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一个人的革命- 第23部分

但他们大大低估了中国人在利益受到侵蚀之后被煽动起来的非理性情绪。合同内容传到成都后，本来已经对盛宣怀的国有化政策很反感的川省精英们更加愤怒了。对于大多数看不懂合同条款内容的人来说，讲道理只会是越描越黑。合同是和外国人订的，已经足够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你们把铁路权给卖了，把铁路的修筑权、管理权全部卖给了外国人。

而对于少数理解条款内涵的精英来说，这么优厚的借款条件肯定会抢了他们的饭碗，外国人一借款，中国债主们肯定会没了生意，国有化政策的实施也将更加顺当。所以，无论是明白或者不明白事理的人，都对这份合同极不待见。这些人中的一些特别擅长舆论煽动，他们断章取义，隐瞒合同的真相，把一些歪曲的但很容易为四川人相信的言论四处散布。保路同志会的《宣言书》就完全置盛宣怀争取的优厚条件不顾，说：“政府铁路借款合同，实葬送人民死地之合同也。六百万磅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共二十五款，实将三省三千六百里路政全权，完全授与外人。四十年内购一铁钉，用一厮役，亦不许国人置喙。”该会副会长罗纶更是以奥斯卡影帝级别的表演哭诉道：“各位股东！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

要收我们的铁路，还不给钱？而且还要把铁路卖给洋人！这还了得！四川人立刻跳了起来。1911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的代表与四川省咨议局的代表集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纶为副会长。

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意味着本来只限于四川总督与邮传部大臣之间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成为了清廷与四川人的利益之争，这种性质转变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王人文和盛宣怀都不可能预料到的。

所谓的保路同志会，在要求继续保持川汉铁路商办这一点上，与川汉铁路公司口径是统一的，但他们增加了要盛宣怀下台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王人文的影响。盛宣怀在朝廷上完全不顾他的意见，屡屡给他难堪，让他上下都做不了人，这笔账他当然要借商人们的力量跟他算个清楚。而商界精英们也有意要找个攻击对象来激发民愤，以便加以利用。

于是，盛宣怀的形象立刻在四川人心目中完全负面化。一时间，痛骂盛宣怀的声音传遍了川蜀大地。《蜀报》刊发号外，揭露盛宣怀卖路十大罪状，其中，一为“卖路”，二是“路线给了外人”，三是“用款规给了外人”，四是“工程规给了外人”，五是“购料规给了外人”，六是“利息规给了外人”，八是“夺诸国民，送给外人”。原来支持铁路国有化政策的邓孝可在读完合同后，在《蜀报》上发表《卖国邮传部，卖国盛宣怀》一文说：“十七日得读盛此次借款原奏，始恍悟其奸。夜乃得读其借款合同。嗟乎！谁能梦到其奸欺如是哉！”保路同志会的纲领性文件《保路同志会宣言书》也把盛宣怀当做了罪魁祸首。生怕商人们捣鼓了不给劲儿，王人文还上密奏说：“惟有乞我皇上，我监国摄政王先治盛宣怀以欺群误国之罪，然后申天下人民之情，提出修改合同之议。”

绅商们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打算跟政府对着干，因此他们也在为清廷开脱，而盛宣怀就成了承揽全部责任的替罪羊，保路同志会的一份《白话告白》中说：“这回借款修路，是政府错听了盛宣怀的话。送掉了湘、鄂、川省的铁路，罪在盛宣怀一人，与我皇上无干，与四川及他省官吏无干，与洋人无干。”四川绅商们也算精明，不仅帮皇上洗脱了干系，连洋人也不打算得罪，只有呕心沥血为铁路拉来条件优厚的借款的盛宣怀成了他们集中火力攻击的对象。

那些保路同志会里的人，很多并不知道川汉铁路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因为在当时的专制政治体制下，突然出现了一个由地方政府暗中支持、怂恿的抨击朝廷的机会，于是那些在黑暗之中被压抑很久的人一下子进入了某种解放般的无限亢奋之中，几乎每场保路演说中都有如喜儿痛斥黄世仁般的声泪俱下的控诉场面，不断有人写血书，甚至用以刀断指的方式把这场本来是属于利益之争的运动的情绪推进得越来越激烈，形势越来越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

