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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饮食
梁实秋的同学张心一是甘肃人，喜食葱蒜；其妻是江苏人，家里忌食葱蒜。一次张心一到青岛，梁实秋在家宴客，张事先要梁给他准备一盘子大葱。梁从其所欲，备足了大葱和几张家常饼。客到后，狼吞虎咽地吃着烙饼卷大葱，顷刻而罄，直吃得满头大汗，对满桌子的其他菜竟未动筷子。张告诉梁，这是他数年来第一顿如意的饱餐。
1929年蒋冯大战冯玉祥失败后，被阎锡山骗到山西软禁起来。《大公报》记者徐铸成被派去采访。时冯住在阎锡山的老家五台县建安村，此前，徐曾在晋祠采访过冯，算是熟人了。当晚冯玉祥请徐铸成一起用餐，菜很简单，四盆荤素加一个火锅。时值冯的部下起兵讨蒋，徐便向冯问起战情，有否捷报传来。冯笑答：“我的消息，哪有你们记者灵呀。老实告诉你，我现在新闻的唯一来源，就是它。”冯用筷子指着桌子上的火锅说：“每次，他们打好了，火锅里就有了肉片、肉丸；如果今天只有白菜、粉条，那一定是他们失利了。这是我屡试不爽的。今天，你看，这里面肉片，肉丸不少，还有几条海参，看来，一定又打了大胜仗了。”
南昌起义失败后，叶挺和聂荣臻流落香港。漂泊数日，囊中羞涩，为了省钱，他们选了一家靠近池塘的早茶店吃饭。当时小饭馆都以数桌上的盘子算账，叶挺一边吃，一边偷着把吃光的盘子扔进池塘。
商震有“五洋”将军之称，即穿洋服、吃洋饭、住洋房、骑洋马、打洋球。他家雇有西餐厨师。商震任军长时，一次召手下三个师的参谋长去家里议事，饭点上用西餐款待，同席另有两个客人。这俩人显然对西餐的吃法不太明白，误把一盆用来洗手的水当汤喝了，商震为免使二人尴尬，也故意喝了一勺，说：“开过的水，可以喝。”
北洋政客潘复有个怪癖，吃饭时每样菜必先夹一筷子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倘别人先动筷子，他对那样菜便不再举箸。不论外面赴宴或自家用餐，一概如此。
末代皇帝溥仪曾忆及第一次吃西餐时的情景：“我叫太监到六国饭店去买西餐。店里问：‘要买几份？’太监说：‘反正多拿吧！’店里要派人来摆刀叉什么的，太监说：‘那怎么成！你们可不能到宫里去。我们自己摆！’好啊，大碗大碟摆满了一大桌子，菜多得出奇。我看见一碟黄油，黏糊糊的，不知道该怎么个吃法，就对太监说：‘你们尝一尝！’他们吃了一口，连声说：‘太难吃了，太难吃了！’我还记得，汤是用乌龟做的，也很难吃。”
清末端郡王载漪，庚子事变后充军西北二十余年。他生性善饮，自称从不知醉酒的滋味。他在阿拉善定居蒙古罗王府，常与罗王作通宵之饮，一晚上能喝个三四斤白酒。当年载漪是主战派，一次酒后，他对罗王说：八国军队加在一起不过几万人，联军只是依仗武器及海运之利占得一时优势。战事失利朝廷可以迁都，之后调动全国兵马整军再战。太后错在只知道有北京，只想回皇宫……大清国就坏在了一个“和”字上。
天津泰昌洋行老板李全泰有一次过生日，在有名的商行分所做东，用的是义和成饭庄的八八（64样菜）上等酒席，一桌约几十元，当年一袋面粉不过二元。一摆就是20桌。席间，来宾同声盛赞红扒鸭和红烧鱼翅做得好。次日恰逢中秋，李寿星一高兴，把饭庄老板叫来说：“老爷们都说今天菜做得好，明天照原样，给我做20桌，一直预备到本月底，仍请原人在这里吃饭。”这一下，李全泰花了8000余元。
抗战期间，华北敌伪组织想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曹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那时，北平的老百姓都吃用四十多种杂粮渣滓凑起来的一种混合面。一天，曹把混合面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汉奸头子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他妈怎么不能吃！”
