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远去的背影- 第22部分

从柳亚子此番呓语般的言论，我们庶几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一、柳亚子的政治眼光非但不是什么“第一流”，甚至根本就不入流。他据以证明自己比毛泽东和共产党还要高明的，是共产党有过两次可杀蒋介石之机而未杀。广州那次共产党方面未采纳他的建议，尤其令他耿耿于怀。其实，在1926年的广州，要共产党以暗杀蒋介石的方式来“搞定”大局，无异于天方夜谭。对此，恽代英们除了“油腔滑调”，还能说什么呢？而把“西安事变”终于未杀蒋介石归咎于毛泽东的“忠厚”，那就真是“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了。柳亚子非但没有自知之明，也没有知人之智的。至少在政治上，柳亚子终其一生都有着一种孩童式思维。

二、柳亚子之所以不甘于做中共的“尾巴”，并非因为有什么不同的政治信念和政治准则，而是觉得自己的政治才能并不逊于中共方面的任何人。连“毛先生”都未必比自己高明，连“毛先生”都有眼光远不如自己的时候，其他人就更不足论了。既如此，要他当共产党的“尾巴”，岂能甘心？不甘于像郭沫若那样当“尾巴”，是柳亚子后来不能如郭那般春风得意而只能牢骚满腹的一种原因；而不甘于当“尾巴”，并非因为别有怀抱，而仅仅因为目无余子的“狂”，又是他后来终究还受到相当礼遇的原因。

但《从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谈起》，也的确有些“过分”了，突破了某种“界限”。不知道柳亚子写此文时是否喝了不止二两，反正此文在柳亚子生前并未公开发表，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轻视与鄙夷，他人并不知晓。否则，柳亚子后来的牢骚，会更“盛”的吧。

这篇文章虽未公开发表，但柳亚子其他的一些言行，也足以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

柳亚子与毛泽东在广州别后，天各一方，音讯隔绝。1937年6月，延安的毛泽东收到何香凝寄赠的画集和廖仲恺的《双清词草》等物品后，致信何香凝，其中这样提及柳亚子：“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讲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11＇1937年6月，对于中共来说，是十分关键的时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极其必要的策略。当毛泽东从何香凝寄赠的画集上看到柳亚子题诗时，一定想起了11年前在广州的见面，想起了柳亚子那时的必欲除蒋而后快。这样的人，现在当然是非常有必要团结的。所以毛泽东不惜以“人中麟凤”来赞美他。不过，毕竟已过11年，柳亚子还像当初那样反蒋吗？毛泽东也需要探询一下。当弄明白了柳亚子狂态依旧、反蒋依旧、亲苏亲共依旧时，毛泽东当然就要尽可能地发挥他的作用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亲苏亲共又狂傲不羁的人，毫无疑问是大有用的。

1940年11月，柳亚子从香港写了《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其中有“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两句，回忆的是与毛泽东的相识。此后，林、徐、董均有诗作应和。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信在重庆的柳亚子：“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12＇这口气之亲切，或许今天还令一些人感动。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来到重庆，与柳亚子第二次相聚。其时，柳亚子正与画家尹瘦石筹备柳诗尹画联展。柳亚子提议由尹瘦石为毛泽东绘像，自己题诗，在诗画联展展出。毛泽东欣然应从。诗写成后，柳亚子致信毛泽东，毛泽东于10月4日复信柳亚子。其时，柳亚子夫人恰好因盲肠炎住院，毛泽东信中首先便对柳夫人的病表示关心：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以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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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四日②

“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毛泽东到重庆，是为了与蒋介石谈判。从毛泽东的复信看，柳亚子去信中，问及了有关“谈判”的种种问题，这显然是问非该问，毛泽东当然不可能以实情相告，只能以“前途”、“道路”之语漫应之。虽然毛泽东并未正面回答“时局”方面问题，但对柳亚子诗的赞美，还是令柳亚子大为兴奋，于是又写诗赠毛：“润之书来，有‘尊诗慨当以慷，卑视陈亮、陆游，读之使人感发兴起’云云，赋赠一首。”诗以这样两句开头：

瑜亮同时君与我，

几时煮酒论英雄？

第一句把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说成是周瑜与诸葛亮的关系；第二句则又把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说成是曹操与刘备的关系。“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虽未发出，但“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意思却表达得很明显。诗则以这样两句结束：

冠裳玉帛葵丘会，

骥尾追随倘许从。

第一句是把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比作齐桓公葵丘大会诸侯，第二句有跟随毛泽东参与谈判之意。其实，在此之前，柳亚子在《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柬恩来、若飞》中，就有句曰：“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这是把自己比作管仲，如果能被齐桓公这样的人所用，就能把天下平定。在《十月六日得润之书问佩宜无恙否，兼及国事，感赋二首，再用溪中韵》中，则有句曰：“三年待纵冲天翼，风起云扬尔我同。”这是说自己沉寂多时，现在要与毛泽东一同大显一番神通。读这期间柳亚子的这些诗句，再联系到致毛泽东信中对谈判一事的询问，不难看出，自以为有第一流政治才能的柳亚子，在这期间是十分技痒的，非常渴望能与毛泽东一起参与谈判，对谈判深度介入。