远在北京的盛宣怀根本没有意识到情况的急转直下，他以为王人文不断发来的电报都只是故意夸大其词的耸人听闻之语，不仅置之不理，而且打算继续按他原来的思路走下去。

酿成巨祸

1911年8月初，在盛宣怀和端方的一再敦促下，正在前线督办边务的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返回成都，王人文同时被免职，盛宣怀以为这下子可以没问题了。

但其实，还在返回成都的路上，赵尔丰就和王人文做过沟通，在对待川汉铁路公司的事情上，他和王人文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同为地方官，身处与四川商民打交道的第一线，明白四川商民要的到底是什么。赵尔丰8月4日到任，8月5日就参加了川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在大会上，他并没有以强硬态度要求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东改变立场，完全按朝廷的要求做，而是和王人文一样，表示自己理解大家的要求，作为地方父母官，他也愿意帮助大家；但他还是呼吁大家伙儿要保持冷静克制，“维稳”是第一要务。

于是，盛宣怀和端方很快失望地发现，赵尔丰居然和王人文是一伙的。于是，端方酝酿要自己亲自去四川督办这件事，有必要时，甚至打算取代赵尔丰担任四川总督。

与此同时，盛宣怀做了件在四川人火头上浇了一壶油的举动。他说服了川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经理李稷勋接受了他的方案，在未经川汉铁路总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把存放在宜昌分公司的现款交给了盛宣怀和端方。这一动作使得事态进一步升级，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和保路同志会的人怒不可遏，把李稷勋这个“叛徒”骂得狗血喷头。股东会做出决议，撤销李稷勋宜昌分公司的经理的职务。盛宣怀和端方与其针锋相对，马上就任命李稷勋为新的国有铁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经理。这下子，保路同志会被彻底激怒了，他们宣布，自8月24日起发动全川罢市，以示抗议。

其实，在这次的事件之前，李稷勋和所有川汉铁路公司的人一样，是反对把川汉铁路国有化的。他之所以后来改变了立场，还把钱交给了盛宣怀，很可能是在权衡了各种情况后，担心如果按保路同志会的做法继续闹下去，很可能导致铁路就修不成了。他本人是迫切希望能修好这条路的，不管以什么方式，只要把路修通就行。他以为把路款交给盛宣怀，又有外国借款做后盾，这条路就能正常修下去。但后来这段路还是停工了。不管怎么说，当时围绕着李稷勋的倒戈，事态严重升级。盛宣怀、端方拒绝撤销对李稷勋的任命之后，8月28日，四川保路同志开始酝酿发起全省范围的抗捐、抗粮行动。“火烧盛宣怀！炮轰端方！油炸李稷勋！”的口号响彻四川。8月24日，成都“已一律罢课罢市，四门厘税亦停”。至9月13日，据报纸报道，罢市罢课已成蔓延之势，“成都府属十六州县、绵州属五县、资属三县、眉属三县均同日罢市，各中小学堂一律罢课。沿江之嘉定府、叙州府、泸州、重庆府均一律罢市”。

形势急转直下。但就在这个时候，政府还没有完全失去平息风潮的机会。保路同志会和四川商民们下不了决心和清廷撕破脸，依然是力主和平争路，规定“勿在街头群聚”，“勿暴动”，“不打教堂”，“不得侮辱官府”。这种状况在大多革命态势中都会出现，毕竟，股东多是有产者，社会危机一旦无节制发展，肯定与其利益背道而驰，所以，他们力主把保路运动限制在秩序范围之内。只要政府肯作出让步，路潮随时有消弭的可能。

但一辈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大变动的绅商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群氓时代的力量控制已经不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了。被煽动的人们，尤其是无产者们越来越渴望一场痛快淋漓的大运动。当年法国的大革命，也是大资产阶级要死要活搞起来的，他们原本只是打算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而没有打算将运动激进化，但下层人民一激动，就立刻超出了有产者的控制，接着政权就被极端激进的雅各宾派掌握了，造成了后果严重的恐怖时期。大资产阶级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也成了被镇压的对象。

