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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二哥的眼光老是敌意地看着我。我估计是不是他发现苹果少了，吓得再也不敢打开箱子偷吃了。
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刚放学回家。
“军，你和收去南沟刨点茅草，晒干摊煎饼，顺便把兔子吃的捎回来。”母亲喊着二哥和我的乳名吩咐我俩。
我挎着筐子，二哥抗着镢出门了。
南沟一片开阔地，地头一段是一栋墙一样的山岭。民兵连长李天曙正领着民兵在用半自动步枪练习打靶。打靶结束后，一大群孩子疯似的跑进地里捡那些黄铜铜的弹壳玩，或用镢在岭上刨子弹头。我挎着筐子沿着沟边挖那些野茄子、荠菜、苦苦菜等兔子吃的，二哥则扛着镢到处刨岭上的茅草。
我的筐子一会儿满了野菜，二哥刨起茅草来浑身懒洋洋的，身边没多少茅草。一会儿发现他去刨那些嵌在土里的子弹头却来了劲头。
“军啊，你下午就刨了这些茅草，你干什么去了？白养活你啊！整天不干活。”母亲看二哥回来就带了那么点茅草。
“你以后少向咱娘告状啊！吃饱了撑的！”二哥瞪了我一眼，径自进屋，从兜里掏出一个个子弹头放在一个木盒里。其实那东西没任何用处。
“收啊，家里的洋火怎么拿出一盒一会儿就没有了，到哪去了？不知道两毛钱一封洋火，挣那两毛钱容易吗？”母亲发现这几天火柴用得飞快。火柴放到炉灶边，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时候农村习惯称火柴为“洋火”，以为那国产的火柴也是进口的。
“娘，我没见。你去问我二哥。”我说。
我是有一把用自行车链子做的“洋火枪”，但我一般都是诳小伙伴的火柴用，把火柴头上的药粉刮到“洋火枪”枪膛里，枪头放一根火柴棒，扣动扳机，撞针撞击火柴药粉，就能“叭”的一声，把火柴棒射出去。晚上，我才发现二哥也用自行车链子自制了一把大号的“洋火枪”，把刨来的子弹剥掉外层，放在里面打着玩。我看见他打过，效果很差，那子弹根本没力量射出去。十四五岁的孩子了，他还和我们小孩子一样玩那东西。
母亲知道了，把二哥的“洋火枪”放进锅底下烧了。
“我警告你，你以后少在咱娘面前告我状。听见了没有？”二哥用手指点我额头说。
“你别做啊，别让咱娘怨我啊。”我腆着胸脯回顶一句。
二哥气哄哄地推搡了我一把，我一倒，后面是一个土堆，绊倒了，气得哭着找父亲。一会儿，我又听见父亲和母亲打起来。
“是军干的，你怎么怨收。你看你养了些什么孩子？上学不争用，还净给我添麻烦，我整天跟在后面擦屁股。”父亲在向母亲发火。
“我养的孩子不好，当初你别和我结婚啊。孩子不好，你怎么不管？你不也是把气往那俩孩子身上泄？”母亲也火辣辣地。
“你让我怎么管？上次保财推车子故意把车子推到沟里，让生产队扣了我两天工分，我回来说了他几句，到现在还不和我搭腔，你让我怎么管？”父亲话音也拔高。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烦死了，锅里耙菇都糊了。”姐姐毕竟是女孩，在这个大家庭里一直充当和事佬。
二哥下了学，白天睡觉，夜里行动，常常老鼠一样昼伏夜出，偷鸡摸狗，搅得四邻不安。这还不算，还让我碰到过更为尴尬的事情。
老槐树东南是鬼的好自栽的一片梧桐树林，长得挺拔秀丽，枝叶繁茂，每到了春天，鬼的好就捡粗大的刨出来，去市场卖树苗，留下小的长着第二年再卖。这里也是很多家禽的栖息和交配之处，里面公鸡、母鸡亲热地偎依在一起，或者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唧唧”叫着翻开树叶找虫子吃。狗也经常来凑热闹，特别是夏天，跑进来乘凉。我经常到那捡鸡粪，一会儿就能满瓢。
