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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郁郁地敲着每一家门献上自己勉强的笑时，我突然想起了爷爷、奶奶和父亲当年带着四叔、五叔流亡时的悲壮。那时是在一片或同情或鄙夷或漠视中要着不同颜色的干粮求得天地可存的一条生路，而如今亦是在或同情或漠视或无奈中求得切除肿瘤的一个颜色的人民币。物亦钱，钱亦物，二者异曲同工，都是为了肚子，前者是为了果腹，后者是为了把腹中那块与正常细胞争夺营养的肿块切掉，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继续生存。
“是涵穹啊，快进来。”五姨热情地给我倒上从自己房后采来的茶叶水。在我说明来意后，毫不犹豫地凑齐了200元，又给我灌满了一瓶子水，塞进书包里两张大饼。
“五姨，我走了。”我恋恋不舍。
“走吧，等我二姐夫出院，我再去看他和二姐姐。在潍坊住院，我们就不去了，到那里自己都迷路。”五姨说。
“涵穹，你看，这大热天的，快坐下喝水。不瞒你说，我这几年把钱都投进生意去了，资金周转也比较困难。”我本以为能从表兄那里借到一笔钱，我可以快去潍坊交上住院费，给父亲尽快手术。但当表兄叼着“中华烟”从他那一大把钥匙里面慢条斯理地打开抽屉，数了160元钱给我时，我不免有点失望地不想接还是接过来，在诺诺声中让笨重的“大金鹿”驮着我瘦小单薄的身体载着一车忧伤与愁闷快速滚向下一家亲戚或朋友。
太阳快要落山了，红红的火烧云在西山天边灿烂地燃烧着，滚动着，旋转着，漂浮着。夕阳西下，一个天涯独行人在泥泞的庄稼小路上艰难地行走着，眼看自行车沾满泥巴走不动了，歪歪斜斜地终于那车上的人不得不跳下来，扛起车子向前挪动。累了，歇一会儿，顺手掰一个棒子，剥开外皮，嫩嫩的用手一掐能出水，那人四下看看，贪婪地啃着。旷野下，余晖中，天地悠悠，袅袅炊烟，朦胧着一个晃动的小小的身影和一个大大的车影，慢慢地被无际的青纱帐吞噬淹没。
这时，我突然沉闷地想起爷爷去刘山老姑家要饭出来的情景和那天大爷提着冲锋枪惨死的悲壮一幕。
阴历七月二十二日，潍坊附属医院普外科手术室。我和五叔焦急地在外面等着。
手术这天，母亲非要来。“娘，你就别去了。我和我五叔就足够了。”我说。我是担心父亲真有意外，母亲当场受不了，岂不更给我添麻烦。
“你叔动手术，再有个好歹，怎么办？你不让我去，我在家里挂挂着也难受。”母亲眼圈红红的，低头帮我们收拾干粮。
“多带点，能省就省。”母亲说。
“娘，让你在家里你就在家里，你别去。过半个月就出院了，再说，又不是什么大病，就是个胃溃疡，切去就好了。”我诳母亲说。我和五叔出门走出老远了，还看见老母亲站在老槐树下张望着。
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时有医生和护士匆匆进进出出，不时有病人推进去和推出来。看来是要下雨了，正晴的上午突然变阴暗下来，黑云像魔鬼慢慢地压下来，走廊上变得更加闷热，人像在笼子里闷蒸一样。继而窗外噼里啪啦地响着，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滚动着，一道道亮闪闪耀着，抽打得我心里一揪一揪的。时间在慢慢地煎熬，我在焦急中不断地看着手表，已经三个小时过去了，不知父亲究竟怎么样？
终于，手术室门口探出手术医生疲惫的脸庞，那个田医生满脸是汗，摘下口罩，喘了一大口气，说：“手术结束了，正在缝合，等会儿就出来了。做得很顺利，周围淋巴结清扫也很干净。我写个病理申请单，你找护士长取标本。”
手术车推着父亲出来了，盖着白色的被单安静地沉睡着。我接过手术车，推着父亲。
“快点！别路上感冒了。”手术护士长说。“来，来，小心！平放。”到了病房，护士长有条不紊地安排着。“麻醉还没解，等他醒过来，不要喂水，不要喂饭，即使口渴，给他湿润湿润嘴唇就行。”
“谁是25床陪床的？”护士长问。“我是。”我说。
