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惟以势利为心，则无所不至，故鄙夫而与事君，上以危国而下以亡身也，必矣。赵修得幸于元恪，甄琛、王显谄附之，高肇忌修，将发其奸，琛、显惧而背修附肇，助肇攻修，密加重刑，杀修以灭口，险而很也如是，亦可畏哉！虽然，无足怪也，鄙夫之情所必至也。小人之与鄙夫，气相翕而忘其相害，机相制而不畏其相倾，非异也；所异者，君子不审，见其反面相攻，而信以为悔过自新，抚而收之，则愚矣。过有可悔，有不可悔。沈溺佞幸膻秽之中，与相胶漆，过之不可悔者也，而何为听之？易曰：“君子豹变。”言豹文蔚纡勿切而不章，虽能变物，而小人之所革者，徒面而已，中固未革，莫之变也。蔡京不旬日而尽改新法，司马公何为而信之哉？工于面者忍于心，疾叛其所与交狎者，致之死亡而心不为之怵，斯人也，虽在胁从罔治之科，而防之也必严。故圣人之待人恕矣，而斥言其不可与事君，绝之唯恐其不至也。开以悔过之科，则鄙夫之悔也，捷于桴鼓，一无所不至之情耳。君子而为其所罔哉！
【六】三代之教，一出于天子所立之学宫，而下无私学。然其盛也，天子体道之精，备道之广，自推其意以为教，而师儒皆喻于道，未尝画近小之规，限天下之聪明，以自画于章程之内。其道略见于大学，若是乎其渊深弘博，而不以登天为疑也！且自天子之子以降无异学，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自以族望而登于仕，非以他日受禄，歆之以利而使学，故学者亦无苟且徇时，求合于章程以徼名利，则学虽统于上，而优游自得者，无一切之法以行劝惩，亦犹夫人之自为学焉而已也。乃流及于三季之末，文具存而精意日以泯忘，国家之教典，抑且为有志之士所鄙，而私学兴、庠序圮矣。非但其法之弛也，法存而以法限之，记问之科条愈密而愈偷也。以三代之圣王不能持之于五世之后，而况后之有天下者，道不本诸躬，教不尽其才，欲以齐天下之英才而羁络之，不亦难乎！乃或为之说曰：“先王以学域天下之耳目心思而使不过，然则非以明民而以愚民，学其桎梏乎？”后世之学，其始也为桎梏，而其后愈为君子所不忍言，故自周衰而教移于下。夫孔子岂为下而倍，尸天子之道统乎？教亡于天下，圣人之所重忧，不容不身任之，亦行天子之事，作春秋而任知罪之意也。教移于下，至秦而忌之，禁天下以学，而速丧道以自亡。然则后之有天下者，既度德、量力、因时，而知不足以化成天下，则弘奖在下之师儒，使伸其教，虽未足以几敬敷五教、典胄教乐之盛，而道得以不丧于世。梁武帝既置五经博士于国学，且诏州立学矣，而不敢自信为能培养天下之俊士，一出于乡国之教也，又选学士往云门山就何胤受业，知教之下移而不锢之于上，亦贤矣哉！三代以还，道莫明于宋，而溯其所始，则孙明复、胡安定实开其先，至于程、朱而大著，朱子固尝推孙、胡之功矣。夫宋于国学郡县之学，未尝不详设而加厉也，而教之所自兴，必于孙、胡；道之所自明，必于程、朱；何也？国家以学校为取舍人才之径，士挟利达之心，桎梏于章程，以应上之求，则立志已荒而居业必陋。天子虽欲游学者之志于昭旷之原而莫繇，固不如下之为教为学也，无进退荣辱之相禁制，能使志清而气亦昌也。韩胄、张居正亟起而塞之，呜呼！罪浮于桀、纣矣。或曰：“教出于下，无国家之法以纠正之，则且流于异端而为人心之害。”是固然也，即如何胤者，儒而诡于浮屠氏者也。然所恶于异端者，为知有学而择术不审者言耳。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干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固异端之所不屑者也。即如何胤者，以浮屠乱道矣，然王敬则欲召与同反而不敢召，武帝征与谋篡而终不就，大节固不逾矣。若彼守国家教术之章程，桎梏于仕进之捷径者，则从乱臣贼子而得显荣，亦曰：“吾之所学求利达者本无择也，诵诗读书以徼当世之知而已矣。”则其清浊之相去，不已天地悬隔哉！故孟子之论杨、墨曰：“归斯受之。”归而可受者，所学非、而为己之初心可使正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师鄙夫而学鄙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驱之而已矣，又何受焉？教移于下而异端兴，然逃而归焉可俟也，非后世学宫之教，柙虎而傅之翼者比也。上无礼，下无学，而后贼民兴，学之统在下久矣。
