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个时候，橡胶股票的火箭也冲到了顶点，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全民炒股运动的最高潮。接下来等待它的，将是万米高空的大跳水。
股市大跳水
1910年6月，面对全球的橡胶泡沫，作为最大消费国的美国，突然宣布了紧缩政策。其影响很快波及了全球化经济的先锋英国，伦敦股市暴跌，导致以橡胶板块为主、绑定伦敦市场的上海股市全面崩溃。在7月的时候，伦敦市场每磅橡胶的价格还在12先令5便士的高位，到了7月底，就已经降到了9先令3便士。
最早开始搞，也是搞得最狠的麦边因为得到消息比较早，也是最先祭起遁地大法。7月初，他卷起全部款项，神不知鬼不觉消失了。购买蓝格志股票的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打听他的下落，但始终是杳无音讯。投资者们这才冷静下来思考，传说中的那片升值潜力无限的橡胶树种植园远在数千里的国外，是否确是存在从来没有人去考证，即使位于上海的股票公司也不知设在哪里。购股者这时才如梦初醒，只能在万般无奈下委托专营华洋股票交易的众业公所代为抛售股票，但该公所声称他们只管卖出，不管买进，要卖股票，去找发股票的家伙吧。众业公所到后来干脆关门大吉。走投无路的受骗投资者拼命冲进去，但却被英国巡捕抓了关进了巡捕房。大家伙儿回过头去寻找其他橡胶股票公司算账，结果遭遇了同样的结果。这些橡胶股票公司的冒险家们都和麦边一样，已经悄悄地走了，正如他们悄悄地来，但是却带走了全部资产。
消息一传出，上海市场上的橡胶股票行情一路狂泄，有人出货无人接盘。有资料指出，1910年3月的时候，上海市场上售价70两（可能是指一股拆十股后）的薛纳王橡胶股票，到了9月至12月间，市值只剩下可怜巴巴的7两了。而蓝格志股票更是跌到了105两（也有可能是一股拆十股后）。
而外国银行一看形势不妙，马上收紧资金，加大力度从各大本土钱庄中收回贷款，这就造成了银根的进一步收紧。更糟糕的是，7月中旬，外国银行突然同时宣布停止发放所有的橡胶股票抵押贷款。当时的上海银钱业还指望着拿积压在手里的这堆被套得死死股票从外国银行那里套点现，但洋人们突然来这一手，等于是直接宣布了股票为废纸。于是，上海的现金流完全崩断。
金融危机大潮立刻扑面而来，上海市面的钱庄、当铺、银楼、商店应声倒闭。首当其冲的是正元、谦余、兆康三大钱庄几乎同时倒灶。他们同时牵连了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受影响，后者也在短短几天内相继停业。
1910年7月26日的《申报》记录了上海钱庄纷纷倒台的经过：
英租界天津路正元、谦余二钱庄，15日因周转不灵，停止进出，16日兆康庄继之。沪道蔡观察（上海道台蔡乃煌）闻耗后，立饬公共公廨派差协探……又闻森源钱庄亦于16日受其影响，暂行收账，17日元丰庄继之，18日会大、协大、晋大三庄又继之。市面紧急，恐慌殊甚……
在这种控制经济现金流的钱庄连锁倒闭事件中，上海的金融状况恶化到了极点。在众业公所挂牌交易的近百种股票奄奄一息，90％以上的股票已无人交易，这些股票已经形同废纸。
外地商埠也很快受到影响，正元等三家钱庄倒闭的消息一传到杭州、宁波，马上引起银根紧缩，不少钱庄票号随之关门歇业。到7月底8月初，上海钱庄倒闭风潮的影响由江苏、浙江往内陆蔓延，最后终于扩展成了全国性的风潮，深入到了各地的城市和乡村。金融业的极度不景气也使工商企业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工厂企业因为资金周转不灵，或因原料、产品市场不景气而停工的数不胜数。
当然，话说回来，受到打击最严重的还是上海银钱业。囤积大量股票的钱庄的老板们成为了最后的买单者。多家钱庄的大老板陈逸卿损失了200多万两，戴嘉宝损失180多万两，陆达生损失120多万两。钱庄是靠活钱来做生意的，一旦资金链断裂，这边款子收不回来，那边又来讨债，那让他们怎么办？关门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归宿。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大祸已经酿成，金融海啸已经席卷而来，经济界、金融界已经无法招架，政府再不出面，那可真没办法收拾了。
在这橡胶股票事件的滔天巨浪之中，作为救火队员急匆匆赶来收拾烂摊子的清政府的表现可谓相当及时和英明。单从对这次事件的处理来看，清政府足以跻身“最负责任政府”行列，与以往昏庸、愚昧的形象完全搭不上边。
