”
我摇摇头。下乡这么长时间来，我都自己打理生活，包括缝补衣服被子，从来没求过人。
我的脚好了，水稻地的活儿也忙完了，妇女老人种的苞米地都出了苗，大地一片生机。
那天的活儿是去给北树林边上的一块苞米地补苗。大伙一边干活一边说着最近黑龙江上发生的事：离我队上游不到八里地的一个生产大队，有两个在黑龙江上打鱼的社员被两艘苏联边防小艇给劫走了。三天后，在我方的交涉下，才被放了回来。其中有一死的，据说苏军当兵的用长杆钩他上艇，被螺旋桨打断了大腿，流血过多。
说得正起劲呢，队长孙洪才骑了自行车到地头，要我和他一起去北树林里掏老哇窝，说抓几个小老哇来，吊在苞米地里，老哇子就不敢来扒拉苞米粒吃了。
爬树，是我喜欢的。北树林的松树，都有20来米高，我三下两下就爬到树梢，就像玩一样。半天，我爬了6棵树，抓了11只小老哇子。
那天晚上的日记，就写下了掏老哇子窝的过程。
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别人都睡着后，只有我一人醒着，做两件事：先记日记，再背诗。
已经背了四十多首了，这本手抄的《少儿诗歌300首》，从春秋的《诗经？伐檀》到清末秋瑾的《对酒》，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诗。但毕竟是古代诗词，要读懂也不容易。好在北大荒变幻无穷的大自然和社会底层农民的生活，丰富了我对这些诗歌的理解，而豪壮或婉约的诗歌又薰陶了我对人生的理解。
记完日记，十点，时间还不算晚，我翻开手抄本，背王维的《观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
睡在我左边的国明还醒着，说自己有些想法，要跟我闲聊。
猛然，睡在我右边的倪智刚一下子掀开被子，翻身从挂在墙上的书包里摸出一把钳子，嘴里气鼓鼓地叫着：“哼！要不把电线掐断，你们是不想睡觉的！”
话音未落，电线已经“咔嚓”一声落下来了。
一片漆黑。
我听到国明那气得呼呼直喘的声音，拍了拍他，让他不要生气，然后轻轻地钻进被窝睡觉。
第二天，我在被窝里打起了自己的小电筒。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学习的。
正文 11、捅马蜂窝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6 本章字数：1708
晚上，生产队团支部召开了一个团外青年座谈会。
支部书记是本地青年杜义田。
会议主题就是前几天关于本地青年张庆民和曹士英在水稻地里打架的事。
杜义田一上来批评了打人的张庆民。然后，让我们大家都发言表态。
冷场。队部会议室昏暗的灯光下，大家互相看不清脸，谁也不愿意开腔。
杜义田点名让我先说。
我也没多想，说了一句：“打人总是不对的。”接着又补充了一句：“骂人也不对。”
杜义田双眼紧盯着我。
我想他可能嫌我说得太简单了。再说些什么呢？我想起那天曹士英说队长脚扎了活该，于是就多说几句吧：“现在队里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大家不是互相关心，而是互相发难。比如有人打骂还不会干活的新知青，嘲讽年轻队长孙洪才，甚至新知青下班回来给老乡挑水、晚上组织学习，都会受到白眼。我希望改变这种风气。”
团支部书记听了我的发言后竟然大发雷霆：“让你说稻地打架的事，你怎么岔开了？”
我说：“这都有联系的，大家平时一直很有意见。”
杜义田见我还嘴，更生气：“你们新知青刚来没几天，别把尾巴翘到天上去！”
我很纳闷：我捅了谁的马蜂窝呢？
第一次参加团的会议，再加上我又不是团员，只是团外青年，可能是我多话了，于是不响。
会议不欢而散。
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你不知深浅而无意中得罪了什么人，而是你的存在本身就让人不舒服。更何况像我这样一个从小就鲁莽和粗心的人。
记得母亲讲过我三岁时的一个故事：在公园里远远地看到一个草地，我兴奋地奔向它，跳了进去。
但我却跌进了一个长满了浮萍的水塘！
“鲁莽和粗心”就此成了我儿时一直被大人唠叨的缺点。
然而，在我依稀的记忆中，那次事故留下的只是它的美：我挂着一身的碧绿，没有一丁点儿灰尘。
在大人的唠叨下，这竟然成了我的性格，便也决定了我的命运。
尽管我现在小心翼翼地不像儿时那样“鲁莽和粗心”，但难以改变的是：我骨子里仍然不会在乎周围的环境，我追求一切顺其自然；我从来也不十分担心上当受骗，我喜欢所有美好的感受。
在我的生活里，似乎一切还刚刚开始，而且也并无目标，性格决定了无论历史或者周围的人和我有过什么误会，有过什么争吵，我就像儿时跳进水塘再爬起来一样，已经记不起一身的泥水了。回头望去，留在我心里的只有很美的、一尘不染的碧绿，还有远离了琐碎和污浊的快乐。
管它得罪谁呢，我无所谓。
会后，新来的邵子昂打着手电和我一起回知青点。
邵子昂是上海68届高中生，大我们五岁，早就是团员，他原来在别的地方插队，后来他父亲来到我们生产队当插队干部，他把关系也转过来了。
毕竟他比较成熟，分析说：“事情没那么简单，队里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我们是在公社所在地的古城插队，就拿本地青年来说，有社直干部的子弟；有父辈过去在古城开饭馆、照相馆、做小生意人的子弟。他们岁数大一些，学历也高一些，好多是高中毕业，再加上下乡早一些，经历了**初期的运动，和队里的老农积怨甚多。
他们虽然人不多，能量却很大。
邵子昂说我是瞎猫碰到死耗子，所批评的现象正是这些人所为，而团支部书记杜义田则是他们一帮的。
反过来，本地青年中纯粹农民家庭出身的，一般都只读到初中就务农了，年纪略小一些，比较实在，不搞帮派，受到老农的支持，年轻的队长孙洪才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
邵子昂表示：我们应该支持生产队长开展工作。他还向我透露：上级就要派工作组进生产队，整顿团支部班子；而且，插队干部也正在酝酿建立知青点领导班子。
说实在话，我弄不懂这些复杂的关系，也不愿意参与这些复杂的关系。
正文 12、工作组进村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26 本章字数：1712
听邵子昂说，第二天团支部再开会，没让我们团外人士参加，但会上团员吵了起来。
争吵的导火线竟然是因为我！这天会议是讨论发展新团员，老知青中有三名团员，提出要吸收我入团，团支部书记反对，双方吵了起来。
不让入团就算了，没想到团支部书记还开始搜集我的材料，对外放风说我的家庭背景有问题。同时，因为在会上与上海知青中的团员发生了争论，他干脆鼓动一些当地青年对其他上海知青也进行排挤。上工时，不让上海知青和他们同坐一辆马车；劳动时，嘴里哼着“剥上海人的皮，抽上海人的筋……”
我最讨厌这种政治斗争，想躲却又躲不掉。正好这时解放军工作组来了，三个人，是边防连的老潘、老高、小江。
他们一来，就宣布全体社员每天早晨5：30到队部学习半小时，然后再上班。
要说这几个当地青年比我们岁数大些，虽然心机很重，但他们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狂傲让他们最终走向了失败。
学习的第一天早上，只见曹士英手里挥着马鞭，浑身摇晃着向队部走来，嘴里哼着“农业学大庆，工业学大寨，全国解放军学工农。”哼完了哈哈大笑。
杜义田也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