小学四年级的秋天，我照例提着三条绳吊着破瓢到处转悠捡鸡粪，不知不觉钻进了梧桐树林。我不想惊动那些母鸡，我想悄悄地靠近他们，说不定还有意外的惊喜，以前我就在里面捡到过几个鸡蛋。树林里好寂静，只有秋日午后的太阳慵懒地斜射进来，照在地上映出斑驳的树影。圆圆宽大的梧桐树叶掉在地上，踩上去软软的，很舒服。
突然，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一个大约十三四岁的女孩躺在铺满梧桐叶的地上，微微鼓起的胸部穿着淡黄色花格褂子，头上束两个小辫子，向后翘着，头下枕着厚厚的梧桐树叶，眼睛半闭着，脸色绯红，小嘴张着微微娇喘，下身裸体，露着白白滑腻的大腿，裤子堆挤在脚踝处，白皙平展的小肚子下面隐私处还没长出阴毛，有点高高的白白的，和小肚子融洽地连成一片，能看见那下面很嫩的红色的神秘。她的身上用胳膊撑着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肉红色的小弟弟硬硬的，外面包着的那一层皮还没有完全褪尽，半包着那小弟弟的头部，直挺着对准那神秘处试探着插去，看来是紧张或插不下去，他很笨拙地一次次撅起退下半截裤子的屁股，一次次插下去，可就是插不进去。
“好了，该轮着你在下面，我在上面了。”那女孩睁开眼睛说。
就在他们交换姿势的时候，那女孩和男孩——我的二哥同时看到了我。我也认出那女孩是我们生产队会计的女儿。
我只记着他们两个同时惊讶地张大了嘴，以后的事情我一片空白。当我从麻木中醒过来，地上只剩下了那压得有点揉烂的像锅贴饼子样的梧桐叶。
很长一段时间，二哥都躲着我，吃饭的时候，偶尔有片肥肉，他也不和我抢吃了，要是以前，两双筷子在碗里像两条龙在搅动，谁也不让谁。最后母亲夹起来喂给弟弟了，我们才悻悻地罢手。
随着秋风落叶，懒懒地飘来大哥的一封信，这是他当兵快两年来的第二封信。“秀明，念念听听，你大哥说了些啥？”母亲很兴奋。父亲正在做饭的堂屋里坐着马扎，细细地摘着刚刚收获的芫荽的烂叶和杂叶，准备挖个土坑埋起来，过年卖个好价钱。
“对，念一念，看你大哥怎么样了？人家松元村那姑娘还正等着哪。”父亲也很高兴。
“我在这里很好！你们不要瓜（挂）年（念）。现在在伙房干，吃的很包（饱）。我准备今年十二月回去叹（探）亲，趁叹（探）亲机会和她结昏（婚）。你们在家里准备一下。另外，我没有手表，给我买一块。”
大哥的信，开头没有称呼，信尾也没有署名，只是署了个日期，足见大哥对这个大家庭的怨恨。
“娘，大哥要回来了。说是回来结婚，还要块手表。”姐姐高兴地说。
“哎呀，太好了！你大哥要回来结婚了。这拖拉两年了，该结婚了。菩萨保佑！儿子要说媳妇了。”母亲非常高兴。
父亲听到结婚，脸上也挂着满面笑容。但听到姐姐念到“我没有手表，给我买一块”，那正摘着芫荽的手擎着芫荽在半空停住了。那年头，一块手表多少钱啊？结婚也要花钱哪。
父亲低头看看屋里的芫荽。
“唉！本来想留到过年卖个好价钱。”他轻声叹了口气。
十一月十日，飞水大集，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头戴破毡帽，手推小推车，车子的两边各放一个破席笼子，上面盖着破被子，艰难地行走在赶集的路上。路上冰冻很滑，他不得不把腰哈的更低，两腿叉开，小心翼翼地走着，有时滑得一个趔趄差点跌倒。手上连手套都没戴，走一段路程，他不得不停下来，搓搓冻得发红的手，哈出的热气，凝结在嘴上，形成白白的胡子。
到了集上，找个摊位，他蹲着，可怜巴巴地指望着能有人买他的芫荽。
“老兄，芫荽不错啊！批发给我吧！三毛钱一斤怎么样？天这么冷，蹲在这里滋味很不好受啊。你快卖了，早回家暖和，你看你冻得这样子。”一个差不多大的菜贩子凑上来说。
“三毛？凭我这芫荽，至少四毛啊？不卖，我零卖。”父亲说。那菜贩子悻悻地走了。
日到中午，父亲卖得差不多了，起身直了直腰，从车子上拿出一个书包，推着车子来到一个羊肉汤摊。