《申报》也报道了上海道台蔡乃煌在听说正元等钱庄出现周转问题，停止进出时，第一时间让公共公廨把正元等三家钱庄的老板、经理等收押起来，严加审处，其中包括陈逸卿、戴嘉宝、何兆政、陆葆润、何继云、魏宝炎、戚雅芳、田龙章等人。他还派人去调查风波缘由。而正元集团倒闭的时候，蔡乃煌又会同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周金箴，乘专车紧急赶赴南京，面见两江总督张人骏，回来的时候又谒见了江苏巡抚程德全商议办法。几番跑下来，对局势总算有了一个看法，并且也有了初步的对策。
在朝廷为之焦头烂额的当口，洋人们又来添乱。外国银行见到了几家大钱庄倒闭，想到自己也放了不少钱给中国钱庄，也就急着想要收回这些款项，这就让钱庄们面临了更加大的资金压力。当时外国银行对上海钱庄的拆款，据称在1100万到1300万两之间，这笔钱是维持上海金融市场货币流通的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外国银行在这个节骨眼上宣称要收回拆款，那无异釜底抽薪，会大大恶化上海金融危机的形势。张人骏据实向朝廷汇报，朝廷让他按照所筹划的办法处理，并让上海道台悉心筹划善后事宜，“慎防流弊，以维市面，而定人心”，7月27日，清廷还批准向外国银行进行紧急借款。
既然洋行在这场风波中扮演了这么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来简单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似乎有交代不周之嫌。20世纪初的上海，外国银行已是列强纷争，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9家外国银行对于上海金融界有着极强的影响力。毕竟发展了上百年，它们的资本比较雄厚，又吸纳了大量外国企业的存款，并且，由于治外法权的保护，许多中国企业、商人和官僚也喜欢把资金存到洋行里，尽管这些洋行的存款利率很低，这就像今天很多人愿意不辞辛苦把钱存到老老远的瑞士银行里一样。安全嘛，这还是很多人把钱存在银行里首先会考虑的。
为了贯彻中央的救市精神，蔡乃煌苦口婆心跟外国银行交涉，要求他们不要雪上加霜，而应该雪中送炭。他的努力有了结果，8月4日，蔡道与9家外国银行签订了《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洋行虽然不太信任钱庄，但既然有政府出面担保，他们还是愿意相信的，何况他们也知道，如果这场风暴继续扫下去，没准儿把自己也牵连进去了，所以他们最后同意借款。9家洋行总共出借了350万两白银，其中汇丰拿出80万两、麦加利50万两、德华50万两、道胜40万两、正金30万两、东方汇理30万两、花旗30万两、荷兰25万两、华比15万两。钱庄则把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由注销。
上海道台蔡乃煌（中）与西人福开森
这些洋同行们总算是没有乘人之危，握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他们并没有趁机收取高额利息，这笔借款的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了。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人亡政息，合同里还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与此同时，蔡道台还特别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到源丰润和义善源这两大上海钱庄的顶梁柱及其所属庄号内，帮助他们稳定市面。
实际上，源丰润和义善源在正元倒闭风潮中也受到了重创。与源丰润联号的德源钱庄损失大概有200万两，以义善源为靠山的源利钱庄也损失惨重。不过这两家金融巨头凭借自身非凡的实力和蔡乃煌的紧急援助，总算是挺过了第一轮冲击波。尽管为了救助在正元风潮中亏空的同一系统的钱庄，它们已经精疲力竭，但只要这两个巨头屹立不倒，上海市面就不会糜烂不堪。
清政府，尤其是张人骏和蔡乃煌，行事不可谓不主动积极，处理方案不可谓不妥帖周到，结果也不可谓不水到渠成。这种铺天盖地的危机阵势，以前谁都没见过，能在半个月时间里做出如此妥善的应对处置，清廷的治理水准未必比罗斯福时候的美国政府低多少。照这样的方子抓药，这场凶疾应该会很快会被克服的。
事情也本该到此为止。
可历史的暗流似乎不打算就此罢手。
第二轮冲击波来袭
