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辜负。”
“爷爷，我尽量做到，也正在考虑以后如何做是好。”大爷诺声相应。
分家后爷爷就带着一大家人在路北面居住，开始了打火烧谋生的日子。当时还是一大家人，父亲、我大爷、我三叔和我的两个姑都在一起生活。打火烧没有宽绰的地方，只得在这一间半屋。当时院子虽大，但空荡荡的，几株老梧桐带着斑驳的老树皮，不管这贫穷的春天，不管他娘的小日本还是国民党，空寂昂然地仰头面对春天绽开着桀骜的花朵，随风阵阵郁香飘散在院子里。破屋的西南角，是一盘爷爷的爷爷就走出来的圆圈，围着一盘磨，从爷爷的爷爷开始，就靠这盘磨，磨出了一家人的生计，磨出了岁月，磨出了沧桑，一直磨到我的童年。大爷李仕昌是1920年正月十三日出生的，死于1948年。听父亲说，祖辈以来个头都挺高，都在一米八以上，可父亲就矮了，一米六多一点。大爷也是那种魁梧高大的体形，父亲说，大爷一米八二，长的也帅，和他现在看到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罗京几乎一模一样，就是罗京额头上缺少一个月牙样的伤疤。大爷小时候让骡子照头踢了一脚，就留下了一道伤疤。父亲一想起早死的大爷，就说：“你大爷那爷勒盖（额头）有这么一小伤疤，其他和那电视台的那个长得一个模样。”当时大爷已经在本家李孟仲老爷爷的资助下从国民党的学堂毕业了，相当于现在的高中水平，也在家里帮忙打火烧。但大爷这时的主要工作是和本村的高守诚担任村里的财务管理，主办《土地晨报》。三叔么，典型的影视作品和绘画科班作品里的那种中国传统农民的写真，就知道低头种地，做不出其他惊人留名的事情。对他来说，土地是他的至亲，有了地就有了一切，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这样活到现在。
打火烧，是从我老爷爷就会的一门手艺。虽然就是面食的一种，但在我们村周围，也是很有名气的。虽然本村和临村都有打火烧的，但就是没有我们家打出来的好吃。
火烧，有很多种，大多经过炉子烘烤而成，与烧饼有点类似。如有杠子头火烧、簸箕火烧、梭子火烧、坎火烧。有的带馅，有的不带馅。带馅的扁圆如肉烧饼、菜火烧，含陷似饺子，皮薄陷多，外酥里绵，鲜香味浓，轻咬一口，油水便滋溢而出。火烧还分为干火烧和油火烧两种。干火烧的做法是，把面和好揉匀，切成一两左右大小，用擀杖擀成薄皮，皮薄可至纸张一般，抹上油卷起，竖立压开，包入肉陷，再压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圆饼，放在专门打饼子用的鏊子（一种烙饼的平底锅，打火烧的比较大）上烙至外皮焦黄即可。油火烧则直接用面皮包陷，在平底锅浅油中煎熟，食用时，浇蘸上醋蒜汁，清香解腻，更为爽口，其陷多用猪肉剁大葱。也有用羊肉或牛肉的。不带馅的则为硬面火烧，不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打法。
爷爷打的火烧，是一种硬面火烧，经过面粉发酵的，又不同于老潍坊的杠子头硬面火烧。杠子头也是用硬面和出来的，用枣木杠子压，中间薄，有孔，边厚。古时，用麻绳串成串，挂在鞍边、车旁，食之方便。凉吃越嚼越香；热吃，用菜、肉去烩，柔韧不散，非常有味。爷爷祖上流传下来的硬面火烧，工艺虽和一般的差不多，但只要吃过的人，就感觉不一样。手工面食就是这样，同样的工艺，面揉几遍，火候的掌握，出炉的时间都不一样，时间长了，就如同厨师掌盐用手一掂与秤准是一样。
