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的那悲壮的一幕：伊戈尔是基辅公国的一个王公，它对南方草原部落的起义不
满，就去征讨这个部落，出发之前他看到了日食——一个黑太阳，这是一个凶兆，
他本来不应该再走了，但是他一意孤行，结果战败。被俘后拒不投降，后逃出险境，
重返罗斯。
俄罗斯被入侵、继而扩张的历史造就了俄罗斯人强烈的自尊心，认为自己是世
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喜欢教训和指挥别的民族或国家。苏联时期，苏联与许多社会
主义国家的矛盾、冲突，都源于这种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大国沙文主义。二战后苏
联在南斯拉夫强制推行苏联模式，派到南斯拉夫的苏联专家企图控制南斯拉夫的党、
政、经、军大权，使南斯拉夫人民深感不满。
在外交方面，南斯拉夫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招致苏联的怀疑和责难。特
别是在建立巴尔于联邦的问题上，斯大林表现得极为恼火。1948年初，保加利亚党
的领袖季米特洛夫曾提出，一俟时机成熟，南保、罗三国将考虑建立巴尔干联邦问
题。斯大林得知后，严加斥责南斯拉夫在外交上没有养成同苏联磋商的习惯。在关
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南共党内生活和关于苏联在南斯拉夫的专家问题上，苏南之
间都存有严重的分歧。情报局成立后，苏共试图借助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这
一组织形式对南共施加压力，在遭到南斯拉夫的坚决抵制后，苏共便操纵情报局机
构对南斯拉夫发难。这一做法对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1963
年，赫鲁晓夫在一次讲话中指出：“俄罗斯灭亡了，那么其他一切斯拉夫人也要灭
亡”，把俄罗斯人当作所有斯拉夫人生死存亡的依托。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4大上曾
经指出：“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具有伟大的人类性格，头脑清醒、心怀慷慨，是伟大
的天才，应该当之无愧地博得非俄罗斯各民族真诚的尊敬。”苏联当局在谈到国内
民族关系时，总是把俄罗斯民族称作是“伟大的母亲”，而把非俄罗斯民族称为
“伟大俄罗斯民族的忠实儿子”。事实上，俄罗斯民族的“优秀民族论”，“大俄
罗斯主义”是与马列主义的民族观根本对立的。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
处，人类的文明是由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民族无论大小，都没有优劣之分，
也没有贵贱之别，应该是平等的。
俄罗斯人天性自由，热衷于漫游和追寻，是“永恒的漫游者”和“探索者”。
谈到俄罗斯人的这种天性，会立即在我们眼前浮现出一位超尘脱俗的流浪汉形象，
他背负一个小包，里面装着已被压缩了的整个尘世生活，正在神情自由地，但却充
满着渴望地走在俄罗斯的大平原上和大森林中。“精神漫游”在俄罗斯一般人民的
生活中存在，在知识分子精英的生活中也得到体现。
18世纪后半期的俄国社会思想家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和《
自由》两部名著的题名就是他的精神漫游者的最好写照，反映了他对自由的追求。
拉吉舍夫酷爱自由，视自由精神如同上帝。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他
以旅行随笔的形式描写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拉吉舍夫展现了一
幅幅农奴制压迫的悲惨画面，“农民担负着沉重的劳役和赋税，他们被戴上镣铐像
牲口一样被出卖，还要遭受残酷的刑罚”。他形象地刻画了专横凶暴的贵族地主、
穷奢极欲的达官显贵，把他们的兽行赤裸裸地暴露在人们面前。他还直截了当地指
出，沙皇就是“所有恶人中最凶恶的一个”，从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18世纪的
俄国社会政治制度。拉吉舍夫寓言：“被压在沉重枷锁下的奴隶们一旦绝望得暴怒
起来，便会用妨碍他们自由的镣铐击碎……灭绝人性的老爷们的头颅，用老爷们的
鲜血染红田野！国家会因此而失掉什么呢？奴隶们中间很快就会出现伟大的人物来
