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托洛茨基也提出了
“不断革命”的理论。
在德国1919年门月无产阶级武装起义失败后，列宁原寄托希望的由俄国革命引
发的世界革命的高潮没有到来。1919年。1920年和1922年，苏维埃政权打退了帝国
主义协约国组织的数次进攻。因此苏维埃政权赢得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国内外
形势的变化促使列宁进行了深人的思考，即仍处于帝国主义汪洋大海中的苏俄如果
仍然把政权的稳定寄托于世界革命之上已经不现实了，它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首
先迅速恢复因战争而破坏殆尽的国民经济，逐步在经济结构上向社会主义过渡。
列宁在《论合作制》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
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
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
工作上去了。如果不是因为国际关系，不是因为必须为我们国际范围内的阵地进行
斗争，我真想说，我们的重心转移到文化主义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
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确在于文化主义。”列宁在这里
所说的文化主义内涵很丰富，狭义的是指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广义的是指经济建
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3 ．通过合作社组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俄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在这样的
一个国家里如何解决农民问题是关键，而如何引导广大农民在生产上和思想上走上
社会主义道路是关键之关键。列宁多次强调，如果解决不好农民问题，那么苏维埃
政权就将变成“孤鸿哀鸣”而失去最广泛的支持。在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
最初把流通领域里的合作社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
形式，把它看成是可资利用的和暂时的经济组织形式肥合作化视为苏维埃政权与农
民做“买卖”，苏维埃政权要把“革命的胆略与革命热忱与作一干练而又有知识的
商人的本领结合起来”。
列宁在1923年回月写作《论合作制》时，他对合作社的看法有了一个根本性的
变化，他不再把合作社看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把它的发展直接等同于向社会
主义的发展。列宁认为，办好合作制的关键是使其具有“自觉性和诚意”，要使合
作制成为“确实有真正民众参加的”的组织，而农民一开始是不会愿意参加合作社
的，“但同时，他们在私人利益的引导之下，又急于参加合作社尝试一下”。因此
苏维埃政权就要在引导和鼓励上多下工夫。列宁设想，引导农民通过合作化方式走
向社会主义道路将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
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
一二十年”。
4 ．改善苏维埃国家机关，提高办事效率，反对官僚主义。
苏维埃政权是建立在具有300 余年专制主义统治历史、以中央集权制为行政管
理体制的废墟之上的，尽管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以十分激烈的方式推
翻了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但是历史实践表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暴力革命的
方式“打碎”旧的统治体制，然而旧体制的残余和文化传统却不是能够在短时期内
“摧毁”的，因为文化传统具有继承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而且它还将在新的历史时
期发挥其影响力。因此，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就曾清醒地向全党告诫：
要加强全体布尔什维克党员、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无产阶级思想的修养，自觉
抵制帝俄时代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要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因为苏维
埃的国家机构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少经过比较认真的改变的旧机关的残余。仅仅
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
“我们称为自己机关的那个机关，实际上是和我们完全格格不人的，它是资产阶级
和沙皇制度的大杂烩”。列宁认为：“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
关里也有。”“国家机构的一般情况坏极了，低于资产阶级的文化水平。”正是在
这个时期，列宁表示要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对官僚主义的联盟，以解决党内特别是党
的上层人士中存在的官僚主义。
列宁最不满意的是斯大林领导的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该机构庞大，有1200多人，
又干不了实事，没有能担负起检查、改善和改造国家机关的任务。因此列宁多次建
议参加工农检查院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
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
反对的；而是应该吸收直接来自第一线的工人阶级参加，因为在他们的身上更少有
官僚习气和拖拉的工作作风。
在远离莫斯科后，列宁更可以比较清楚地观察克里姆林宫的阴晴风雨。列宁感
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所留时日不会太多了。他放心不下布尔什维克党，
尤其是为党中央和高级领导层内部的团结问题担忧。因为列宁清楚地看到党内越来
越严重的分裂危险，一方面由于斯大林的粗暴和独断专行，另一方面由于托洛茨基
的个人品质和政治品质以及他的自负。列宁在1922年后写的信绝大部分都是在谈这
些问题，即怎样使党的领导核心团结起来，阻止分裂的威胁。
1923年俄共（布）第12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病中的列宁无法参加这次大会，
列宁决定把他想要说的话带到会上。
从1922年12月下旬到1923年1 月上旬，列宁在清醒的时刻口授了《致代表大会
的信》，这些长短不一的信被后人称之为列宁的政治遗嘱。
在1922年12月23日的信中，列宁表示：“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
甚至一百人。我想，假使事情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是不能作这样指望
的），假使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危险。”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为了提高中央威信，为了