爷爷打的硬面火烧，工艺就很简单。先由爷爷领着奶奶、大姑、二姑轮流推磨，把小麦一遍一遍地磨细，直到磨成面粉，然后把以前发酵过留做引子的类似酵母的干巴面用温水泡好。那时没有现在的酵母，只能留上次发酵过的面，我们当地人称“老面”。待“老面”泡开，以“老面”作为盆底，开始用水和半干半湿的面和面，一开始，不能用水太多，水太多了，和出的面太软没法用，故水要少。和出的面开始很硬，以后越揉越软了。面和好后，再用木杠子来回反复地压，其实也是和面，因为和的面多，没法用手和了，只能借助于木杠子，如同现在的机器和面一样，但机器和面的效果总是不比手工和木杠子和出来的面打火烧效果好。面和好后，爷爷先用柴草把煤点燃，挨到煤烟散尽，只剩红红的火苗，把鏊子放到炉上，根据火候就可以打火烧了。这时候就把和好的面揪成一个个的剂子，按成厚厚的圆饼，人工翻来覆去地揉，待揉到手感很好的时候，先放到鏊子上面烤皮，烤到半硬的时候，再用长长的铁叉子把它放到里面炉口的周围烘烤，要不断地翻，不能烤煳。最后根据烤的程度，一个个黄灿灿的散发着香喷喷面香的火烧出炉了，爷爷用一个大的柳条编制的当地人叫“浅子”的器具把火烧晾好，就可以卖了。当然这种硬面火烧，在北京等地方还叫“墩儿饽饽”，《天桥杂咏》中有一首诗形象地描写了卖饽饽的情景：
饽饽沿街运巧腔，
余音嘹亮透灯窗。
居然硬面传清夜，
惊破鸳鸯梦一双。
这个做法，一直到父亲这一辈，还一直这样做。
1938年的春天，刚刚下过的春雨，使寒冻了一个冬天的大地带着睡意苏醒过来，土地松松的软软的。
远远的巷里，传来父亲的童音：“卖火烧了！……换火烧了！……”当时一个火烧卖的话四个铜板，用小麦换的话，一两小麦。父亲这卖火烧的声音，从童年嫩嫩地喊着，一直喊到了苍老。记得我上高中时，家里还一直打火烧。
听着父亲的喊声，爷爷对三叔说：“打火烧的引柴火快没有了，三跟我去山上刨去。”穷苦的日子过惯了，爷爷显得有点麻木，老百姓还有什么追求，能吃上饭就是追求！填饱肚子，养家糊口就是最高的追求！
他叹息着：“大妮、二妮，先把面发上，等我回来再和面。”
带着三叔出门，已是日头高高，爷爷说：“你大哥去推煤也该回了。”大爷年龄大了，爷爷已打发去坊子煤矿推煤。我村离坊子大约40公里，为了省钱，爷爷尽量不从镇上或安丘买，那样总是贵，而是让大爷直接去坊子煤矿买。但兵荒马乱，爷爷哪能放心？刚刚前不久，2月18日，驻昌乐县日军还到小善地村屠杀群众20人，打伤6人，抓走10人，烧房296间，被抓的10人中有7人被枪杀，村民刘德先全家被杀。潍县城后门街30名失业者去坊子推煤贩卖，行至城南王尔庄，被巡路日军杀害。
穷的连打火烧的引柴火都没有，爷爷只能到降媚山上去到处刨茅草之类的野草回来用，或从山上弄些灌木干柴。茅草长得很深，满山遍野到处是，爷爷带着三叔一会儿就刨满一筐子，然后爷俩一前一后用镢头扛着筐子下山。刚回来，大爷也推煤回来了。
“仕昌，怎么回来这么晚？”爷爷问道。
“爷（土语：父亲），我路上碰到鬼的好了，他动员我去参加国民党，和我拉了很长时间。”“鬼的好”名叫高瑞云，在飞水镇公所给国民党干杂活。
“仕昌啊，咱不图干什么党，只要平平安安就行，国民党、共产党哪个党你也别参加，先老老实实地养家糊口。”爷爷是那种掉下树叶也怕砸头的人，逆来顺受，胆小怕惹事。
“爷，日本人来了，能让你安生吗？反正是打日本，参加哪个党都行。”大爷毕竟是上过学堂的人了，心也野了，眼也阔了。
天快黑了，夕阳红红的，灿灿的，像炉子里正烤着的火烧。爷爷把炉子点好，开始打火烧。爷爷打火烧，一天能打20个左右，打多了就卖不掉了。这时奶奶领着大姑、二姑先把面和好，爷爷看炉子，奶奶和大姑、二姑揉着一个个的剂子，一边打一边聊天，聊着生活辛酸。
大爷正在炕上铺着纸墨笔砚办他们的《土地晨报》。大爷主要负责版面的内容，包括村里土地的面积，各家各户的姓名、土地面积、等级、土地规划等，而高守诚则负责版面设计。大爷写的一手好字，工整大方，遒劲有力，遒媚雅健，飘逸古淡，还带晋书的风致与萧散。大爷手抄的《大学》《论语》，一直流传到我二姑出嫁带走，散落在她婆家，到了文革时再也找不到了。只记得，我二姑家我大表兄到现在还回忆赞叹大爷的书法。