这时，身在一线的赵尔丰已经充分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和成都将军玉昆连连向内阁和摄政王载沣发电报，报告形势已濒临失控，省城的军队与警察也已卷入了运动，他们根本没有把握用强制手段恢复秩序，恳请朝廷暂时不要把川汉铁路国有化的方案强硬执行下去。同时，他也请邮传部撤销对李稷勋的任命，只有这样才能控制住局势。

一听这论调，载沣和盛宣怀当然认为赵尔丰还是和王人文在一个鼻孔里出气，都是在夸大其辞、危言耸听。他们对赵尔丰终于也不耐烦了。9月2日，他们派端方带了2000兵马从武汉入川，去弹压四川的局势。

9月1日，当得知清政府决定派兵入川，严厉镇压保路绅商的消息后，张澜等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的领导层发出了不纳粮税的通告。虽然平时护着这些商人，允许他们攻击盛宣怀等个别官员，但赵尔丰对于清廷的维护是很真诚的。张澜他们的布告发出的第二天，赵尔丰就给各会长加了“狂悖独立、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清廷一听，不纳粮税？反了你的！于是立即让赵尔丰去弹压，缉拿首要，先行正法。

9月5日，有人在川汉铁路公司门前散发一份《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提出“编练国民军、制造军械，实现川人自保”。赵尔丰觉得这几句话实在太“反动”，这不就是一份谋求独立的武装造反的号召书嘛。以往虽然他也不看好国有化政策，但是到了原则性的问题上，他是不敢马虎的。要是真的在自己的治下，有人谋反，那还了得！

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判断这件事的幕后主谋者是保路同志会的领袖蒲殿俊、罗纶以及川汉铁路股东会的领袖颜楷、张澜等人。他估计着，如果把这些人控制起来，就能控制住事态的发展。于是，9月7日，他假借朝廷已同意保路同志会的要求的名义，把这些人骗到了总督府扣押了起来。

但赵尔丰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四川立宪派首脑的作用，以为抓了这几个为首的，保路运动就会群龙无首，造反的事就会灰飞烟灭。但事与愿违，赵尔丰的高压手段反而激起了本来就巴望着激烈斗争的情绪亢奋者更猛烈的反抗。逮捕蒲、罗等人的消息一经传出，被激怒的保路同志们聚集起来，想冲入总督府把人抢出来。

赵尔丰因为替这些保路者说话已经饱受上面的猜忌和谴责，如今倒好，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家伙还要跟我过不去？郁闷得不行的赵尔丰于是下令卫队开枪，有32人被杀，这就是“成都血案”。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当天围攻总督府的群众是被驱散了，但保路运动由此转入了全面的武装起义。多支起义部队围攻成都，9月25日，荣县的保路同志军宣布独立，四川进入了全面的战争状态。

9月25日以后，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决定让步。他建议载沣同意按王人文6月13日提出的方案办，把700多万两现银退还给四川省支配，其余已经用了的路款转成国家保利股票。

但为时已晚，全川已经战火遍布，亢奋的荷尔蒙已经喷薄而出，无可抑制，人们脑海里盘旋的念头就是杀人夺权，已经没有人还关心什么路不路的事了。10月10日，摄政王载沣也被失控的局势吓坏了，发布上谕，同意盛宣怀的奏折。但也就是在这一天，武昌起义爆发了。

当造反派以燎原之势席卷全国时，清政府不得不把盛宣怀当做替罪羊抛了出去，用来缓和人们的愤怒。于是，各省代表集中的资政院，成了围攻盛宣怀的场所。资政院议员们从维护清王朝的立场出发，痛斥盛宣怀的罪状。而“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不足以平民愤而安社稷的舆论也甚嚣尘上。

10月27日，资政院通过了一份特殊的决议，要求清廷对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明正典刑”。

消息一传出，世界震惊。盛宣怀的老朋友在这个时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国公使朱迩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德国公使哈豪孙、法国代理公使斐格威紧急觐见大清国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对盛宣怀的人身安全表示极度的关注。朝廷在这个焦头烂额的时候，不敢再得罪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