“你父亲做手术用了200毫升全血，200元。你们家属要是献上200毫升血，这200元就不用交了。还有，这是手术切除的部分，趁着病人还没醒，你先把它送到潍坊医学院病理室尽快确诊，医生好确定治疗方案。”护士长说完，把病理申请单和一个装满父亲胃切除部分的大号橡皮手套递给我，急匆匆地忙活下一个病号去了。
我看了看病理申请单：
病史摘要及临床检查所见：上腹部饱胀不适十余年，加重伴腹疼8个月。胃镜检查：见胃窦处1。5～2。5CM溃疡，病理为腺癌中分化。
手术名称及手术所见：胃Ca根治术，术中见包块绕于胃小弯两侧，大小约3×3CM，周围淋巴结3、4、5、7、9淋巴结肿大。
临床诊断：胃Ca
送检标本：1。胃大部及大网膜
2。腹腔膀胱淋巴结
在潍坊医学院病理教研室，一个长着黑黑胡子的名叫郭文君的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从手套里取出标本，用一个毛刷子在水龙头下仔细地洗刷着残胃。
“郭老师，为什么要冲洗它？我怎么看不出胃癌的样子？”我看着那一大块褐色的肉问。
“胃内部有很多杂质黏液，要做病理标本，必须先清洗掉。你看，这胃壁的黏膜层有很多皱襞、纵横沟和胃小凹，正常呈完整的长城状，但是这胃窦部处的黏膜糜烂隆起都出现不规则呈垛口样的断开，应当是溃疡或胃癌的表现。”郭文君老师说。
“郭老师，何时来拿结果？”我问。
“标本需要切片、HE染色，你三天后来拿报告吧。”郭文君说。
下午五点，父亲醒过来了，干裂的嘴唇嚅动着，“水，水，给我点水喝。”我按照医生的吩咐，用汤匙轻轻地在他嘴上喂一点，父亲张着嘴一个劲地要喝。
“叔，人家医生说了，现在不准喝水。”我说。
“哎哟！哎哟！”父亲开始呻吟着，额头上、脸上满是汗珠子，手到处乱抓着。我不断用湿毛巾给他擦着，压住他的手，小心别让手抓着腹部的胃液管和下边的导尿管。
“要不要让医生给他打一针止疼的？”五叔问。
“别！忍吧！做手术哪有不疼的。”我坚持说。我知道杜冷丁那东西，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打。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依仗着在医院药房干，用杜冷丁方便。做了胆囊炎手术，不停地用杜冷丁止疼，结果成了药物依赖性，最后不得不靠吸毒过日子。
“怎么样啊？排气了没有？”第三天，田医生带着一群实习生又来查房的时候问父亲。父亲没有听懂。
“我问你，就是放屁了没有？”田医生问。“放了。”父亲说。
“那就可以吃点稀饭流质易消化之类的。病理报告出来没有？拿来我看。”田医生从一个学生手里拿过病历夹。
病理报告：胃癌，早期中分化腺癌。田医生扫了一眼。
“好，方案不变，继续抗生素治疗。暂时不用化疗，我看化疗作用不大，效果不一定好。他这个情况出院后要靠自身调节。你们也要记着，怎么是辨证施治？昨天你们一个实习生让我训了一顿，一个病人查不出什么病来，就把能检查和化验的单子都开了，让病人去做，以为这样就能把病找出来，这是从医一大忌。要靠你们扎实的业务知识，不要靠设备。机器再先进，也是个辅助检查。”田医生说。
父亲脸色一天天见好，五叔挂念家里女儿和地里庄稼活，先回去了。大哥来病房看了看父亲，给父亲买了二斤包子，回去了。弟弟变化很大，上了个中专，已经找不到少年时农村吃苦耐劳的形象，头发梳得油光光的，上下一身时髦。“病房里味道太大，受不了！受不了！”来呆了十分钟也走了。天棚上风扇在“咯吱咯吱”地响着，横扫着房间里难以忍受的臊臭味、药水味。病房里八个病人各居其态，各显其相，睡得死气沉沉。临床是一个胰腺壶腹癌病人，由于代谢障碍，严重黄疸瘙痒，睡梦中手抓的皮肤“吱吱”地响着。我坐在一个凳子上，趴在父亲床边，打着瞌睡，晚上有时还要扭开导尿管，把尿倒进痰盂里。偶尔，还得看一下胃液管的袋子满了没有。