冯玉祥任陆军检阅使时，一次患小肠疝气，在家养病。某日，黎元洪去看冯，冯借机向黎叫苦，称部队军士每天只能吃上小米饭，希望黎元洪多拨给一些粮饷，黎答：“小米最富营养价值，多吃头脑清楚，我很爱吃。”
瞿秋白临刑前，在《多余的话》的末尾写道：“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胜芳蔡”起家于河北霸县，后移居天津，成为名噪一时的“天津八大家”之一。到了第三代，饮食上已奢靡无度、随心所欲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了。蔡次泉早点必吃甜食，而且每天必花样翻新家中雇有专门的甜点厨师。蔡家养着不少鸭子，用糯米当饲料，喂肥后熬汤，蔡只喝汤不吃肉。蔡尤好紫蟹、银鱼，但都只吃活的。每年冬天，派人在三岔河口不分昼夜地轮流守候于渔船，捕捞活银鱼（银鱼出水后片刻即死）。
马其昌是袁世凯时代总统府的“典膳”，负责袁私人的厨房，大约有20个以上的佣人归其管。袁世凯的伙食费本来是每天100元，某日袁问马：“我一天饭费花多少钱？”马据实告以百元，袁连声说“要减要减”，遂减为60元。袁每天得喝鸡汤，负责熬汤的鸡汤刘，是袁从天津直隶总督任上带过来的专人，退休后子承父业。
袁世凯每天吃两顿饭。他是河南人，但不吃家乡饭，而是由天津一个姓徐的厨子掌勺，整成了天津口味。据说徐冬天上灶，身穿青缎子面狐腿皮袄，显见是随着袁的发迹也发（天津话，读四声）了。
作家李准生长在河南农村。抗战期间，他在达德中学读书时，逢河南大旱，学校的伙食标准一再看减。先是停止供应馒头，每天两顿面片。李准在同学里，属于年纪和个头都不大的。逢开饭，两大锅面片抬出来，个大力壮的学生便挤到前头，每人把着一把长把勺子，专捞面片。这些孩子的“捞技”也很高超，用勺子一搅，再一捞，稠的就进碗了。待李准这样身单力薄年纪又小的孩子凑到跟前时，往往就剩下半锅面汤了。随着旱情的发展，片儿汤也喝不上了，开始“跑灶”。李准回忆说：“每星期天回家背点红薯面饼馍，由母亲烙好卷点韭菜花，背到学校，每天啃点干饼馍，喝点开水。”
陈强当年作为热血青年，先到延安，入鲁艺，后随文艺大军开往敌后。此期间日夜行军，翻山越岭，备尝艰辛，经常是几天也吃不上一顿正经饭。一日，部队到达太行山区一个叫张谷庄的村子休整，边区政府送来粮食。他们都跟饿狼似的，无论男女，没人搂得住。陈强一气吃了四大缸子面条。据他回忆，那顿饭平均每人吃两斤。后来随队的医生劝大家少吃，说这是患了胃扩张的毛病。
正品尼姑在庙近60年，她晚年回忆说：“入庙以后，必须吃斋。吃斋有两种，一是吃全斋，就是长年吃素，鱼肉类不能吃，葱蒜不能吃，就连鸡蛋也不能吃，只能吃豆腐、蔬菜一类的东西。再是吃花斋，即每年旧历六月、腊月和每月的初一、十五吃素，其他时间可以吃荤。一般是师父吃全斋，也要求自己的徒弟跟着吃全斋；师父吃花斋，徒弟也就吃花斋。”正品是山东人，在庙里学会了烹调，曾站厨房掌勺。
虞洽卿喜欢吃猪下水。虞公馆附近有一家名同华楼的宁波菜馆，店内的一道“糟钵头”，为其他宁波菜馆所不见，相传为虞洽卿亲授。这道菜就是把猪肠、心、肝、肺之类切成薄片，用砂锅文火炖几个小时，直至猪杂酥烂，再加上糟卤后取食，据说其味无穷。有很长一段时间，虞洽卿每天中午来此吃饭，总是两碗米饭一个钵头，吃完便走。
拈花寺是京城名刹，民国时期，庙里的和尚等级分明，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方丈朝则牛奶，夕则银耳，虽是素食，却不失为美味佳肴，且价高于荤味。稍逊于方丈的是寺中的“中层干部”，即一些“职事”僧，他们每顿四菜一汤，每五天吃一次面条，平时中午与清众同饭菜，下午则一律吃白米饭。一般清众每日两干一稀，中午和晚上都吃粗粮，隔天吃一次白米饭，初一、十五吃馒头，副食是大锅菜和咸菜。
当年，京城的高等居士被各寺庙奉为上宾，他们一入庙，全寺上下都得跟着忙活，唯恐招待不周，也顾不得什么禁例了。大居士郑文轩的妻子每到拈花寺都非去方丈室抽大烟不可。一次，厨房忘了做杏仁豆腐，郑太太大为不满，临走放话：“以后再也不到拈花寺来了。”就因为这句话，全寺僧众挨了方丈全朗和尚的半天臭训。
