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可怜的瞿秋白，不知是否曾硬着脸皮去向博古这个仅次于王明的第二号夙敌求情。反正，他向张闻天开口了。张闻天也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其时也是王明团伙的要员，地位仅次于博古。张闻天当时的头衔之一是人民委员会主席，算是瞿秋白的顶头上司。瞿秋白能向他开口，也算是万般无奈了。当得知自己可能会被留下时，瞿秋白一定是颇为惶恐不安的。他又曾向毛泽东求助。时任“经济委员部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10＇以瞿秋白的“革命资历”，以瞿秋白的“从政经验”，能在这样的会上当场要求随军转移，实在有些六神无主、惊慌失措了。毛泽东其时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但也是博古们打击排挤的对象，早已“大权叹旁落”，颇有些自身难保的意味。如果不是因为他在军中的实力和影响，博古们也照样会将他“一棍子敲出去”。毛泽东当然清楚瞿秋白的命运已定，但在这样的会上，也只能以“下面再说”搪塞过去。
10个月前，瞿秋白请求杨之华同赴“苏区”而被拒绝。当明白自己不得不只身离沪、与杨之华生离死别时，瞿秋白当然有伤心、有悲愤，但也还有着希望。这回，当得知自己不得不留下来时，瞿秋白的心，则应是寒到了极点。吴黎平又回忆说：
……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想见，那就永别了。……”这是我和秋白同志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成永诀。＇11＇
毛泽东愿意瞿秋白随军转移，应该是真的。有关研究者在论及这一点时，总把瞿秋白历史上曾支持过毛泽东说成是毛此时同情瞿的原因。这样看问题，恐怕还有失全面和深入。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大搞其“农民运动”。对此，中央上层颇有不以为然者。而瞿秋白却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1927年春，毛泽东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共党刊《向导》上发表了一半，就被彭述之等人阻止。瞿秋白则将全文交中共在武汉办的长江书局出版单行本，并为之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毛泽东为“湖南农民之王”。其时毛泽东正抱病武昌，见到这小册子，自是十分感激的。此一层因缘，当然可认为是毛泽东此刻在“苏区”同情瞿秋白并希望瞿随军转移的一种原因。但毛泽东此刻之所以愿意带上瞿秋白，恐怕还有深层的考虑。以瑞金为中心的“苏区”，本是毛泽东的天下。博古们一到，就把毛泽东挤到一边。毛泽东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正在积极积聚力量准备反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然是毛泽东的基本战略。把本来属于自己的力量牢牢掌握住，让与自己一样也被王明团伙打压的人围拢在自己身边，对王明团伙内部也实行分化瓦解，这三条，是毛泽东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击败博古的“三大法宝”。由于王明团伙背后站着的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此时的毛泽东已意识到，与他们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迫使博古离开总书记的宝座，但自己并没有登上这宝座，而是将同属王明团伙的张闻天扶上台。这正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这时候，他还不敢显示出与整个王明团伙为敌的姿态。直到近10年后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才敢于将王明团伙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打击。事实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之所以能成功地迫使博古退位从而将最重要的军事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转移途中，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将张闻天、王稼祥（也属“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列）争取到了自己一边。至于瞿秋白，是王明团伙的头号敌人。虽然在政治上已边缘化，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存在本身，就对博古是一种威慑、一种威胁。何况，像瞿秋白这样的人，由于历史上的政治地位和理论地位，是人已微而言不轻的。在转移这种特定的过程中，只要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他的话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力争让自己在军中的追随者列席，这帮手中有枪杆子的将领，令27岁的博古无法招架，最终也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在遵义会议这种场合，瞿秋白也许还帮不上忙。但如果瞿秋白随军到达了延安，那在后来的“延安整风”中，则完全可能助毛泽东一“腿”之力。——带上瞿秋白，可能在关键时刻会成为帮助自己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这应该是毛泽东主张带上瞿秋白的更深层的原因。
四
但毛泽东能想到的，博古也可能想到。由毛泽东为瞿秋白求情，或许只能坚定博古留下瞿秋白的决心。也许，其时才27岁的博古，并没有41岁的毛泽东那样深谋远虑。但将瞿秋白留下，却也并不需要如此这般的谋虑。既然瞿秋白是死敌，既然令其离沪来赣就意在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那么，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根本解决”的机会，又怎能放过呢？