【七】弛盐禁以任民之采，徒利一方之豪民，而不知广国储以宽农，其为稗政也无疑。甄琛，奸人也，元恪信之，罢盐禁，而元勰邢峦之言不用。夫琛之欺主而恪听其欺，固以琛为利民之大惠，而捐己以从之也。人君之大患，莫甚于有惠民之心，而小人资之以行其奸私。夫琛之言此，非自欲乾没，则受富商豪民之赂而为之言尔。于国损，于民病，奚恤哉？呜呼！民之殄瘁也，生于窃据之世，为之主者，惠民之心，其发也鲜矣。幸而一发焉，天牖之也。天牖之，小人蔽之，蔽焉而尼之不行，虽有其心，如无有也，犹可言也。蔽焉而借之以雠其奸私，则惠民之心于以贼民也，无可控告也。上固曰：“吾以利民也，其以我为非者，必不知恩者也，必挠上而使不得有为者也，必怀私以牟利者也。”而小人之藏慝，终不觉其为邪。哀此下民，其尚孰与控告哉？不信仁贤，而邪佞充位，仁而只以戕，义而只以贼，毒流天下，而自信为无过。于是而民之死积，而国之危亡日迫而不知。太平之歌颂盈于耳，而鸿鹰之哀鸣偏于郊。其亡也，不足恤也。民亦何不幸而生斯世也！
【八】将不和，则师必覆，将岂易言和者哉？武人之才不竞，则不足以争胜，有功而骄，其气锐也；无功而忮，其耻激也；智者轻勇者而以为爪牙，勇者藐智者而讥其啸诺，气使之然也。然易与，而于物无争，抑不足称武人之用矣。韩信任为大将，而羞伍樊哙；关羽自命亲臣，而致忿黄忠；不和也而导之以和，非君与当国大臣善为调驭，安能平其方刚之气乎？汉高能将将矣，而不能戢韩信之骄，无以得信之情也。武侯、费诗能消关羽之戾，能得羽之情也。曹景宗，骁将也，韦执白角如意、乘板舆以麾军，夫二将之不相若，固宜其相轻矣。武帝豫敕景宗曰：“韦，卿之乡望，宜善敬之。”得将将之术矣。敕以容景宗易，敕景宗以下难。然而非然也，能知景宗之鸷，而景宗不能知之弘，景宗之气敛，而何患之不善处景宗邪？且其诏之曰：韦，卿之乡望”，动之以情，折之以礼，而未尝有所抑扬焉。以景宗之下己，而让使先己告捷，景宗乃以之不伐，而变卢雉以自抑。如其不然，愈下而景宗愈亢，抑岂能终为人屈乎？武帝曰：“二将和，师必济。”自信其御之之道得也。钟离之胜，功侔淝水，岂徒二将之能哉。
【九】梁制：尚书令史，并以才地兼美之士为之，善政也，而亦不可继也。何也？掾史之任，凡簿书期要，豪毛委琐，一或差讹，积之久则脱漏大。而下行于州郡吏民者争讼不已，其事亵矣。故修志行者，不屑问焉。刑名钱谷工役物料之纷乱，无赏罚以督其后，则不肖者纵以行私，贤者抑忽而废事，若必以赏罚，则以细故而伤清流之品行，人士终厌弃而不肯为；其屑为之者，必其冒昧而不惜廉隅者也。则其势抑必于令史之下，别委簿书之职于胥役，而令史但统其纲。是以今之部郎，仍置吏书以司案籍，则令史虚悬而权仍下替。盖自有职官以来，皆苦胥吏之奸诡，而终莫之能禁。夫官则有去来矣，而吏不易，以乍此乍彼之儒生，仰行止于习熟之奸吏，虽智者不能胜也。于是而吏亦有三载考成、别迁曹署之例，然而无补也。官者，唯朝廷所命，不私相授受者也；吏虽易，而私相授受者无从禁止。且其繁细之章程，必熟尝而始悉，故其练达者，欲弗久留其司而不得；易之，而欲禁其授受也，抑必不能；则其玩长上以病国殃民，如尸尤之在腹，杀之攻之，而相续者不息。此有职官以来不可革之害，又将奚以治之邪？夫奸吏亦有畏焉，诃责非所畏也，清察非所畏也，诛杀犹非所畏也，而莫畏于法之简。法简而民之遵之者易见，其违之者亦易见，上之察之也亦易矣。即有疏漏，可容侵罔者，亦纤微耳，不足为国民之大害也。