“老范，来一碗羊肉汤。”父亲和他是老熟人了。
“哎哟，仕途啊，又卖上了。来喽，来个火烧吧？”老范说。“不用了，我自己带的煎饼。”父亲说。
每次赶集回家，父亲把那些破碎的油渍渍的黑糊糊的零钱仔细地数一遍，小心地放好。
“40块了，差不多了。”父亲叨念着说。
年底，大哥回来探亲了。穿着军装，英俊潇洒，真不亚于斯诺当年在陕北给毛泽东拍的相片上的模样。
“保财，看这表怎么样？你对着收音机调好时间，我不会上弦。”父亲喜滋滋地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盒子。这是父亲托本村在外面干供销员的王余水给买的。
大哥打开一看，亮闪闪的，是北极星牌的。
“好，这手表不错！”大哥赞叹说。没来得及调准时间，就戴在了手上。
一年后，也就是1981年，大哥复员回来，又和嫂子住进了父亲和五叔及亲戚帮忙盖的新房子，虽然是土房子，父亲已经尽力了。
分家时，碗、筷子、粮食各一半。
“叔，大哥就两口，我们六口，还对半分，这太不公平了吧。”我不满地说。“你看，囤里就这点粮食了。”
“你孩子懂啥？我对你大哥十分，才不赚别人说，这还不一定赚的好。可对你三分，没人会议论我。”父亲说。
刚刚分开家，四叔回来了，这天也巧，二姑也来看父亲。二姑一家自1958年移民到吉林后，忍受不了那里的严寒，前两年又迁回牟山水库了。表爷爷又重新给二姑一家盖了房子才安顿下来。
中午刚放学回家，就看到母亲在炒菜。
“娘，谁来了？”我问。凭我的直觉，一定是有客人来了。
“你四叔和你二姑。”母亲话完，从西屋出来一个高大的中年人，四方脸，厚厚的嘴唇。见了我，嘴咕噜着，和我说话。我一看就是四叔。这是我第二次见他，第一次才几岁，也没印象了。
四叔上次回来大约是在我6岁的时候，如今我都12了。虽然幸福村距离我家不远，不过20公里，但四叔明白，自己无辜得了麻风，被村里视为异类，还回来干啥？一般都是每年不定期父亲去看他。
四叔把我领到一边，蹲身热情地看看我这里，看看我那里。然后站起来，比量着他的身高，又指指我的身高，说我长得太矮了。
二哥中午不知到哪里去了，回来准备吃饭，一看四叔在，脸一耷拉像遭霜打的茄子顿时黑糊糊的，招呼也不打，转身就走了。估计是去了大哥家，反正直到晚上才回来。
四叔困惑地指了指二哥，嘴里哇啦着，我也搞不懂。
吃饭前，四叔指了指地上的粮食，摇了摇头，摆了摆手，告诉父亲不要送，他够吃的。然后指了指粮食，指了指父亲和我，让我们吃。
“二哥，我这次来，是商量给仕才找对象的事情。你看，五弟也30多了，还光棍一根。急啊！”二姑边吃饭边说。
“二姐，我也急啊，可谁跟啊？”父亲喝了口表爷爷让二姑带来的老地瓜干酒。“我邻居有一个，年纪大点，还有点傻，心脏不好，但家庭不错，他父亲原来是干公安局。五弟，你觉怎么样？有总比没有强啊！”二姑说。
“那我要干啥？我要累赘啊！”五叔把一盅酒一口倒下去，展开热好的煎饼，卷上一棵葱，“咯吱”咬了一口。
“那你说怎么办？家里穷，因为你大哥、四哥把你耽误了。咱娘和咱爷都没有了，怎么办啊？”二姑伤感起来。
“我觉着二姐说得有道理。仕才，不如去见一见，不是太大问题的话，就成了吧。总要成个家啊！”父亲说。
五叔没有说话。
不管过程如何，五叔还是把二姑说的那人变成了我五婶子。过门那天，我见五婶子也30多了，胖胖的，胖的有点虚，怕是心脏病的缘故吧。先天性心脏病使她不得不走十多步路就要歇一歇。精神也不太好，不是太傻但反应也不好。过门的时候，按风俗要新郎新娘吃面条，一般都是象征性地吃一口，以示“夫妻长长远远”。邻居大婶子在给五婶子喂面条时，她吃了一口，大婶子刚要端走，五婶子说她还没吃饱怎么就端走了，还要吃，引得闹洞房的人哈哈大笑。
五婶子娘家人觉得终于把这样的女儿嫁出了，一个连傻带病的女人嫁给一个魁梧粗壮的青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