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论战近20年之久。但仅就政治原因而言，它在19世纪30－40年代前的俄国侨民中
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具有批判主义精神的俄国知识分子群体
还没有形成，专制制度的国家机器相当强大，专制主义的文化根基相当深厚，沙皇
政府的政治反对派相对弱小。而且从18世纪开始，拥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完全人身自
由的贵族到欧洲旅行和移居都受政府的限制，贵族自由出人国境只是从19世纪50年
代的下半期才成为可能。20世纪前移居国外的俄国人大部分来自俄国境内的非俄罗
斯民族，人数最多的是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此外包括波兰人、芬兰人、
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但是他们到了别的国家后，就常常被当地人当作俄罗斯人
（族），原因可能是俄侨中讲俄语和信仰东正教的人较多。
整个20世纪，俄国（苏联）发生了四次较大的移民浪潮：第一次发生于两次世
界大战间。因1900年以来连续的政治风潮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特别是1917年
十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出现的严重的政治对立，陆续有200 多万俄国居民移居国外。
第二次浪潮发生于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主要在苏联强迫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联
后，当地的居民大量移居国外。爱沙尼亚有占总人口6 ％（约16万人）的爱沙尼亚
族人移居海外。拉脱维亚从40年代开始强制集体化运动，有近20万人移居瑞典、澳
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立陶宛居民也大量移居美国，苏联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1959
年立陶宛的居民总数低于1939年的居民总数。其他非俄罗斯民族也有较大的移居规
模。据西方学者统计：到70年代初，大约有200 万立陶宛人居住在境外，有170 万
亚美尼亚人生活在境外（其中美国40万人，伊朗20万人，法国17万人，黎巴嫩18万
人，叙利亚12万人），有叨余万白俄罗斯人生活在波兰，约有220 万乌克兰人生活
在境外（其中美国100 余万人，加拿大70余万人，波兰30万人，捷克7 万人，罗马
尼亚6 万余人，南斯拉夫4 万人）。在此时期，也有一些苏联军人在战争中被德国
或协约国俘虏，而留在其他国家不归。第三次浪潮发生于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一
个现象是由于苏联政府放松对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控制后而引发的，到1982年移居
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总数达25万人之多。另一个现象是80年代中期后，因权力、土
地、工作、水源、信仰和文化习俗等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民族冲突加剧，加之国内经
济和政治形势恶化，大量苏联公民移居国外。据统计，1986年有8000人移居国外，
1987年有4 万人移居国外，1988年有10万人移居国外，1990年有45．2 万人移居国
外。第四次浪潮发生于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兴起的新移民浪潮。它主要是在原苏
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流动，即独立后国家中的非主体民族大量返回以自己民族命
名的国家，在这个阶段苏联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
据苏联学者拉里奥诺娃的统计，到80年代末苏联解体前，大约有2000多万苏联
侨民遍及世界各地。即美国有700 万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以及其他民族的侨民，
加拿大有350 万苏联侨民，拉丁美洲有40万苏联侨民，约旦和叙利亚有45万达格斯
坦、车臣、卡巴尔达、巴尔卡尔族侨民，伊朗有约40万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乌兹
别克族侨民。
二、月有阴晴圆缺
数百万俄国侨民暂时栖息于世界各地，如风中浮萍一样，际遇非常悲惨。最主
