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免费接听电话，这也成了他治我的一个借口。
“一年了，你看你养的羊，也不成个样子；你看你引进的芦笋，跑哪去了？你看你种的巴西旱稻，到这卖不出去，成了些废稻，白白地浪费了财政钱，整个高密都知道我们松堡科技园倒了。你整天在我面前说大棚建得质量不好，烦死了，那李树森还觉得冤枉，跑到我办公室扒开口就哭。下来那么大雨，那么重的草帘子，人家说就像一个链轨车压在了大棚上，那大棚还能不倒？我问人家寿光专家了，人家下雨前都是把塑料薄膜盖上，以防泡透草帘子，你看你们，整天忙活，忙活了啥？我再问你，那刘加亮以前是犯过错误的，党委才把他调到了种子站。我是书记，主管人事财务，可我不知道你把刘加亮弄到了科技园，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书记？还有那些大葱次品，你都把它拉到哪里去了？那都是科技园的集体财产，你就擅自处理了，嗯？我听说你还把王彦打了，我们是机关干部，你是党委副书记，你竟做出这样的事来？！怎么连个老百姓都不如？！你身在科技园，心也不知跑哪里去了，光知道整天躲在屋里，也不知道你干些什么，也不知多到外面去转转，这个时候也不注意收听天气预报，提前买好薄膜盖好。我每次到科技园，看到你屋里窗户上薄膜带着一层‘呵水’，你就知道你自己房间暖和，你看看那值班室，那么冷也不管？”郑务聚像“九二式”重机枪“突突突突”一阵堵得人没有时间还口辩解。
“那芦笋是发大水淹死的，巴西旱稻是市场不好，羊不照样在长着吗？那大葱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大部分通过姚玉伟拉到胶州一个加工厂做了两毛钱一斤，人家加工方便面佐料，剩下还有4000多斤，堆在那里怎么办？我派车拉到了潍坊人民医院伙房，这笔钱等我回去要。那王彦我开会时他在后面胡说八道，该不该踢他一脚，过分吗？”我也不能一声不吭。其实，这全是我的责任吗？养羊我只是分管，具体是杨禹善的事情；芦笋和巴西旱稻是老荆和我一起去考察购买的，到头来责任全推在我身上了；那刘加亮是郑务聚不在家，我问荆兆明能不能加人，把种子站的刘加亮调到科技园使用，“行！”当时荆兆明满口就答应了，也不完全是我自作主张；大葱的事情肯定是刘积晓告诉他的，说我把葱送给了潍坊市人民医院，因为当时是我派他和小房去送的；我经常在办公室，天冷闭着门，看起来是比外面要暖和，这不很正常吗？那值班室白天没人，晚上才有人住，当然看不到窗户上钉的塑料薄膜有“呵水”了，这不太正常了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郑务聚没再说话，其他几个书记一声不吱。办公室一片死寂，只有王地锡偶尔腿一抬动，不经意地晃几下，兜里药片发出“哗啦哗拉”的声音。
“好了，现在我们研究一下招商引资的事情。根据市委指示，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带动一切，以后我们的工作重心要从农业转移到工业和有潜力创效益的服务业。号召全市大力实施招商引资，全民动员，全民招商。我们今天讨论一下松堡的招商引资实施方案。研究室王琢理已经写好了，大家看一下，核心是我们的优惠政策，在地皮、水电暖、税收各方面给人家的优惠政策。高书记安排研究室准备材料，我们开个全镇动员大会，人人招商，每个机关干部和支部书记都要分任务，几个书记责任更是重大，明年年底考核，以招商任务完成为主要考核指标。李书记潍坊熟，以后多跑跑潍坊的关系，只要有愿意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建厂的，我们热烈欢迎。”
只用了几分钟，我就交接完毕，并安排车把我的东西拉回党委办公室，小房继续留在科技园干活。办公室里静静的，只有我一人郁闷地沉思。轰轰烈烈的科技园建设就这样以大棚的压倒结束了，亦结束了我在松堡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该找的原因都找了，归根结底，大棚建成后，我就不该留在科技园。老子“功成名遂身退”所言极是，我本来就想下雨后的第二天找郑务聚辞去科技园工作，可没想到恰恰在早上大棚就压倒了，我该着倒霉！
