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桃花源- 第41部分

白采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他的历史，他的性格，现在虽从遗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绝少人知道的；他也绝口不向人说，你问他他只支吾而已。他赋性既这样遗世绝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们却能够看出他是一个好朋友，他是一个有真心的人。

白采的《羸疾者的爱》大意是个羸疾者（即肺病者，肺病在当时是视为无药可医的绝症的）的故事。诗的第一段是说诗人偶然飘泊到一个山川秀美，环境安静的村庄，村长乃一慈祥的老人，有一美貌的独生女，将这个飘泊者迎到他们的别墅，厚加款待。村长意欲以女相许，那女郎也爱上了他。

白采这首《羸疾者的爱》共七百二十余行，万余字。完稿于民国十三年间，距离五四时代不过短短五年。那时许多新诗人还在旧诗词窠臼挣扎，或乞求西洋的残膏剩馥，以资涂饰，白采旧文学根柢之厚，具见于他《绝俗楼我辈语》一书，但他这首长诗竟能将旧诗词的辞藻、语汇及旧格律、旧意境，扫除得干干净净，以一种崭新的姿态与读者相见，不是天才能办得到吗？

他若不早死，我想他不仅能与徐志摩、朱湘并驾齐驱，甚或超而上之，也说不定。因为徐朱早年时代的作品，或乞助西洋或不脱旧诗词的羁束，哪能有白采这样壁立万仞，一空倚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大手笔与非凡的气魄呢？

白采这首《羸疾者的爱》恐怕大半是真实的事迹，至于飘泊到一个山明水秀，世外桃源般山村，遇见一个慈祥且有学问的村长，恐怕是虚构的了。诗的思想是尼采式的，朱自清批评得很好，他说白采是“献身于生的尊严而不妥协的没落下去”。尼采的理想“超人”，是比现代人更强壮，更聪慧，更有能力措置世界万事，使文化进步一日千里，呈现庄严璀璨之壮观。好像只有超人才有生存于这世界的权利，我们这群庸庸碌碌的酒囊饭袋，只配做超人的垫足石罢了。

尤其那些衰弱有病的，更没有生存的资格。诗人因自己已患了不治之疾，生理心理均呈病态，遂自惭形秽，无论如何，不肯接受那女郎的爱，并劝女郎找武士一般壮硕的人结婚，好改良我们这积弱的民族，正是尼采超人思想。而且宁愿牺牲自己为中国下一代种族着想，思想之正大光明，也真教人起敬起爱。

身体健康才会快乐，身体不健康一切无从谈起。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六十九节　　目标适中

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堪称这一创作潮流的代表作。作品立意十分深刻——后来流行的、也为作者所追认的所谓”批判科学至上主义“主题说，至多只是剧本的浅层意义；在剧本初演之日所写的《代跋之一》里的说明，应该是更接近于创作的初衷的：剧作家要把剧本的主人公写成“悲剧的英雄”。这就是说，在剧作家看来，知识分子要求专心致志为人类研究科学，原本是一个无可非议的正当的愿望，帮助知识分子实现这一愿望，正是“*自由”的现代中国的历史责任于必要标志，然而，中外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却扼杀了知识分子这一起码的善良美好的愿望，“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创痍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这不仅是知识分子自身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剧，更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民族不能保护自己民族的精英，给他们以起码的创造性劳动条件的悲剧，说到底这是一个文明暂时无力战胜“愚蠢和野蛮”的悲剧。这样的开掘，就触及到了20世纪中国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包括民族文学）的一个实质性问题。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英雄本色正是表现在，当他们认准现代化的中国需要科学，全人类全世界的将来需要科学时，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头扑到科学事业里去；而当他们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人类最大的传染病——法西斯细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不可能时，就沉稳、坚毅地，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扑灭法西斯细菌的实际工作中：这就是剧本所描写的俞实夫。这个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爱国主义理想，以及为实现理想的献身精神，坚忍、执着的性格，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科学作风，宽容、谦和的气度，具有一种令人感佩而亲近的精神魅力，集中地体现了现代中国民族性格的内在的美。这个人物身上的弱点也是现代中国民族的，特别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的那不晓人世艰难的理想主义，那不通世故的天真，那股唐•；吉珂德式的劲头，是让人既感动又不能不发笑的，笑完了还会涌上一点儿苦味儿。剧作家在俞实夫这个“悲剧中的英雄”周围，特意设置了赵安涛、秦正谊这两个知识分子形象，显然为了追求思想、性格、艺术上的衬托、对比效果。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更是大胆的，这是夏衍继《上海屋檐下》之后又一次艺术的冒险：不是把时间、空间浓缩，而是着意地拉长、扩大，在五幕剧的有限容量内放下十年间的政治风云；从“九一八”事变前夕，到“八一三”上海战争，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到1942年春抗战转折关头；并且正面展现“东京——上海——香港——桂林”人生舞台与戏剧舞台的大转移。时间、空间跨度的扩大，表明了剧作家对开视野、表现大时代背景、“将抗战中各阶层人民的苦乐一一泼在纸上”的史诗性的追求。但他始终关注的，不是大的历史事件本身，而是社会历史大风暴所激起的人物情感的风暴，是受着历史发展的外在逻辑制约、影响的人物思想、情感=心理发展的内在逻辑。他所倾心的不仅是人物心理刻画的历史深度，而且还追求艺术表现的简洁、含蓄与准确。比如寿美子受辱的那场戏，表面上仅仅是不懂事的孩子之间司空见惯的争吵，却以无比粗野、也无比尖锐的形式触到了人物——特别是主人公俞实夫和他的日本籍夫人静子感情的痛处，拨动乐那根最敏感的、战幕揭开那一天起就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开的心理神经，那内心的震动是可以想见的，观众甚至可以听到、触到那心海的万顷波涛，但外在的表现却只有两个雕塑式的动作——“猛然地站起来”，又“颓然坐下来”：动作的线条如此简单明晰，又如此地富有表现力。然后是——“无言”，“依旧无言”，此时此刻，唯有“无言”才能表现一切，说明一切。

