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运气说来就来。就在胡鉴最牛钉子户一样死死卡住左宗棠做举人梦时，突然暴病身亡。人死不能说话，意见马上作废。这下轮到徐法绩一个人说了算，他当即将左宗棠的试卷列为“遗首”，也就是补录第一候选对象。
拿着“候补举人”左宗棠的试卷，考官们组织了一场大讨论：这篇文章到底好不好？
徐法绩拿出左宗棠这篇《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在有功》，首先表态：这篇文章不但很好，简直算得上全部考卷中最出色的一篇。湖南巡抚吴荣光这次也专门来听意见，他叫人打开密封条看考生。现出左宗棠的名字，他很高兴，回忆说：我在湘水校经堂讲学时，这个学生七次考了第一，写出这篇好文章，绝对不是偶然。
省长回忆历史，以多次成败论英雄，当场表态了，这事也就一锤子定音了。
结果出来，左宗棠被录为第十八名。二哥左宗植居然高中榜首，成了“解元”。
左宗棠的举人身份，得来如此惊险，出人意料：如果不是皇帝恩科，不是胡鉴突然暴死，不是省长吴荣光在座，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他都要榜上无名。
险中举人，左宗棠当然不知内情，看到榜单，他万分高兴。兄弟同中，回家祭祖，举杯同庆。
他开始雄心万丈地计划做“当代诸葛亮”的大梦了。
花钱买文凭欠下债，家里已经一贫如洗，肚子跟锅里一样空。饿着肚子谈理想没有未来，得先解决生计问题。
等待发榜期间，左宗棠还做了一件人生大事：当年八月与湘潭女子周诒端“闪婚”。他是“入赘”周家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倒插门”。倒嫁女方，在古代是很没面子的事。活人要紧，左宗棠已经没能力顾及这廉价的面子。
生计的问题解决了，余下事情，是聚精会神破万卷，一心一意考进士。
1833年正月，会试大考到了。21岁的左宗棠，已经获得举人出身，他与二哥左宗植再度踌躇满志，从湖南湘阴挑书北上，坐船荡过洞庭湖，进京求取功名。
冒险漂过茫茫洞庭湖，头一次踏上中原大地，沿路各省见闻，让他眼界大开。
这次考试虽然没中，收获不是没有。他沿路思考国家天下事，一路琢磨着，写下了一些开发与建设边疆的诗句，思考着中国怎么办。
这次赶考最大的收获，是偶然结识了胡林翼。
胡林翼这次也是进京来考进士的。两个湖南老乡碰面，一问同是21岁，胡林翼还大四个月。北京要地，人分五湖四海，老乡见老乡，有话好商量。两人一聊开来，一面如故，一见定交。
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湖南学生，越谈越投机，考场出来后干脆同住一屋。两人不再讨论考试内容，点灯夜话，论古今大政，评施政得失。说着说着，越聊越大胆，两人同时预测：国内将乱。相互间便不停地叹息，像干着急的好事者。
旁人听到了十分惊诧，这两个年少轻狂的考生，疯子一样指天论地，谈东论西，脑袋是不是已经被考出问题来了？
中国官学从宋朝起，就颁定了对学生的罚规，第一等为“谤讪朝政”。用今天话说，知识分子议论国家政策好坏、得失，提出批评意见，要惩罚。清朝官学试图继续通过限制、责罚的方式，来维持帝国集权。但书院的教育与管理，却反其道而行，强调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对国家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
湘水校经堂属于书院讲堂。左宗棠与胡林翼“谤讪朝政”，在校时已成习惯，他俩对旁人的惊诧，同样感到莫名其妙。
旁人当然更不知道，从明末起，湖南的读书人，爱讨论天下事，已成习惯。那些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他们谈得津津有味，衡阳王船山当年办“匡社”、“行社”＇5＇，就聚了这么一帮子读书人。
这次两人考得都没对考官的味，榜上无名。但第二次会试，胡林翼鱼跃龙门，一跃成了进士。
左宗棠的会试又变得惊险而戏剧性起来。
1835年，23岁的左宗棠满怀信心参加第二次会试。这次考得本来确实不错，主考官已经拟好，以第15名录取。但考得好不如运气坏：主考官最后一统计录取名单，出问题了：湖南多出一人，湖北少了一人。
清朝考试录取跟今天差不多，要注意省与省之间的平衡，不能单以成绩定结果。如果早生一百多年，赶在“两湖分闱”前，湖南湖北同属湖广地区，不用担心被“调剂”。但既然两湖分家，榜上写好的“左宗棠”，只好被“啪”地一把叉掉，勾上湖北考生。