没有了科技园工作，突然感到好无聊，我出门走一走。“李书记，你好！”财政所老赵见了我打个招呼；“李书记！”营秋富碰见我比以往更是淡漠，只是打了个招呼；“李书记！”李薇薇看见我打了个招呼，看看四周赶紧走开了；杨禹善老远看见我，想回头走又不好意思，只好站住等着我。
“李书记，你好！”他打了个招呼，没再说别的，也像李薇薇那样向四周撒么（看）着。
“老杨，你看那羊究竟怎么样？不行干脆卖了算了，别把本都赔上。”我说。“行，我也这样想的，我去问问小富。”杨禹善说着如同我是“大麻风”一样，颠着他那一只痛风的脚飞也似的走了。他妈的，什么人！我禁不住骂道。就你杨禹善那脚，当初为了看病，反复找我，我亲自陪着去潍坊人民医院，又帮着他到处买“秋水仙碱”，可如今，为了保住自己，怕粘我边惹上责任，都躲得远远的。他妈的，我还懒得理你们。
夜深了，我站在自己房间里，抱着一杯白开水，来回走动着。从后窗望去，招待室一片灯火辉煌，人声喧嚷。门前停着几辆高级奥迪车，不知又是哪几位领导来了，以往主要领导来了，郑务聚总是安排办公室喊我。今天在食堂草草吃完，我就回到自己房间里，也没人找我，我感到了一种出奇的孤独寂寞。婚姻如此，仕途败落，一种莫名其妙的复杂的孤独与寂寞笼罩在凄凉的心头。
“他妈的！我操他娘！天高地迥，兴尽悲来，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我禁不住骂骂咧咧。
“老李，在干啥？过来玩。小房也在这里。”是老宋打来电话。在这时候，还是老宋没有忘记我。
进了门，种子站的王生麟也在，正和老宋忙乎着下象棋。“来，老李。小房都告诉我了，别在乎，这很正常。你这性格太杠，得罪人了。刚才生麟告诉我，连宋和风那小子也在老郑面前参了你一本，说那巴西旱稻不好卖，其实也不是如此，他是耍了个手腕，想借此低价从姚家村把稻种全部买过来，自己再卖个好价钱。别想那么多了，自己要开心。”老宋安慰我。
“没关系，老宋，没什么大不了。再说，科技园本来我就干够了，这和老百姓差不多。”我说。
“李书记，你不在这干了，我再在这里也没意思了，干到过年我也回潍坊算了。”小房幽幽地说。
夜深了，大院一片死气沉沉，偶尔夜鸟凄厉相惊。脑袋麻木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能睡着吗？怎么可能睡着呢！一年了，这条悲壮的“上山下乡”之路，虽是党委副书记，却老百姓一般，风餐露宿，旷野作业半年多，到头来悲壮地结束了轰轰烈烈的科技园。即使没有大棚压倒，抱残守缺，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可以坚信，不会有太多的改变，总不能一辈子守着科技园当个农场主。这样一想，我倒感谢老天爷这场冬日里的大雨，给我满怀壮烈与激情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让我在寒冷的冬天更加清醒地看清自己，让我更多地反思、沉闷和回顾。或许，她会改变我的人生，改变我的观念，改变我既往的追求和梦想。本来，下乡就是一种没有目标的行动，如果再这样游离下去，那真是岁月蹉跎了。
暖气像蜻蜓点水，“嘎巴”响了一阵，再也没有了。办公室开始变得冰冷，我瑟缩着，把被子裹得更紧。我突然感到自己好无助，好孤独，突然感到自己是苏轼笔下的一只孤鸿，“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太多的记忆，太多的经历，太多的感受，有很多很多，只是“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与谁说”！
“伙计，怎么样？听说你那大棚倒了？”是徐乾树从秋村镇打来电话。“是啊，倒了！压倒了！”我无比丧气。
“算了，无所谓了。听说诸城刘义提了副市长了，他妈的，操他娘，该提的都提了，就剩下我们在煎熬。兄弟，要想得开，想办法回潍坊吧，组织部那些杂碎把该提的都提了，我们这些当陪衬的早已经完成下来的任务了。哎，等一等，轮着我出牌了，老K！”徐乾树忙着打牌去了。
我默默地擎着电话，带着一股凄苦。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上山下乡”一年了，还不知今后有几年？随着夜幕的浓重，我陷入了沉重的失落、压抑与迷茫。我突然想起30年前也就是1969年在当时下乡知识青年中广泛流传的一首歌《流浪人归来》。