李叔同出家数年后，一次，他在浙江师范教过的学生李鸿梁去庙里拜访。弘一法师说：你来得很巧，今天寺里吃“罗汉菜”，你在这里吃中饭。开饭时，李见桌子上摆着六碗菜，弘一法师换上破衣，指着桌上两碗同样的菜对李说：“这就是罗汉菜。”又说明了另外四色不同样的菜，是他特地告诉厨房临时添的，可知僧众平时午饭只有一种菜。所谓罗汉菜，是蚕豆、豇豆、茄子等等用白水煮熟再加上一点盐的一种什锦菜，各种菜都能充分保持原味。弘一法师大概偏好这一口，那天就着罗汉菜吃了三碗饭。
印光法师是弘一法师的前辈，他自甘清苦的饮食风格，与弘一类似。印光是陕西人，喜吃馒头，每顿饭仅粗菜一碗，末了必用馒头将菜碗擦干净吃掉，或用开水冲菜底当汤喝。他一生云游四方，住上海太平寺时，一位姓关的居士请他去吃斋，他谢绝再三而不得，便要求只需高装馒头一盒，豆腐渣一碗，关居士照办，他才答应。更有甚者，他云游至苏州报国寺时，有一次因菜里所用酱油稍好，把寺里的明道法师训了一顿。
修女刘淑静说，修女院的伙食以稀饭、花卷为主，有时吃窝头，咸菜多半是腌萝卜，仅午饭有炒菜。院长则可以吃到白馍乃至白糖、水果。此外，修女院对教会规定的“斋期”必须严格遵守。如每星期五为天主教“瞻礼六”，这天忌食家畜肉或其他热血动物肉，但鱼虾类冷血动物肉例外。对于一般修女来说，此规矩形同虚设，因为她们一年到头极少能吃到肉。
民国初年，蒙古吐鲁谷特亲王从新疆到北京面见大总统袁世凯。途经甘州时，去拜访正住在那里的载漪。次日，载漪宴请亲王父女。吐鲁谷特亲王的女儿当时大约十四五岁，举止安详端庄，甚招载漪喜欢。载漪问她爱吃什么，自己有好厨子给她做，一连数问。亲王的女儿答：喜欢吃羊肉下挂面。
徐亚伦常年在天津行医，一度是袁世凯家的常任医生。1923年夏，袁的孙女袁家红患病，徐去出诊。袁家留他晚饭，当时徐父病逝未及百日，按其南方乡俗要吃一百天素，他便说明情况。孩子的奶奶吴氏说：“这好办，就给你做几样素的。”后来上了六个菜——素什锦、炸豆腐皮、鸽子蛋、炸虾仁、红烧鲤鱼、银耳汤。徐起初对鱼虾不动筷子，吴氏见状笑道：“放心吃吧，全是素的。”徐颇感惊讶，临时留一个医生吃顿便饭，立马就能做出一席可口的素肴。袁世凯已死去七八年，他家做素食的厨师却不是“吃素的”。
孙丹林曾是吴佩孚手下的要角。五四运动后，一次孙到北京，住金台旅馆。某日上午和白坚武同游颐和园后，到李大钊在西直门内南小街的寓所午餐。李大钊此时已是北大教授、社会名流。这顿饭很简单，李大钊外出买了几个鸡蛋、一片肉和一撮豆芽，由其夫人烹饪。孙后来感叹说：“此君自奉之俭和待客之诚，大有茅容待郭林宗之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有回忆记述，蒋介石平时吃西餐时是三菜一汤，吃中餐时是六菜一汤，这都是固定的。如外出视察，他的食品都在南京预备好，由两名厨师乘先行机带到某地准备其用餐，蒋从不吃当地厨师做的饭。蒋吃中餐也采用“西式”吃法，即用两副筷子和勺，一副可以进口，另一副只用来夹菜、舀汤，不能入口。
汤恩伯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时，表面上和所有官兵一起吃大锅饭，背地里却吩咐属下在其住地另准备他一个人吃的饭菜，汤称：“我有胃病，不能吃米饭，只能吃馒头。”
抗战后期，一次影佐祯昭和冈村宁次等侵华日军头目请汪精卫在南京中日文化宫吃饭。席间他们轮番敬汪日本酒，直到把汪灌醉。正是这次醉酒，致使汪多年前遇刺的伤口发作，虽经手术取出子弹，最终还是要了汪精卫的命。
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下野，秘密前往天津。他让厨师做了一口袋烧饼，以备沿途食用。他本人化装成普通旅客，长袍马褂，老棉鞋，坐的是三等客车。
1928年4月，蒋介石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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