要的问题是他们已失去俄国（苏联）国籍，同时也没有所在国的国籍，在就业、受
教育、婚姻、居住、司法等许多方面即得不到俄国（苏联）政府的保护，也得不到
所在国法律的保护。以德国的俄国侨民为例，父母没有德国国籍，在德出生的子女
也就没有德国国籍。与没有国籍的俄国侨民结婚的德国妇女也将失去德国国籍。1921
年，国际红十字会的民族联盟的俄国难民事务负责人、著名的挪威社会活动家南希
博士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设立暂时的“俄国难民身份证明”。1926年在日内瓦
召开的国际会议上确定“俄国难民”概念的含议是“具有俄国血统的，但不享有或
者停止享有苏联保护和没有加入其他国籍的人”。1927年9 月的民族联盟会议和1928
年5 月的政府间第M 届国际会议相继作出决议：1 ．鉴于难民缺乏法律保护，授权
民族联盟最高委员会采取各种措施处理俄国难民问题，包括确定难民的姓名和身份、
统计家庭状况和公民状况、复制和翻译文件、调查难民的从前的情况和职业及专业
技能、受教育状况、向有关政府建议发放签证等。2 ．不拥有公民权的俄国和亚美
尼亚难民应该服从侨居国的法令。3 ．处于某国保护和庇护的俄国侨民，在涉及他
们的个人状况时仍受原保护国的庇护。4 ．按照难民的祖国法律所形成的难民婚姻
关系和证书予以承认，配偶双方共同拥有结成婚姻关系时约定的权利，坚持配偶双
方财产共有的原则。5 ．没有国籍的俄国难民和亚美尼亚难民拥有规定的权利和财
产权。6 ．在俄国和亚美尼亚族难民中实行法律保护体。7 ．俄难民和亚美尼亚难
民的离婚问题，按照他们侨居国的法律办理。对“俄国难民”的概念和民族联盟的
决议各国政府予以承认，到1926年已有30多个国家发放了“俄国难民身份证明”。
俄国侨民将南希博士视为自己的救星，称“俄国难民身份证明”为“南希护照”。
但是这仅仅是暂时的措施，俄国侨民合法地位的确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才完成。
欧洲是俄国侨民的首选移居地区，东欧国家与俄国国界相邻。文化相通、信仰
相通、族缘接近，自然是俄侨移居的必经之路。就是德法两国与俄国也有较为特殊
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德法两国是与俄国经济、文化、政治和军事交往最为密切的
欧洲国家。彼得一世在18世纪初推行的大规模的欧化改革，即是把包括法国、普鲁
士在内的西欧发达国家做为学习的对象的，而且彼得一世本人对法国的上流社会的
生活方式格外倾心，回国后在俄国贵族阶级中倡导法国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要求
贵族阶级学会吃法式大餐、学习法国交际舞，甚至规定法语是上流社会的交际语言。
叶卡特琳娜二世在实行“开明君主专制”期间，不仅对法国的启蒙思想感兴趣，
而且对法国式的日常文化习俗也采取大力推崇的态度。德国也一直是俄国军事上和
经济上仿效的对象，俄国贵族出身的子弟有到德国留学的习惯，而且德国皇室始终
保持着与俄国皇室联姻的历史。
俄国侨民携家将稚，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东欧和西欧国家，绝大多数家庭和个人
已经花光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因此摆在他们面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陌生的
国家生存下来。德国学者赫·叶·弗里克曼就研究了1919年到德国的俄国难民问题，
认为“除了少数银行家、餐馆老板、医生和律师外，俄国难民实际处于极度贫困的
状态和生活在无法想象的条件下，许多人因为饥饿而死”，因为他们没有钱，没有
工作，也没有社会身份在陌生的国度生存下来。寻找工作对于侨民中的中老年人来
说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会所在国的语言，而且体力和精力也比
较差。俄国侨民问题学者纳扎罗夫在《俄国侨民的使命》中写道，因生活所迫，
“前大管家去厨房洗土豆，总督将军的妻子站柜台，前国务会议成员挤奶……军官
的妻子成了洗衣妇。有谁穿着漂亮的西装在时髦的饭店吃午饭就会受到大家的谴责。”
因此最初一段时间，俄国侨民中自杀的比例高。
欧洲有关国家的政府和当地居民对待俄国侨民的态度是不同的，绝大多数是以
冷漠至多是宽容的态度对待俄国侨民，因为此时正是欧洲经济萧条时期，大批俄国
侨民的到来无疑要增加所在国的就业困难。东欧国家，如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捷
克斯洛伐克，对俄国侨民友好地敞开大门。
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俄国侨民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哥萨克和农民，另一部
分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俄国侨民予以大量的物质上的救助，