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
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
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2000年1月1日，经过一段痛定思痛，这一天，在家里，暖气煦煦，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光着脚丫，只穿秋衣秋裤，破例一杯清茶，幽幽的香味在房间里飘逸着，掩盖着她房间里散出来的膏药味。修像大白兔在地板上边看电视边跳来跳去，她仍然是很少的活动和更多的卧床。对我来说，已经像喝白开水吃家常便饭那样习惯。我翻开久违的《卫生统计学》《流行病学》，找到大学四册英语书和两本研究生英语书，翻开第一页，开始了我久违的读书生涯。何其莘的《Listen to this：3》我是1994年买的，买来后就束之高阁，连给它过次生日都没有。今天，6年之后，我拿出来，它仍然崭新如初。我惭愧地拿过录音机，放上附带的磁带，在欢快的乐曲中，竟然还清晰地放出“lesson one； section one； news in brief：Freed American hostage； David Jackson； appealed today for the release of the remaining captives； saying，‘those guys are in hell and we have got to get them home。’……”我欣喜中带着悲哀忧伤，难道命运如此？该着换一条道路，换一种走法，换一种活法。
记得陈忠实《白鹿原》，黑娃由当土匪归顺保安团后，“第二天早晨，黑娃起来时已不见新娘，走到厨房门口，看见她一手拉着风箱，一边在膝头上摊开着书本。黑娃洗脸一毕时，她先给他递上一杯酽茶，接着端给他一碗鸡蛋。黑娃喝了口茶，又捉起筷子，挟住一个鸡蛋随即又沉入碗中，仰起头说：‘我从今日开始读书。’”自此黑娃大彻大悟开始了脱胎换骨的修身，摒弃过去那些土匪习气，让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胚子，使其变得温文尔雅，至其投了共产党后当了副县长反而以“土匪匪首残害群众，围剿红三十六军和杀害共产党员”三条捏造的罪状而被枪毙，而白孝文那种无赖却稳坐县长位置。我又想起大爷倒还算是个读书的，就因为他读书中毒却走上了国民党那条不归路。看人家郑务聚就高中毕业，做官做得比谁都明白。看人家王地锡也是高中毕业，白道黑道都混得那么游刃有余。
想到这里，又是一股无明的烦恼，读书干啥？32岁的人了，又在个乡镇，仕途眼看没有指望，究竟怎么办？不管那么多了，先这样打发无聊再说。
多少个孤寂的夜晚，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沉思之日，回想过去，看那乡镇那一个个跳梁小丑，好丑陋好可笑。大大小小无非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个玩偶，玩人家和被人家玩。一颗浮躁的心开始慢慢尘埃落定，迷茫慢慢变得清晰。朋友常隼的一个电话，给了我走出乡镇的一个跳板。
“兄弟，怎么样？很久没给你打电话了？”是研究生时我的师兄常隼。
“兄弟，一般啊，说实话，下来呆够了，回潍坊人民医院没脸回去，其他单位去不了。现在是混啊！你怎么样？”我无奈地叹着气。
“兄弟，我还好，正在做着赵院长的博士。你也考博士吧，这怕是你唯一光彩地离开乡镇最好的路子了。”他说。
“有道理！有道理！”我思悟着他的建议。告别了无聊，告别了寂寞，告别觥筹交错的迷离，我不会再那么傻乎乎地为敬领导喝了一斤白酒呕吐难受去医院打吊针，因为我清醒地知道那个领导以后是不会认识我的。为了那个寂寞的追求，我开始圆滑地应付郑务聚安排我的那些诸如“管理草莓市场、胶河工程改造、白羊山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不是不做，做得没有科技园那么棱角分明了。现实和目标迫使我如同庖丁解牛，既要游刃有余又要学会进攻的躲避。现实逼得我像故乡使狗河中的鹅卵石经过岁月流水的冲蚀而带着些成熟和圆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