《法西斯细菌》一九四二年写于重庆。它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给我国各阶层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故事描写一位潜心于细菌学研究的科学家俞实夫；在日本侵略军烧杀抢掠的残酷事实面前；终于从不问政治到走入反法西斯斗争行列的觉醒过程。

俞实夫刚开始的目标很理想化很高，想一心一意搞科学研究，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后来把目标转移到现实政治中，最终有所作为，消灭了法西斯细菌。目标适中就能成功，反之就会遭遇失败。光有理想是不行的，要一切从实际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目标才是最高的目标。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七十节　　交自己喜欢而别人也喜欢自己的人

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是中国现代文学中著名的短篇小说之一。作品通过边区农村青年农民小二黑和小芹争取婚姻自主的故事，描写了农村中新生的进步力量同落后愚昧的迷信思想及封建反动势力之间的尖锐斗争，以主人公在新政权的支持下突破阻碍获得幸福婚烟显示出*政权的力量和新思想的胜利。小说在刻画人物形象上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刘家峧村的青年队长、杀敌英雄小二黑，与本村俊美聪慧的姑娘小芹相爱。但因违背了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父母亲的意志，遭到了各自家长二诸葛和三仙姑的强烈反对。其时，担任村干部的流氓恶棍金旺，亦凭借手中职权，兴风作浪，罗列罪名，趁火打劫，对小二黑和小芹进行残酷*，几乎使这对恋人的爱情夭折。后由抗日*区政府区长出面支持，经过一番斗争，惩办了流氓恶棍金旺，教育了封建愚昧的落后群众，此时的二诸葛和三仙姑也表示支持儿女的婚事。至此，这对追求婚姻自主、向往美好生活的情侣，终于如愿以偿。

小二黑和小芹是解放区新时代农民的典范，他们‘敢于斗争，主要表现在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譬如：坚决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大胆地自由恋爱。当二诸葛为儿子收留了一个八、九岁的女孩作童养媳时，小二黑含糊地说；“您愿意养，你就养若，反正我不要”。当三仙姑要将小芹嫁给—个旧军官做续续时，小芹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去”。两人在斗争中，自由恋爱结婚，反对封建迷信。小二黑原先也跟他爹二诸葛学些算卦之类的事，后来在事实面前逐渐清醒，开始厌恶，反对父亲的迷信行为。小芹也对她母亲的弄神行为不予理睬，反对恶势力。当恶势力金旺、兴旺利用被窃取的职权设下圈套，斗争小二黑和小芹时，他们毫不示弱，敢于面对面地以理抗争，并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自身的旧思想和旧道德，树立了新的思想道德，新的思想愿望，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交喜欢的人是件快乐的事，但快乐是双方的事，光一厢情愿不会使人快乐，只有自己喜欢别人也喜欢自己，这样双方才会快乐。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七十一节　　不怕表面强大的人

郭沫若的历史剧《王昭君》根据历史上汉代女子王昭君被选入宫，后又遣嫁匈奴的身世写成。但作者将王昭君的“命运的悲剧”改写成“性格的悲剧”。王昭君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敢于冒犯帝王淫威，自愿出嫁匈奴。

张天翼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在1938年发表。国民党官吏华威整天忙碌于开会、演说、吃饭，企图操纵一切群众活动。其所作所为遭到人们的鄙视和抵制，最后，他不得不为此感到害怕。作品以夸张讽刺手法，刻画了一个自命不凡、刚愎自用的国民党官僚形象。

这篇小说写于抗日时期。当时前方战事紧张，而后方的华威先生，也在天天忙碌着为抗战做“贡献”──到各个组织开会、讲话，然而总是讲不了两句，就又赶到下一个会场去了。他是真的在关心抗战组织的发展吗？不，他不过是想把各个组织的权力抓到手罢了，强调“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才是他的主要目的。小说巧妙地运用语言和动作描写，运用夸张和对比手法，辛辣地讽刺了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这部漫画小品式的中篇小说，是抗战前期著名的暴露国统区弊端的讽刺文学。华威先生这一带有某些类型化倾向的人物，因其攫取权力的狂热与无孔不入的流氓气质而具有了一定超时代的因素，因此至今有人读来仍然有所感慨。

华威先生实际上就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强大的人。下面我们欣赏一下原文：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

“嗳，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

这里他摇摇头，没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踱着，好像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像闪电一样快。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