七月的潍坊，太阳干巴巴地烤着宽宽的柏油马路，烤着大街小巷，整个城市就像一个烧烤店，袅袅的烟雾下，“啦啦”地响着烧烤的声音，热得能把人的油烤出来。小孩一趟一趟地举着零钱去买那当时流行的“239”冰棒和冰块，换来了卖冰棒老奶奶龇着没牙的嘴的咧笑。汽车轮胎亲吻着地面，蹦跳着尽快离开地面，不敢久留，怕亲吻不成反而爆了自己。午后的大街上，静悄悄的，只要有条件的人和动物都本能地躲到阴凉下了。整个市区就像大战前的战场，出奇的宁静。一个黑瘦的青年，戴着一副黑边破眼镜，穿着“的确良”褂子，挽着长长的裤腿，用力地蹬着一个破烂自行车，一手扶把，一手提着饭盒，急匆匆穿梭于大街小巷。一个摩托车突然窜出来，青年不由自主地狠劲倒踩脚踏踉跄着刹车，差点倒地，压在一只正在爬着怡然自得睡觉的大黑狗，只好用一条腿把自行车支撑住，仍紧紧地攥着饭盒把手。父亲手术五天了，为了给父亲增加营养，在潍坊工作的二姑家大表兄表嫂每天在家里做好饭，我骑着表兄的自行车来回给父亲送饭。
父亲可以下床活动了，胃液管和导尿管也已拔掉，临床那得壶腹癌的老头成了他聊天的伙伴。偶尔，父亲捂着伤口，慢慢地和那老头在院子里散步，无话不拉。
“大哥，你家既是老潍县常家庄的，你可知道1948年那场潍县战役？”父亲对大爷的死一直是个谜，虽然李福成告诉了父亲大爷死的经过，但父亲仍希望大爷能活着。
“那是。唉！那场战役啊，刀光剑影，昏天黑地。指挥部就安扎在我家里，许将军乘着吉普车进进出出，指挥作战。那时，有一个连的兵力因为挖地道塌方，结果上面是个大湾，水全倒灌进来了，全连都被淹死，一个都没剩，惨啊！急得他三天三夜没合眼。”老头说。
“你有没有听说坊子开拔过来的国民党最后怎么样了？”父亲问。父亲知道大爷是随坊子国民党进入潍县城的。
“你说那一股国军啊，惨！我整天接触许将军，只记得有一天许将军拿着战报非常兴奋。他说：‘哈哈，全歼！全歼！坊子守敌到了潍坊汽车站还没来得及休整就被我们包了饺子。’大体坊子那一股就是这样子。”老头说。
父亲心里一阵凄凉黯然。他不知多少次做梦，梦见大爷没死。他甚至有一年听说大爷随坊子一股国民党从青岛逃到了台湾。父亲抱着一肚子希望托当地台办打听山东安丘有没有李仕昌这个人，台办回信说他们掌握的信息没有安丘飞水秦戈庄村的，伤心得父亲很长一段时间怅然若失，不知心之所往。
术后第八天，田医生安排一个实习的学生给父亲抽线，自己在一边指导。
“哎，你手利索点。先消毒，自里向外。隔一根抽一根，同时观察伤口的愈合程度，要是愈合不好，就先别抽。轻轻地剪，轻轻地抽，好，就这样。”田医生说。
“愈合情况不错！后天可以出院了。”田医生查看了父亲的手术刀口，满意地说。
“小青年，你父亲住院用了200毫升血，你今天如果献了，出院结算可免除200块钱的住院费。”那护士长说。
“好！好！我献。”为了省那200块钱，我一口答应。
看着我A型血缓缓流出，我心里想，又省200块了。结完账，总共834元，我捏着沉甸甸的结算单和父亲踏上了回乡的路。身体由于献血，头重脚轻感觉轻飘飘的懒洋洋的，回到家，我倒头连睡几日。
1990年正是中日关系好成兄弟，一个比蜂蜜比甘蔗糖还甜的时候。歌舞升平，轻歌曼舞处处丝竹之下，麻木的人们忘记了40多年前那些北海盗所犯下的磬南山之竹无以书尽其千古罪行的禽兽之为，1989年“六四”后的青年从民主激进关乎国家存亡的那股热情、激情慢慢冷静下来，变得沉闷和麻木，更多的青年选择了苦读英语走出国门，寻找个人自由奔放的天地。很多的人又漂洋过海甘当二鬼子、三鬼子，到那个二战以后重新崛起的东方国家，摇尾乞怜从人家手里乞讨那些叮当作响的银元。中日各种民间协会、商贸团体互通来往，络绎不绝。那些北海盗来到中国照样买春作乐，重复着40多年前那些罪恶，只不过变相的由蹂躏成了交易，那些如花似玉的姑娘抛祖宗耻辱于九霄云外，把自己作践的身体献给那些北海盗。
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秦戈庄，我的故乡，在这酷热的七月迎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七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