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掳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日，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师“就地枪决”。
在今天回首1935年，会觉得蒋之杀瞿，实乃愚蠢之举。瞿秋白是被王明团伙把持的中共所抛弃的人。共产党既然不要这个人了，你国民党又何必杀他呢？杀了，于共产党无损有益；不杀，则于国民党的“党国”有益无损。博古们从江西转移时扔下瞿秋白，本就有“借刀杀人”之意，至少客观上是如此。而蒋介石竟然真用手中的刀杀了瞿秋白，岂非又一次“中了共党的奸计”？如果联系到此前国民党对陈独秀的处置，人们似乎更有理由相信此番的杀瞿之不明智。1932年10月，国民党捕获了共产党的创始者和首任领袖陈独秀。结果，只判了数年徒刑。瞿秋白被捕获时，陈独秀正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单人房里，读书、思考、研究，生活得颇为适意。蒋介石如果真有胸襟、眼光和自信，何不把瞿秋白也弄来南京老虎桥，让瞿秋白与陈独秀在狱中相见，甚至不妨让他们比邻而居，让他们去“共同反省”。他们如果不能“共同反省”，那就让他们在狱中继续他们的争吵吧。陈、瞿如真在老虎桥相聚，并且能够促膝长谈，对于后人来说，那真是十分有趣的事。瞿秋白不是一心要研究文学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尽情研究好了。瞿秋白不是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吗，那就弄来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屠格涅夫、契诃夫……让他去翻译好了。只要他不怕累死，他就没日没夜地译吧。——若果真如此，那是何等佳话。
但这是作为后人的我们，多少有些浪漫的想法。1935年的蒋介石，下令杀了瞿秋白，自有其不得不杀的理由。
陈独秀与瞿秋白，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处，则在于他们都曾是中共领袖。不可比，则在于陈独秀任中共领袖前，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帅，早已名满天下，业绩光焰万丈。而瞿秋白的经历则很单纯，二十出头就到了苏联，一开始就是以共产党人的身份投身社会的。共产党人，这是瞿秋白惟一的社会身份。陈独秀被捕后，有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等社会知名人士以各种方式，阻止国民党把陈独秀送上断头台，甚至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也致电蒋介石，为陈独秀说情。国内外人士在向国民党和蒋介石力争陈之不可杀时，也都以他“五四”时期的业绩为理由，这也是惟一的理由。在各国人士的努力下，陈独秀案走向了公开审判，一时间成为轰动全社会的大新闻。此前此后，国民党抓过、杀过、关过、放过许多共产党人，但都由“军统”、“中统”或各级党部处理一切。而陈独秀则站在了公开审判的法庭，且有章士钊这样的大律师为其辩护。——陈独秀是惟一的经过了国民政府合法审判的共产党人。在这一点上，瞿秋白则显然与陈独秀毫无可比性。真心想营救瞿秋白者如鲁迅，却又无由营救。自己本就是国民党的敌人，又怎能请求国民党不杀一个曾经的共产党领袖。鲁迅如真的公开营救瞿秋白，那才是大滑稽事。宋庆龄、蔡元培、胡适、翁文灏、傅斯年这些人，或者并不关心瞿秋白的生死，或者甚至认为瞿秋白确有可死之罪。即便有人觉得瞿秋白大可不杀，也实在没有过硬的求情理由。
对于蒋介石来说，陈、瞿之不可比，还在于二人之罪实属不同性质。陈独秀执掌共产党时，国民党尚未在全国执政。国共两党，同属“革命党”、“造反党”，是“难兄难弟”的关系，是共同反对北洋军阀的“同志”。在陈独秀时代，国共两党还有过几年亲密的“合作”。从1927年国共破裂开始，陈独秀即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层，1929年11月，更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陈独秀被起诉时，最大罪名是“危害民国”。这里的“民国”，当然指1927年以后蒋介石的“党国”。而1927年以后，陈独秀成为中共的反对者，后更成为所谓“托派”的领袖。中国的所谓“托派”，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托派”当然也反对国民党的“党国”，但不过是“一小摄”书生在那里空议论而已，并未对“党国”构成真正的“危害”。
瞿秋白则大不同。对于蒋介石来说，瞿秋白可谓是罪大恶极。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六人常委之一，实际上则成了最高领导者。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大玩其血的游戏，并积极准备“全国总暴动”。这期间，除著名的湖南“秋收暴动”外，湖北的蒲圻、咸宁、公安、石首、松滋、沙市、通城、通山、崇阳、孝感、麻城、黄安、洪湖等地，江西的修水、德安、弋阳、鄱阳、横峰、万安等地，广东的广州、海丰、陆丰、琼崖等地，江苏的宜兴、江阴、无锡、崇明等地，河南的四方山、光山等地，河北的玉田等地，陕西的清涧等地，都曾“霹雳一声暴动”。有的地方，暴动取得一时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7年11月，瞿秋白中央命令张太雷在广州准备暴动。12月11日，张太雷领导的广州暴动取得胜利，暴动者占领了广州，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但在第三天即被击溃，张太雷也死于乱枪之中。——我们还记得，是张太雷把瞿秋白介绍进共产党，现在瞿秋白又把张太雷送上了黄泉路。虽然各地的暴动一个接一个地失败，但瞿秋白中央仍然强调革命正处于“高潮”，仍然认为“革命形势”正在“高涨”。在这期间，瞿秋白中央还做出了“尽量施行红色恐怖”的决策。怎样施行“红色恐怖”呢？一个字：杀！瞿秋白中央指示各地：“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
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所知的全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