这与当时的总统马萨利克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马萨利克反对苏维埃政权，与俄
国国内的反苏力量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很快就将垮台，捷克斯
洛伐克政府应与未来的俄国“新政府”保持友好关系。1923年，苏俄驻捷代表对捷
克报界报怨：“捷外交部几乎从来不与苏联的贸易代表接触，但却经常派自己的代
表出席各种俄国侨民的会议”。捷政府最终到1934年才承认苏联，与其建立正式外
交关系。为解决数万俄国侨民的救济问题，马萨利克于1921年建议发行“俄罗斯股
票”，向国内外聚集资金。1921年发行的“俄罗斯股票”价值规律 110万法郎，1922
年为 500万法郎，1923年为660 万法郎，1924年为830 万法郎，1925年为730 万法
郎。这笔聚集来的钱用于救济俄国侨民，1923年捷政府每月拨给俄国难民500 万克
罗尼（约250 万法郎）。捷政府单独设项，资助贫困的俄国大学生。由于捷政府的
救济措施，20年代生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俄侨的生活要好于在其他国家的俄国侨民。
20年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的俄国难民每月也能得到当地政府发
放的110 法郎的救济。但是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前后，在捷的俄国侨民生活水平大
幅度下降。由于国内的社会压力，捷议会于1928年3 月13日通过了限制外国人在捷
从事某些职业的法令。1931年的法令大大缩减了俄国大学生的助学金。1934年，捷
政府与苏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它对俄国侨民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1935年开始重
新登记俄国侨民。由于上述经济和政治原因，许多俄国侨民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再
度踏上流浪的路途但是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前后，在捷的俄国侨民生活水平大幅度
下降。由于国内的社会压力，捷议会于1928年3 月13日通过了限制外国人在捷从事
某些职业的法令。1931年的法令大大缩减了俄国大学生的助学金。1934年，捷政府
与苏联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它对俄国侨民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1935年开始重新登
记俄国侨民。由于上述经济和政治原因，许多俄国侨民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再度踏
上流浪的路途。
三、思念和依恋祖国
侨居巴黎的著名哲学家布尔加科夫在1938年发表的题为《我的祖国》的文章中
深情地写道：“祖国是每一个人神圣的秘密，就像他的降生一样。他借助这种神秘
莫测和不可捉摸的联系，通过母亲的怀抱而与自己的祖先结合在一起，并被纳人整
个人类之树他通过祖国而与大地母亲和上帝创造的万物联系起来。……我愈是年长
愈是见多识广，就愈能看清祖国的意义。我不仅生在那里，而且生于一粒种子，有
我自己的本性，所以我日后曲折坎坷的一生，都是这个根上长出的一连串枝芽。一
切，我的一切，都是来自那里，死是重返那里——生死同门。我的故乡利夫内这个
名字，对我来说是神圣的。它是奥廖尔省的一座小城（若是现在看到它，我恐怕会
高兴死），坐落在索斯纳河高地上，它一点儿也不美，甚至可以说丑陋；它灰蒙蒙
的，不仅没有穿金戴银，而且衣着寒酸，甚至可以说褴楼。但它不缺乏我们俄罗斯
中部几乎任何地方都有的东西：春夏秋冬、日落日出、河流树木之美。到处都是那
么宁静、朴实、平淡无奇，清谧中的一切都是那么美丽。我一生中最爱恋、最崇敬
的东酉，就是不吹不擂、光明正大质朴和真实，就是纯洁的美丽和高贵。这是我从
故乡得到的全部的感受，……现在，当我写这些东西时，当我收集自己的情感和自
己对她的爱时，我的心中响起了这种永恒的声音。确实可以，而且应当给予祖国以
永恒的爱。”在这些侨民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中，已将祖国与自己个人的命运相连。
即使是背井离乡，亡命他国，但他们对祖国仍然是无怨无悔，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仍
不放弃返回祖国怀抱的努力。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密切
关注苏联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