代替被击倒的家伙；但这批伟人将……抛弃那种压迫别人的权利。这并不是梦想，
视线已透过时间的厚密帷幕，尽管这帷幕还遮蔽着我们展望未来的目光；我们向前
看透了整整一百年。”在他的《自由颂》中，他纵情沤歌了他所向往的自由。他把
自由称为“上天恩赐的幸福礼品，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请允许一个奴隶来把
你歌颂，快把你的激情来燃烧我的心胸，使出你雷霆万钧的力气奋起一击，将黑暗
的奴隶制化为光明！”
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农奴制度在俄罗斯人的文化心理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俄
罗斯人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压迫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光荣斗争传统，但也有逆来顺受的
一方面。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勒罗亚·博里厄说过，俄罗斯士兵是“全欧洲最坚韧
的”，他们的“忍苦耐劳的能力是西方国家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越过南部的
大草原，奔驰至气尽力竭，数以万计的人要在途中倒毙时，还是没有反抗，没有怨
言和悲叹……而俄国人在本质上却是全世界最不好战的。”
阿·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大雷雨》中塑造了一位追求自由、追求个人幸福的女
性——卡捷琳娜。卡捷琳娜感情丰富，热爱大自然，向往自由的生活。婚前，她在
母亲的抚爱下生活得无忧无虑，伏尔加河畔优美的自然环境陶冶了她纯朴善良、富
于幻想和虔信上帝的心灵。婚后，她来到一个偏僻闭塞的小镇。小镇的生活落后愚
昧，死气沉沉。她的婆婆伪善、专横、刚愎自用，死守着宗法制的旧风俗和旧礼教，
百般折磨和凌辱卡捷琳娜。卡捷琳娜的丈夫软弱可怜，对母亲惟命是从。在这个令
人窒息的“黑暗王国”中，卡捷琳娜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没有知心的亲人，精神上
极为痛苦和压抑。她曾经指望克制自己，用善良的行为来换取婆婆对她人格的尊重，
但是她的希望落空了。就在这时她遇到了朴实的青年鲍里斯，一种不可遏制的对自
由、对幸福的热望进发了出来，她与鲍里斯热烈地相爱了。在小姑瓦尔瓦拉的帮助
下，她与鲍里斯经常幽会。卡捷琳娜激动地对瓦尔瓦拉说：“我要重新开始生活。
我要是不愿意在这里生活的话，哪怕是把我砍碎，我也是不干的。”然而鲍里斯并
不是一个值得卡捷琳娜所爱的强者，他性格懦怯、意志薄弱，根本没有帮助卡捷琳
娜获得自由幸福的新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在叔父的威逼下他屈服了，他抛开了卡捷
琳娜，独自远走他乡。卡捷琳娜的幻想破灭了，她不愿再忍受婆家的凌辱，但内心
又受到宗教意识和宗法道德的谴责。于是，在有一天大雷雨来临之时，她当众承认
自己不忠于丈夫，而后就投身于伏尔加河之中，以死来摆脱长期的精神折磨。卡捷
琳娜的死是对“黑暗王国”、对专制制度的一种反抗，是对自由的追求无法实现时
的一种反抗。卡捷琳娜渴望自由，并努力追求自由，但她的性格中有软弱的一面，
对个人的权利认识不足，她在冲破旧礼教的束缚时常有疑惧，感到自己在上帝面前
有罪。
契河夫笔下的万尼亚舅舅（戏剧《万尼亚舅舅》主人公）也是一个性格具有两
面性的小人物，他的性格中突出的一面是软弱的一面，是奴性性格。像当时的许多
普通人一样，万尼亚舅舅也只知道拼命埋头苦干，他们只知劳动、工作，至于为谁
而干、劳动的目的是什么却一无所知。谢列布里雅科夫教授是万尼亚舅舅的姐夫，
在剧中，他是一个不学无术、徒有虚名的人，但万尼亚舅舅一家人却像崇拜偶像一
样地崇拜他，把他视为一个伟大的学者、思想家和精神领袖。为了已故姐姐，为了
教授能在彼得堡过得舒适，万尼亚舅舅和外甥女索尼亚毫无怨言地工作着；为了偿
还父亲买庄园时期欠下的25000 卢布，万尼亚舅舅“像牛马一样”地工作了10年；
他替教授经营着庄园，整整25年像一个最廉洁的管家似的，把庄园的所有进款都给
了谢列布里雅科夫，而教授每年给他的薪俸只有可怜的500 卢布。在庄园里，万尼
亚舅舅和母亲、外甥女像老鼠似的，一直关了25年，他们一天到晚谈论的只有教授
和教授从事的工作；他们崇拜教授，为他抄稿件、译书、找资料，一心一意地为他
服务。他们没有自己真正的生活目的，只是盲目地为教授活着。当万尼亚舅舅听到