当年9月，又到了清政府偿还庚子赔款的时候了。庚子年战败后，清廷每年都要向列强缴纳赔款，国库空虚怎么办？只能摊派到了下面的各省去搜刮了。按照惯例，上海承担的份额为190万两。这个时候，7、8月份危机的后遗症显露出来了。蔡乃煌已经把官银拿去救市了，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里，上海的银库已经空了，哪里拿得出钱来缴款？鉴于当时上海市面还没有松弛，蔡乃煌请求从大清银行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这赔款。
但是，这个举动让与蔡乃煌结过梁子的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瞅准了，他马上联合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弹劾蔡乃煌，说他以市面恐慌为借口，“恫吓朝廷”。清廷这下脑子没拐过弯来，也不想想是谁刚把金融风波平息了一些，就听信了片面之词，斥责蔡乃煌接管上海银库以来“屡以周转不灵，请部接济”，这次又“以市面恐慌为恫吓，以还期迫促为要求”，实则是“不顾大局”，于是立即把蔡乃煌革职了。事实上，说蔡乃煌在前述贷款过程中“稍分利润”，倒不见得是空穴来风，但要说他所做一切都是“罔利营私”、“不顾大局”、“恫吓朝廷”，那只能是端坐在紫禁城里的井底之蛙们闭门臆测的结果。蔡道被炒了鱿鱼，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换一个领导来，治理水平未必比他差，但最关键的是，朝廷命他在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缴清”。
蔡乃煌经手的款项有625万两白银之巨，大都存在源丰润和义善源里，一旦把这些钱统统拿出来，这两根上海钱庄的擎天柱就指日将倾了。
源丰润是上海滩最有实力的钱庄，像胡雪岩一样，它的老板严义彬也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源丰润和义善源之所以称雄全国，是因为它们依靠的不是外国银行的拆款，而是上海道台的官银支持，上海官银大约有十分之六存在源丰润系的钱庄，十分之四存在义善源系钱庄里。
源丰润银票
除此之外，严义彬的钱庄还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不仅包括海关关税收入及定期支付给列强的战争赔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股市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那里。在一定程度上，这两家银行承担了中央银行的职能。
清廷的对外赔款，在由各省分摊后，一般都是按时汇付到上海，集中之后再统一对外支付。1904年，大清商务部（“商部”）就已经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他们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在支付给列强之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如果把这笔钱划给商部使用，“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言之凿凿之下，慈禧便同意了把这笔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关上门“研究”的范围了。源丰润就是被选中的主要“殷实庄号”。更了不得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该存在官方的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也是这位严老板名下的资产。
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老板，在危机中便俨然如中流砥柱。而且，如同严老板自述的那样，“票号源丰润向有分枝，存放较巨”，它倒台不要紧，它蔓延在江浙沪乃至全国各地的分枝触角都会将这种震动放大到难以收场的地步。基于这种考虑，包括蔡乃煌在内的官员们也是以“维护源丰润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
蔡乃煌对源丰润的关照向来不薄，这可能是因为他与严义彬私交的缘故。七月初二那天，他还打了密电给军机处、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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