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的农奴制同奴隶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农奴制是专制制度统治最稳固的经济基础，
专制制度则是农奴制存在的政治保障。17世纪中叶，农奴制的最终确立，为俄国政
治制度的转换，即由等级代表君主制向绝对专制君主制过渡奠定了经济前提。到18
世纪初，俄国专制制度最终确定，为农奴制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和法律保证，使农奴
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8世纪下半期，当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资
产阶级民主思想深人人心之时，俄国却正值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黄金时代。
一种封建制度的建立，便有封建意识形态的认同。农奴制的发展不仅需要专制
制度政治上的保障，而且还需要封建思想在理论上的认同。19世纪的贵族历史学家
波将金主张：俄国历史进程与西欧不同，西欧的自由未必适合于俄罗斯民族，“好
的农奴主会比农民自己能更好维护农民利益。”在前面我们提到，到19世纪30年代
贵族思想家、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出了官方国民性原则，即“东正教。专制制度和
民族性”是俄罗斯的国民性原则，他宣称：“专制制度与农奴制是两种平行的势力，
二者必须同时发展。”因此，“不发生普遍震荡，即不能触动农奴制度。”贵族思
想家的主张为农奴制的发展在理论上赋予合理性，以知识教化的形式侵蚀了一代代
俄罗斯人。尽管19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成大潮，但俄国的农奴制仍顽固
地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统治，到19世纪60年代才废除，并且在农奴制改革后，农奴制
的阴魂仍浓聚不散，长期地阻碍着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
四、历史重负下的俄国农民群体
农民和地主作为前资本主义的主要社会群体，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代表者，该群
体的经济活动是我们的考察对象。在农奴制统治下，农民经济行为的异化，导致农
民劳动态度的扭曲、劳动目的的相悖、劳动积极性的下降和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原
始社会里，俄罗斯农民受益于村社和土地，村社是互助和谐的集体，土地是养育农
民的母亲。然而当私有制的封建社会取代了田园诗般的原始社会后，农民对劳动、
对土地态度发生了巨变。自由农民变成了农奴主的依附品，原来曾经给给农民幸福
和希望的土地变成了禁锢他们的牢笼，一年的辛勤劳作之所得几乎全部交予农奴主。
于是农民发现原来自身所固有的素质和力量已变成与自己对立并支配自己的异己力
量，农民“只是物，是耕地的工具”，农民经济行为出现了异化。在人身不自由、
精神受压抑、生活乏饱暖、未来无希望的情况下，农民厌恶劳动，因为劳动不再是
幸福的源泉；农民憎恨土地，因为土地是地主的财产。农民的劳动态度变得消极被
动，对生产和收成漠不关心。18至19世纪的地主申诉书中经常有这样的抱怨，称农
民的劳动是“懒散、迟钝和毫无兴趣的”，“农民荒废领地、践踏庄稼、毒死牲畜，
想方设法破坏主人的田产。”
俄国的农业收获量与种子比例经常是3 ．5 ：1 ，单位面积产量十几年甚至上
百年也无明显增长。几百年来广大俄罗斯农民就处于这种悲惨的境地，在这种矛盾
心理背景下被迫从事经济活动。
价值观念属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核，决定了人们的行为取向，并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俄国封建的农民群体（包括从事农业经营的地主）对
经济事务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估是在其直观封闭型思维方式下进行的。
该群体经济价值观念特点之一是其财产观念的狭隘性。仅从消费和自然的角度
看待财富，把财产和金钱当做养家糊口的必要的生产资料，认为利用它发财致富是
不道德的。即“财富没有独立价值，也不是他们的生活目的，因为按照基督教的世
界观，只有贫穷才能保证阴间得救”。另外，农民群体总是认为，资本不如土地稳
定，虽然它对人相当诱惑力，但比土地更易失掉。大多数地主也把巧取豪夺来的金
钱仅仅看成是生活资料，忙于用其进行淫逸享乐，疏于用其进行扩大再生产，更绝
少将金钱投入流通领域开矿办厂。
特点之二即农民群体观念的封闭保守性。农民长期厮守于土地和村社，村民的
生活完全是建立在世代沿袭的民族传统基础之上，封闭守旧的生产方式更促成了安
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想。他们在进行价值判断时，习惯于把旧的体制、旧的模式、
旧的章法、旧的生活方式和先人圣典作为标准，对于新生事物总是持怀疑态度。
恩格斯在研究俄国村社问题时曾论述：“农民的利益没有超出附近村庄的范围，
他们不需要同其它各地区的手工业者接触，他们害怕竞争就像怕火一样，他们这种
因循守旧的生活是经不起任何人和任何事物的惊扰的。”
特点之三即是俄国农民浓厚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意识。村社是一个典型的宗
法组织，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是维持村社内部秩序的公认原则，也是村社成员共同
遵守的良好美德。尽管后来阶级压迫取代了平等互助，私有制取代了原始公有制，
然而村社精神和原则却保存下来。恩格斯曾认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村
社保留至今的欧洲惟一国家”。俄国农民大多数人仍把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奉为神
明，把这种思想升华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最终在政治上，专制主义取代民主
主义；在社会关系里，集体统一意志取代个人独立性，个人创造力和奋斗精神受到
极大的压抑。总之，俄罗斯农民群体的经济行为和价值观念根植于自然经济和封建
主义土壤之上，负承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世代相袭，日渐深厚。
五、经济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
现代化是一场历史性变革，它将毫无例外地波及每一个国家和民族。到19世纪
60年代，俄国农奴制终于被废除，俄国在落后于西欧近一个世纪后，终于艰难地迈
开了现代化的步伐。
俄国经济现代化包括了整个封建经济体系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变。即在经
济体制上，由封建农奴制向资本主义体制的过渡；在经济结构上，由传统农业经济
向现代工业经济过渡；在经济形态上，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可以想像，在
俄国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深厚、现代化起步迟缓的国家里，其现代化任务是多么艰巨。