认真改善我们的机构，为了防止中央一小部分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
响，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完全可以要求工人阶级有50至100 个中央委员，工人阶级也可以
不太费力地拿出这样多的人来。“
“这种改革会大大增强我们党的巩固性，并使它容易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
在我看来，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在以二年12月25日的信中，列宁表示：“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
是指防止分裂的措施。”而“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
委员。在我看来，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
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该是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至
100 人”。
列宁认为：“斯大林同志当上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
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
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
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分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
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
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列宁强调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对于布哈林，
列宁的评价是：“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和最大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
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月p 是很值得怀疑
的，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繁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
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皮达可夫——他无疑是有坚强意志和卓
越才能的人，但是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
能依赖他的。”
在1922年12月26日的补充信中，列宁表示：“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扣人甚至
100 人，在我看来，可以达到两重甚至三重目的。中央委员愈多，受到中央工作锻
炼的人就愈多，因某种不谨慎而造成分裂的危险就愈小。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
员会，会帮助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构。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
的，因为这在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改造它是完全不
可能的。……”
9 天后，即1923年1 月4 日，列宁又向秘书口授了记录，作为对1922年12月24
日信的重要补充。列宁在长期的考虑和犹豫后最终下定决心，那就是撤换斯大林。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
容忍的，但是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
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
一样，只是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
等。这种情况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看从我前面所
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小事。”
列宁让秘书将《致代表大会的信》复制5 份，1 份留给列宁本人，3 份给克鲁
普斯卡娅，1 份给列宁秘书处。列宁指示将这些材料保存在用火漆印封好的信封里，
信封上面注明，拆启这些信封的人只有是列宁本人，在他逝世后，只有克鲁普斯卡
娅有权拆封。列宁特别向值班秘书强调：“昨天（12月23日）和今天（12月24日）
口授的内容是绝对保密的。”
列宁遗嘱在苏联是绝密的，即使是在党内也只有少数人知道其全部内容。1936
年，波里斯、苏瓦林在法国、马克斯·伊斯特曼在美国，把这份遗嘱公诸与世，引
起了各国的关注。苏联的宣传工具曾驳斥这是“帝国主义者别有用心的打算”，所
谓列宁遗嘱纯属伪造。
1924年1 月21日晚6 时，列宁的病情再度恶化，当晚6 时50分，列宁因脑溢血
与世长辞了。1 月2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了列宁逝世的
消息。l 月23日，列宁的灵枢由哥尔克村运到莫斯科，停放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里。
在4 天中，从1 月23日至27日，数万名工人、农民、红军士兵和工作人员、西方国
家的代表，冒着严寒，到圆柱大厅向苏维埃的领袖告别。列宁去世的当天，中央委
员会政治局就做出决定：永久保存列宁的遗体，以激励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
1924年1 月24日，《真理报》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题目为《失去父亲的孤儿
》，布哈林深情地写道：“列宁同志首先是一位领袖……这样的领袖在人类历史上
数百年才出现一个……在历史上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如此为他的战友所爱戴的领袖。”
斯大林在当天同样也发表了深情的演讲，他向列宁的遗体表示：“列宁同志，我们
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在高加索养病的托洛茨基未能赶回来参加列宁的葬礼，他在一封电报中同样表
达了一种强烈的崇敬之情：“党失去了父亲，工人阶级失去了父亲，这就是我们的
导师和领袖逝世消息所激起的感情。”
1 月27日上午9 时，列宁的灵枢从工会大厦抬到红场。当时下午4 时，列宁的
灵枢在哀乐声中，在数千工厂的汽笛声和礼炮声中移入了克里姆林宫广场前的陵墓。
负责陵墓设计的是苏联著名建筑师体谢夫。这一时刻里，国际无产阶级宣布停止一
切工作5 分钟，向苏联的领袖致哀。在以后短短的4 个月里，苏联有24万多人加入
了联共（布）。
晚年思想是一种世界历史上，国际政治学中的一个较为普遍的文化现象。这里
所说的晚年一般有两层意思：一层是领导人身体上的晚年，一层是它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