教授要出卖庄园时，他终于反抗了。他震惊，他愤怒与教授正面冲突起来：“……
这片产业之所以能够解除抵押，而且弄到这种好的情况，完全是由于我的辛苦，可
是现在我老了，你就像条狗似的把我从这里赶开了。……但是我的眼睛终于睁开了，
现在我可把你看的真清楚了！你写的是讨论艺术的文章，可是你一点艺术都不懂，
你那些从前我认为了不起的工作，其实连一个钱都不值！你耍弄了我们广”我把自
己的生活糟蹋了厂‘气愤之余，他朝教授开了两枪。尽管这两枪没有射中教授，但
这两声枪响毕竟是有力的，因为这是反抗的声音，显示出了万尼亚舅舅追求个人生
活的一面。但戏剧的最后，他的性格只剩下一面——听天由命的消极的一面：教授
夫妇要回彼得堡了，万尼亚舅舅与索非亚仍旧坐到了写字台前。一切都过去了，一
切又都重新开始，万尼亚舅舅仍是充当偶像的奴隶。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也以近乎冷酷的方式把一个认识到
自己遭受不幸的原因，但又同一切美好品质绝缘的思想者形象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这是一个能代表俄国人大多数的人物形象，他们甘愿蒙受苦难，自我戕害，意识到
了美好的东西却又不努力去得到它。更主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信念
：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也就无须加以改变了。
直到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在俄国仍处于艰难起步阶段，个性自由不可能得到
普遍承认，相反，在俄罗斯文化中得到广泛体现的是集体主义精神，对个人价值、
个人权利认识不足，缺乏尊重。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在俄罗斯，直至19世纪60年
代以前，一直实行以农奴制为基础的沙皇专制制度，简单重复的封建农业生活方式，
极为封闭的村舍农民生活，加上宗法村社制与沙皇专制对农民的绝对统治，在农民
中形成了驯顺的心理特征。村社是赋役承担者的联合体，是一种向国家、向地主负
责的集体，离开村社，个人难以生存，也为法律所不容，村社的各项制度在一代又
一代的农民身上培育着集体主义精神。可以说，俄罗斯人只有作为集体的一员，才
能存在。在历史上，国家往往作为集体的代表出现，而俄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只有在与四面八方的敌对力量的斗争中才能生存，国家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对集体主义的崇尚在俄国与对国家的崇拜密不可分。而对集体、国家礼拜有加，必
然对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认识不足。东正教的教条主义、禁欲主义影响使这种情况得
到进一步发展。长期生活在农村公社及农奴制下的俄国农民，仅只希望有一块黑土
地，除此别无他求。屠格涅夫笔下的农民，淳朴、热情、有才干、有美好的灵魂、
有“黄金似的”心，但却对一切都满足，“对一切都感谢”，不抱怨，不诉苦，甚
至对于死亡抱着冷漠的态度。他们尽是“温和的、忍辱的、柔顺的——他们可以使
得一个善良的人流泪，但是希望在他们身上发现一点积极的创造性的原则的人看来，
他们就会撩起厌恶之情”。苏联时期集体农庄的建立更加强了这种集体主义。他们
追求一种“众人如一人”的局面。对“出人头地”的哥们儿，或地位比自己高的人
抱有妒嫉和怨恨的心态，千方百计想把他们拉下来，使他们与“众人”一个样；而
对落魄者，或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则想方设法帮他们一把，让他们重新爬起来，与
“众人”一个样。另外，与自然斗争也要求俄罗斯人“协同作战”，齐心协力。因
此，“大伙儿一起上”、“众志成城”是俄罗斯人生活的要诀。俄罗斯人在社团里
习惯于自我约束，他们为达到某种结果首先采取共同行动，而且从不把这些成果与
个人活动挂钩。
就俄罗斯人民原有的性格而言，他们一直在追求自由，追求一种无政府状态。
19世界下半叶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情绪。陀斯妥耶夫斯基在
其小说《罪与罚》中，以令人窒息的笔调描述了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的剧烈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