柳亚子虽多方暗示，欲介入谈判，而毛泽东当然只能装作听不懂。但我想，在这期间，毛泽东就不但感到了柳亚子的可用，也感到了他的难用。

在“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还向毛泽东索诗，于是毛泽东手书“旧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交柳。柳亚子写了《沁园春·次韵和毛润之初到陕北看见大雪之作，不能尽如原意也。》这首词以这样的句子结束：

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柳亚子屡作这样的豪语，一定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早以诗歌颂毛泽东者，恐怕是柳亚子。1929年，柳亚子写了《存殁口号五首》，第一首是：“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这首诗就是将孙中山和毛泽东同时歌颂，称为中国的“两列宁”。在后来，柳亚子更写了许多歌颂毛泽东的诗。但柳亚子在歌颂毛泽东时，往往与别人不同。他常常忍不住地把自己与毛泽东同时歌颂，并且是把自己放在与毛泽东同等的位置加以歌颂。这就像是在墙上并排挂上同样大小的两幅画像，一幅是毛泽东，一幅是自己，然后再朝着两幅像跪拜。换句话说，他在歌颂毛泽东时，总有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惺惺相惜，总要挟带大量私货。这种很不“得体”的惺惺相惜，这种挟带私货的歌颂，就不但会功过相抵，甚至还可能功大于过。

在歌颂毛泽东时，柳亚子有时称“毛公”，有时则称“毛郎”。例如，1945年10月，为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柳亚子应《大公晚报》之约，赋诗二首（《十月十二日，为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前七日，〈大公晚报〉罗承勋索诗有作》）。其中有句曰：

论定延京尊后圣，

毛郎一语奠群哗。

这里说的是毛泽东在延安对鲁迅的高度评价。1945年，柳亚子写了《短歌行，为曹立厂赋，十一月廿六日》，诗中有句曰：“列宁逝后斯君来，中山衣钵毛郎才”；“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智兼神勇”。称毛泽东为“毛郎”，多少给人以倚老卖老之感，这恐怕不仅令毛泽东，也令那时的所有共产党人都觉得别扭。

1945年，国共和谈时期，柳亚子请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曰：“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一曰：“前身祢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13＇。这两枚印章，都自有出典。第一枚，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斯大林，像对待弟辈一样对待毛泽东。——倚老卖老的意思，在这里就表现得很明显了。第二枚中的祢正平，即汉末的祢衡。祢衡以狂著称，生平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柳亚子这是在仿效祢衡，但比祢衡更有气魄。上面所说的《短歌行，为曹立厂赋》，就是因为曹立厂（即曹立庵）为其刻了两枚印章而赋赠曹的，其中之一，就是刻有“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的那枚。在诗中，柳亚子还写道：“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自非祢正平，狂语谁敢吐。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我狂胜祢生，斯毛真英雄。”尽管这里的“大儿”、“小儿”不必一定要理解成“长子”、“次子”，但如此出语，连柳亚子自己也认为，比祢衡还狂。毫无疑问，柳亚子是在表达对斯毛的欣赏和赞美，但这样一种夸人的方式，比骂人或许还令人难受。

这两枚印章，在柳亚子生前并未给他带来直接的麻烦，恐怕在他生前知道此事者也并不太多。柳亚子再狂，在1949年后大概也不会轻意以此示人。柳亚子于1958年辞世。为了在196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1963年，周恩来指示中国革命博物馆大力收集孙中山和同盟会元老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文物。周恩来又派专人到柳家，动员家人捐赠遗物。柳亚子家人于是将大量柳亚子遗物捐献出来，其中就包括这两枚印章。“兄”与“弟”、“大儿”与“小儿”，在博物馆静静地躺了三年，倒也无事。1966年7月，它们被康生发现。这样的“敌情”当然令整人老手康生兴奋不已。他连下三道批示，称印章“反动之极”，勒令将两印彻底砸碎，一切照片和底版销毁，并责问中国革命博物馆“是个革命博物馆，还是个反革命博物馆？”，命文化部对此事彻底追查。柳亚子本人则被作为“老反革命分子”而在大字报上点名批判。当时的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也被打成残疾。这就是“文革”期间的所谓“反动印章案”。幸亏柳亚子在八年前便寿终正寝，否则，以老迈之躯而在“文革”期间死于“红卫兵”的拳脚之下，岂不太惨。不过，“文革”结束后，这事也没有一笔勾销。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开幕时，大会主席团决定在会上宣读一份《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致哀》的文件，文件公布了107人的名单，其中没有柳亚子＇14＇。

以上是柳亚子的身后事，不说也罢。我们还是回到他生前。1946年初，柳亚子从重庆回到上海。在各种场合为共产党“说项”，为共产党辩护，为共产党造舆论。1946年初，上海左翼人士为在昆明“一二·一”事件中遇害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召开追悼会，柳亚子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1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致信柳亚子：

亚子先生左右：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于再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印章二方，先生的词及孙女士（引按：即谭平山夫人孙荪荃）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引按：此为柳1945年秋所写《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柬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