在其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必然充满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生产关系的激烈冲突，而
深存于人们意识之中的封建经济传统也必然要持续地发挥其滞后影响。
农奴制的残余成为俄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严重阻碍。农奴制在俄国维持了长期
统治，其影响力涉及国民生活各个方面，在社会各阶层得到了广泛的适应。农奴制
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可以通过法律予以废除，而它作为一种传统，却难以在短时期
内根除其影响。改革破坏了劳役制的基础，开始向资本主义雇佣制过渡，然而劳役
制的生产方式并未彻底消灭，劳役制的残余——工役制仍顽固地排斥着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在农业生产中占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工役制下，农民仍要用自己的工具为
地主耕种，收成大部分仍需交给地方以及承担繁重的赋税摇役。农民仍然被束缚在
土地之上，农奴制的超经济强制依然存在。工役制成为摇役制的再版，因而它自然
地成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阻碍。
1861年颁布的《赎地法》规定，农民在未交清份地赎金前，不得离开村社，无
权自由流动。于是刚刚从农奴主奴役下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又被套上了村社宗法制
的绳索。农民迫于工役制和村社制度的束缚，不能自由迁居、择业，也就不能为资
本主义工业和农业提供急需的雇佣劳动力。俄国财政部1880年的报告中承认：“所
有直接税和负担都和从前一样落在农民身上，阻碍他们的福利和事业的正常发展。”
同时，农奴制残余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也自然要渗透到资本主义工业中，如许多
私人企业家仍继续沿用封建超经济强制式的管理生产方式。苏联学者基塔尼娜认为
：“俄国垄断资本上层分子发财致富的基础，不仅仅是垄断利润，而且在较大程度
上靠着封建的剥削方式。”农奴制的残余影响深远，最终使俄国的农业经济走上了
“普鲁士式”的缓慢发展道路。
国家超常干预的经济传统严重地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熟和长远发展。
在俄国，传统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合二为一，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系统不仅控制
着国家的政治事务，而且还事无巨细地管理着国家的其他事务，特别是经济事务。
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对经济事务实行超常干预，最终经济政治一体化，成为俄国一大
传统。这种国家于预经济的机制，在某些历史时期，对经济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
是从经济学角度看，国家超常于预根本违背了经济独立发展的固有规律，妨碍了经
济结构的自行调适和经济发展的自创能力。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起步较晚，资金
积累、市场销售及竞争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因此在俄国工业化初期，国家干
预机制仍起到重要作用，沙皇政府推行了保护和鼓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如大量
引进外资、扩大铁路建设、提高关税利率。增加官方订货等。1892年的关税改革使
资产阶级受益匪浅，莫斯科工商业界领袖莫罗佐夫曾满怀感激地表示：“君主的恩
惠在提高20％的关税中升高了。”政府干预经济和扶植发展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
造成资产阶级对沙皇政府的经济依赖，导致私营经济官方化和自我发展能力的萎缩，
同时也妨碍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成熟，致使其政治主张一贯保守。
摆脱对沙皇政府的依赖，使私营经济独立发展，曾经被视为一些“天真的”经
济学家的幻想。1903年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报刊上曾向企业家们建议，放眼于
有潜力的国内市场，主张“农民的小屋是最好的市场”，但立即遭到企业家们的反
对，“梦想将我们的冶金业生产束缚在马掌、铁车轴和马口铁的需求上，这完全不
是面对现实的人的想法。”什么是俄国的现实呢？用俄国企业家们的话表述即是
“在俄国居民极狭小的需求方式下，官方是产品最主要的需要者，所有的工业部门
都要采取措施取得官方的援助和在具备官方定货的条件下生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工商界立即号召工商企业家们“必须一秒钟都不
要耽误地动员全部工业，必须使一切生产都适应战争的需要”，以响应沙皇政府国
民经济军事化的要求。这一切都表明长期的依赖关系，已使俄国资产阶级自然地把
企业的前途与专制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是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的封建文化传统
的表现，其结果必然为俄国的经济现代化设置难以克服的重重障碍，阻碍其正常健
康发展。
传统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成为阻碍俄国现代化进程的潜在因素。经济体制的
变革相应地要求价值观念和经济思想的更新，商品经济呼唤创新开拓观念，要求生
产者和经营者不断改进技术和改革管理手段，提高经济效益。资本主义经济是以社
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开放系统，任何一个有活力的系统，都必须不断与外界交换能
量和信息。然而在自然经济和农奴制基础上积淀而成的封闭因循的传统价值观念的
影响及其行为体现，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现代化进程中，却难以彻底根除，不断地
与商品经济思想发生激烈冲突。具体表现在：农民群体基于传统观念对新生事物采
取冷漠的态度，以至心理抵抗。农奴制改革前，政府为发展农业和开拓工业品市场，
曾广泛地鼓励使用较先进的农机技术。然而大多数地主表示反对，莫斯科省大地主
别列章尼表示：“如果用了打谷机那个玩意，把庄稼在秋天里打完，那么农民和他
们的老婆在冬天里干什么呢？打谷机要花钱，要修理，还要为它养马，而农民的劳
动却可以不费一文钱。”在这里，传统经营思想与现代经营思想发生了冲突。农奴
制改革后，各种信贷合作社出现，但资本主义信贷制度的推广却经历了一个长期过
程，因为农民的自然财产观念对近代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产生了抵抗作用。农民认
为信贷合作社既然为村社所建，那么它所支配的钱就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