唯制法者，以其偶至之聪明，察丝忽之利病，而求其允协，则吏益争以繁密诘曲其慎而雠其奸。虽有明察之上官，且为所惑蔽，而昏窳者勿论矣。夫法者，本简者也，一部之大纲，数事而已矣；一事之大纲，数条而已矣。析大纲以为细碎之科条，连章屡牍，援彼证此，眩于目而荧于心，则吏之依附以藏慝者，万端诡出而不可致诘。惟简也，划然立不可乱之法于此，则奸与无奸，如白黑之粲然。民易守也，官易察也，无所用其授受之密传；而远郊农圃之子，苟知书数，皆可抱案以事官。士人旦弦诵而暮簿领，自可授以新而习如其故，虽有疏脱，而受其愚蔽，不亦鲜乎！则梁以士流充令史之选，治其末而不理其本，乍一清明而后必淆乱，故曰不可继也。语曰：“有治人，无治法。”人不可必得者也，人乃以开治，而法则以制乱，安能于令史之中求治人乎？简为法而无启以乱源，人可为令史也，奚必士哉？
【一○】圣王之教，绝续之际大矣哉！醇疵之小大，姑勿苛求焉，存同异于两间，而使人犹知有则，功不可没已。其疵也，后之人必有正之者矣。故君子弗患乎人之议己，而患其无可议也。周公而后，至汉曹褒始有礼书；又阅四姓，至齐伏曼容始请修之；梁武帝乃敕何佟之、伏桓终其事，天监十一年而五礼成。其后嗣之者。唯唐开元也。宋于儒者之道，上追东鲁，而典礼之修，下无以继梁、唐，是可惜也。朱子有志而未逮焉，盖力求大醇而畏小疵，慎而葸，道乃息于天下矣。夫以彝伦攸ル之张孚敬而小有定，抑可矫历代之邪诬而反之于正。若惧其未尽物理而贻后人之挞发，则又何所俟而始可惬其心乎？有其作之，不患其无继之者。秦灭先王之典，汉承之而多固陋之仪，然叔孙通之苟简，人见而知之，固不足以惑天下于无穷也。若叔孙通不存其仿佛，则永坠矣。曹褒之作，亦犹是也，要其不醇，亦岂能为道病哉？至于梁而人知其谬，伏曼容诸儒弗难革也。如封禅之说成于方士，而诸儒如许懋者，正名其为纬书之邪妄，辨金泥玉简之诬，辟郑玄升中之误。繇此推之，梁之五礼，其贤于汉也多矣。然非有汉之疵，则亦无据以成梁之醇。故患其绝也，非患其疵也，疵可正而绝则不复兴也。夫礼之为教，至矣大矣，天地之所自位也，鬼神之所自绥也，仁义之以为体，孝弟之以为用者也；五伦之所经纬，人禽之所分辨，治乱之所司，贤不肖之所裁者也，舍此而道无所丽矣。故夷狄蔑之，盗贼恶之，佛、老弃之，其绝可惧也。有能为功于此者，褒其功、略其疵可也。伏曼容诸子之功伟矣，梁武帝不听尚书庶务权舆欲罢修明之议，固君子之所重嘉，而嗣者其谁邪？
【一一】与人同逆而旋背之，小人之恒也。利其同逆而亲任之，比于匪人，必受其伤，则晋于贾充、宋于谢晦是已。已谋逆而人成之，因杀其人以掩己之恶，其恶愈大，杨广杀张衡，朱温杀氏叔琮，而死亡旋踵，天理之不可诬也。使司马昭杀贾充以谢天下，天下其可谢，而天其弗亟绝之邪？己谋逆而人成之，事成而恶其人，心之不昧者也。存人心于百一者，恶其人则抑且自恶，坐恶其影，梦恶其魂，乃于同逆者含恶怒之情，而抑有所禁而不能发，心难自诬，无可如何而听其自毙，则梁武之于沈约、张稷是已。沈约非齐之大臣，梁武辟之，始与国政，恶固轻于贾充、谢晦矣。然和帝方嗣位于上流，梁武犹有所疑，而约遽劝之以速夺其位；梁武欲置和帝于南海，而约劝梁以决于弑；盖帝犹有惮于大逆之情，而约决任天下之恶以成之，是有人心所必愤者也。若张稷者，自以己私与王珍国推刃其君，固梁武之所幸，而实非为梁武而弑，若赵穿之于赵盾，贾充之于司马昭也。故此二逆者，梁武深恶之，而果其所宜恶者也。虽然，梁武抑岂能伸罪以致讨于约与稷哉？徒恶之而已。恶之深，因以自恶也；于恶之深，知其自恶也。置稷于青、冀，而弗任约以秉均，抑安能违其不可尽泯之秉彝乎？不杀稷而稷失志以死于叛民，不杀约而约丧魄以死于断舌之梦。帝语及稷而怒形于色，约死而加以恶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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