虽然没有考取进士，左宗棠还是被录取为“誊录”。誊（téng）录专作抄写人员来用，相当于今天政府办秘书，虽然比不上进士，但不算很差，在位上干得好，有机会保举做县令。但左宗棠想都没想，顺手就将“誊录”通知丢了。他正醉心于梦想做“当代诸葛亮”，做个小县令，小看人么？！
心还在，梦也在，他决定重头再来。
1838年，26岁的左宗棠抖擞精神，第三次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次没有任何原因，反正没中。机会不好不止他一个，与他同来的湘阴老乡郭嵩焘也没中。但急人的是，秀才屡考不中的曾国藩，这次意外中了。这对好胜心强的左宗棠，无疑是个比较大的刺激。他平时的考试成绩可比曾国藩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但刺激只会伤到自己，不能改变落榜命运。
这次赶考，左宗棠准备工作其实做得很充分，自信心也很足。沿路上他还在意气风发，激扬文字。过洞庭湖时，他即兴做了一副《题洞庭君祠》对联：
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迢遥”化用自“迢迢牵牛星”，他潜意识中确实已将自己看作“牵牛星降世”了。后一句很有气魄：洞庭君不过是个书生，却能管理八百里湖区。意思很明白：别小看我左宗棠这个穷苦书生，将来也是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的。
干大事业固然需要自信与实力，但在封建大一统的大清帝国，文凭硬通货才是通行证。即使文凭也说明不了什么，但国家有规定，它就比自信与实力更加重要。现在好了，三考三败，空有一腔热血，满怀抱负。
左宗棠自尊心受打击的程度与失败的次数成正比。情绪与意气，在左右他的判断，干扰他的理性。一怒之下，他干脆发誓，不考了。
以读书取功求名之路，在这里骤然画上休止符。
带着名落孙山的惆怅，回路上心灰意冷地想，从14岁参加科考，12年来的挫折历历在目，他心中泛酸。他感觉自己凭实力完全可以。尤其第二次会试。香喷喷的桌上鸭肉原来真的会变作野鸭子飞掉！
他感觉命运在捉弄自己。
这些年，左宗棠内心实在太在意中进士。第一次会试落第那次，忧愤的情绪在胸中起伏、翻滚，率真与狂傲，将他的胸气逼了出来，浩荡汹涌，有如洞庭春潮。左宗棠抓起墨笔，以撼人心魂的气魄，在家门上题下一副惊天动地的对联：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写下这副对联，他22岁。
第三次会试失败，锐气再度受挫，在热血沸腾中想，在心冷如冰时也想，想来想去，他决定再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提前给自己写好挽联。
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问谁来歌蒿歌薤（xiè，野蒜），鼓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qiū，梓桐）魂魄，奋激千秋。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
倘他年化鹤东归，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现出金身。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
大意是，像我这样的天才，即使朝廷不用，也是一世大雄。我来到这个世上，本意是今生来做个自由自在的自由人，没想过去干什么读书做官的事。只怕中国缺不了我，到时又要来打扰我。
这似牢骚，又像预言。儒家的积极，道家的超脱，在这里相互交融，意境悠远。
这副对联，今天读出忧愤，也读出洒脱。左宗棠心情正矛盾纠结。26岁，年纪轻轻，出世的门敞开着，入世的门紧闭着。他怎么做到冷静呢？像一头被堵在胡同里的斗牛，进退失据。
人生每段路，起伏峰谷间。
左宗棠少年天才，却三考不中，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
落榜之谜
左宗棠本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科举前途。
出身“秀才世家”，一出生，家庭就在按“科考取官”的模式对他进行培养。4岁那年，祖父开始教他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5岁时，他正式读儒家经典的基本课程，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兼读书中的大注，接着读《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8岁起，他按正规教育，学作八股文。他的悟性很高，反应敏捷，记忆力超人，因此八股文做得比别人都好，对联常常脱口而出。