写好《土地晨报》，明天交给村长就行了。大爷无聊地看着四书五经，磨着墨，蘸的饱饱的，抒发自己的愤懑、彷徨和怅惘。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山河破碎，壮志成空。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大爷一气写了五幅，长舒一气。
老屋的西南，传来幽幽凄凉的笛声，那是子灵老爷爷的房子。听说不分老少，日本鬼子要来抓壮丁，老人叹了口气。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老人心里闪过阵阵凄凉，像玉米叶子刀一般划过心头。
4月22日，日本鬼子鸡飞狗跳地打破了寂静的秦戈庄。在汉奸“老曹鬼”的带领下，一小队鬼子和伪军从安丘沿路横扫来到了我村。老曹鬼叫王二，早年没爹娘了，在村里整天偷鸡摸狗，吃饱了就晒太阳捉虱子，日本鬼子来了，正好找着爹娘了，和鬼子一起呆长了，也会哇啦几句。鬼子汉奸过往之处，太阳无色，月亮暗淡，草木生灰，鸟声凄厉；柳树去了皮，桑树没了衣，生灵遭涂炭，哭声震冤渊。路过飞水村，鬼子发现姑嫂二人在坡里干农活，便恶狼似的扑上去摧残，强奸后又用刺刀穿死。
他们这次出来的目的主要是抓壮丁，为他们修炮楼、筑公路。可恶可恨的日伪军抓了年轻壮丁后，就在降媚山等周围几个山头筑建碉堡，挖壕沟。爷爷一家人也打不成火烧了，被日本鬼子逼着摊煎饼。每天爷爷抱着磨棍起早贪黑，把小米、大豆、小麦磨成糊子，再由奶奶、大姑和二姑一人一盘鏊子摊出来，不敢怠慢。大爷正好18岁，空怀壮志，也被抓去当了壮丁。那时父亲才7岁。
每次去取煎饼的是一个外号叫“西瓜”的鬼子带着一个伪军。有一次，煎饼摊的火候不好。
“巴嘎！”“西瓜”操起三八大盖照爷爷的腰一枪托，爷爷一个踉跄。
“太君，太君。”爷爷赶紧赔不是。没办法，老实厚道的爷爷，要生活，要保住全家。
“哈呀库！”他不断地催促着那伪军装煎饼。
伪军的腰成了虾米，低声嘟囔着：“西瓜，我操你祖宗八辈！”
“西瓜”以后也没落个好下场。1941年春，日伪军窜到白芬子乡椿树沟村抢去牲口20头、粮食8000余斤。“西瓜”看见一打柴少女走不动了，如同70度地瓜干老烧酒攻心，色怒心烧，欲行强奸，“呵呵！可莫其可莫其（爽死了爽死了）！”结果正勃起插入时，让少女趁其不备把他那肮脏的东西用柴刀齐根砍下来扔到了猪圈里。“西瓜”疼得乱跳了一下午，最后不动了。气得小队长麻田警告部下一定小心，把那少女一军刀“噗”地一下从阴道插进去。
老曹鬼不愧是老曹鬼，满肚子坏水又鬼又坏。
“太君，修炮楼的石头的不用，用我们当地的土砖的干活，结实，防爆炸能力的强。”老曹鬼向鬼子小队长麻田献媚道。他建议鬼子不要用石头盖炮楼是有道理的，尽管降媚山本身就产上等的青石。因为石头垒成的炮楼，用炸药或迫击炮容易炸掉，石头易碎，而用老曹鬼所说的“土砖”抗炸能力则很强。土砖不是我们常说的用土烧制的长方形砖，而是一种北方农村常用来盘炕的那种“土砖”。这种“土砖”长约80公分，宽约40公分，我们当地叫“墼”，就是用麦秸和泥，铲在墼模子里成型，制作这种“墼”的过程叫“拓墼”。“拓墼”的时候，先用黏土掺上麦秸草用水和匀，找一块平展的地方，把长约80公分，宽约40公分的长方形木框铺在地上，用锨把和好的麦秸草黏土泥放里面，再用建筑用的泥板在里面搅拌均匀，然后手轻轻地提起两边框的绳子，一个“墼”就拓好了。“拓墼”一般放在春天少雨的天气，大约一周至10天就干了。用这种“墼”垒成的炮楼极结实，炮弹、成捆的手榴弹或炸药炸上去，爆炸范围很小。
为了实际说明二者的区别，老曹鬼在山下现场给麻田试验。他把四个日本产的48瓣手榴弹分别放入“墼”和青石垒成的疙瘩。
“太君，躲起来！”老曹鬼大喊。
“轰”的两声爆炸，那石头疙瘩就是个大地雷，青石四处乱飞，让日本鬼子胆战心惊，麻田哆嗦着想起了山东莱阳经历的地雷战。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