但他的求学兴趣，却因为转学长沙，而发生了转移。这一转移，直接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
18岁这年，左宗棠来到长沙城南书院就读。一年后，湘水校经堂成立，左宗棠又转入学习。
湘水校经堂最早由成德堂改建而来，由湖南巡抚吴荣光1831年在长沙创办，地点就设在今天的船山祠。
湘水校经堂是一所特别的学校。与专门为考试而设置的学校不同，它是一家以研习汉学为主的学校。汉学即研究与中国汉民族有关的经史、名物、训诂考据的学问，研究内容以经学为中心展开，治学方法遵循“实事求是”。吴荣光为什么要创办它？是为了矫正当时中国书院教育专重“科举仕进”的陋习。
吴荣光，广东南海人，1799年的进士。广东人的性格是敢为天下先，吴荣光将这种性格带进湖南。他尝试第一个在湖南吃螃蟹，一反专门培养学生作八股文的教育模式，侧重培养人才经世致用的能力，要求学生“通经史、识时务”。求索学问真理上，以朱熹、张栻为榜样，兼容各派不同观点，完全打破门户之见。
吴荣光苦心开创的这种学校，避免了之前应试教育弊病，侧重培养学生实际能力。这无形中为青年左宗棠凿开了一扇素质教育的窗。这里不看重作八股文，左宗棠的兴趣从此也不再在作八股文上。左宗棠天资不错，接受能力强，适应能力好，学起来如鱼得水，遥遥领先，这也就有了曾7次名列全校第一的好成绩。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扇素质教育小窗透过来的光，对左宗棠诱惑力实在太大，沿着这束光，他好奇跟去，终于翻窗出墙，越走越远。
课余时间，左宗棠放下科考必背的四书五经，经常穿越长沙贫民杂居的棚户区，在古书摊破旧的席子上淘书。某次，他突然发现一本线装版的《读史方舆纪要》，作者是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130卷本的。左宗棠拿起来就翻，越看越喜欢，他想着要买下来。价格谈好了，八块铜板。他忘记自己很穷，口袋里只有5个铜板，4枚制钱。卖书的老汉见他确实没带足钱，便告诉他：自己也是家道中落，被逼将祖传之书卖掉换饭钱的，家里还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问他想不想要？左宗棠当然连口说要。他们约好，老汉将书先留着，等左宗棠借到钱，下次专门来，全买了去。
老汉乐得将书一并卖给左宗棠，固然有货卖于识家的道理。读书人最开心自己的藏书被人喜欢，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就在这年（1830），左宗棠长沙城南书院老师贺熙龄的兄长贺长龄，因为母亲过世而回家守孝，以江宁布政使的身份回湖南了。
左宗棠马上顶着风雪，踏着冰路，前去拜见。见后先借书，贺长龄爬着楼梯去取，将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他。
这些在当时都是最时新的书了。里面谈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全是些经世致用的学问。
经世致用，就是经国济世，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中国自隋朝科举以来，完全不顾经世致用，读书就为了背诵四书、五经之类，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侧重单一传承古人学问，即所谓述而不作，既不鼓励学生创新，也不需要学生发挥，至于学问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能不能推动科学发展，更加不管。
那些真正关注天下兴亡、社会安危的读书人，这时起，开始从科举的锁链中挣脱出来，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用独立的眼光，对社会科学“保持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
这种独立眼光、好奇心、探索精神，在明末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第一次提出“经世致用”时开始萌芽。经过近两百年的孕育，在湖南开始养成了相对成熟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一些有远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