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 第14部分

左边是二楼二底两层房屋，迎门一座楼梯，楼上两间卧室和浴室，楼下前客厅后餐厅，佣人的下房有两处，一是门右边的门房，一是后院兴工时期所建造的临时公寮。

两株大白杨树，正好就在画室的右边，遮掩着西晒的太阳。后来据吴老先生的调查，说这样的大树，全南京一共只有三棵，我们家便占有其二，另外一株是在城南。由于树身高大，目标显著，从京沪路乘火车绕过玄武湖，将抵下关车站的时候，坐在火车上远远地便可以看到它们。

1936年，范长江和杜文思都是供职上海《大公报》的青年记者。范长江看上了霞飞路康绥公寓的一处房子——清洁幽静，设备齐全，24小时热水供浴。房租自然不菲，每月40余元。范找到杜，提出两人合租，并动员杜节衣缩食，换取一个好的阅读环境。杜虽感这20多元房租是个重担，但经不住“清洁、安静、卫生”的环境的诱惑，最终答应了范长江。他们住在后楼，杜文思后来回忆说：“前楼二房东是位安娴幽静的于小姐。某次，在公寓我到门口即将外出，忽然门铃响，我开门，来客是纱业巨子缪云台，见到我愕然不悦。适二房东于小姐从前楼赶到门口，她向缪介绍我是后楼房客杜先生，我释然和蔼地说：缪先生好！数日后，于对我说：杜先生，原来你早和缪先生相识，他还记得你是《大公报》记者，是搞工业的。”

1920年，罗振玉在天津法租界秋山街盖起嘉乐里新宅，合家迁入。罗是藏书家，罗公馆西首房舍便辟为“贻安堂经籍铺”，由其长子经营销售他在日本编印的古籍。1928年，罗举家迁往旅顺，将这所房子以六万元出手。这在当年，是卖了一个很合算的价钱。

钱昌照任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时，只住三间房子。张伯苓去其家后叹道：次长生活极为简朴！后钱向人借了一笔钱，在南京的上海路盖了一所房子。这笔债直到抗战后才还清。

当年，清华教授的宿舍条件优裕。闻一多、周培源、吴有训、雷海宗等50余户住清华西院。闻一多住49号，有14间房子。1935年后，闻一多、俞平伯、周培源、陈岱孙、吴有训等又迁入清华南院，这里有30栋新盖的西式住宅，每户一栋，内有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等，电灯、电话、热水等一应俱全。

西南联大后期，西仓坡教工宿舍建成，但狼多肉少，教授要抽签确定谁能搬进去。闻一多恰好抽中，在1945年1月迁入新居——西仓坡3号。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有20多间土坯墙的平房，大门内中间是一块斜坡的空地。闻家住东边一排，门朝西，有两间20平方米的房间，后面是天井，旁边是厨房，门前有块空地，闻家就开荒种菜，自给自足，收获颇丰。

西南联大成立后，虽建成新校舍，但条件相当艰苦。男生宿舍都是土墙草顶，墙上开几个方洞，方洞上竖着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每间房子的两边各摆十张上下铺的双人床，即一间房住四十个学生，环境可以想见。

抗战爆发后，上海市民纷纷涌向租界，致房屋大为紧张。画家钱化佛在淡水路租了一间小屋子，五个儿子集于一堂，简直没有回旋余地，他戏言：“这真是所谓五子登科（窠）了！”

学者邓云乡曾记述当年的清华学生宿舍：“清华的学生宿舍，也是以‘斋’为名，男生宿舍如‘明斋’、‘诚斋’及后来建的‘新斋’等，女生宿舍叫‘静斋’。这些‘斋’都是红砖砌的三层楼，两个人一个房间，房中有壁橱，床都是小的可拆卸的钢丝床，冬天全部水汀，有一位名‘任浩’的在旧时《宇宙风》上写文章介绍清华宿舍说：‘整个冬天，从11月到翌年3月，在清华室内都像是夏天，睡起来盖一条薄被就行了。’”

小说家毕倚虹住在上海西门路庆祥里。他与人通信，信封落款常写“西门庆寄”。

齐白石家的门上贴一纸条：“晚过九时不开门。”

1936年初，胡宗南时任军长。《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在长篇通讯《中国的西北角》中称：“胡宗南氏，正驻在甘谷西面的二十里铺。”他住在城外“半山上的一座小庙”，“门窗不全，正当着西北风，屋子里没有火炉，他又不睡热炕，身上还穿的单衣单裤，非到晚上不穿大衣。我看他的手脸额耳，都已冻成无数的创伤，而谈话却津津有味。”

吴宓于1925年入住清华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藤影荷声之馆”，当年梁启超也曾在此“赁馆著书”。后来叶公超搬来与吴为邻，“一浪漫，一古典，而颇为相得”。吴宓在工字厅的住所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文化沙龙的功能。1926年7月8日，陈寅恪来清华就职的当天，即是吴宓从城里把陈接到学校，“住西客厅”。“王静安先生来，久坐”、“陈寅恪、赵元任等携蒯寿枢来室中小坐”、“金岳霖来”、“曹校长陪导钱方轼来宓室中晤会”、“杨振声来，宓与谈‘翻译’一课内容”、“招叶企孙来此小坐”、“冯友兰君如约来”这样的记载曾三天两头出现在吴宓的日记里，陈寅恪也曾借吴宓住所设宴请客。抗战胜利后，季羡林回清华教书，他曾回忆说：“我住的工字厅是清华的中心。我的老师吴先生的‘藤影荷声之馆’就在这里。他已离校，我只能透过玻璃窗子看室中的陈设，不由忆起当年在这里高谈阔论时的情景，心中黯然。”1930年9月，吴宓去欧洲游学一年，行前，校内一些单位看中了他的住所。8月14日，理学院代理院长熊庆来找到吴宓，想拿“藤影荷声之馆”当数学系的第二预备室，被吴宓“严词拒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说：“且谓如校中必欲取回此室，则宓第一步今年不出洋；第二步退回聘书，舍清华而改任他校教授。若私人欲得此室，则当认为仇敌，悉力抵抗周旋。毋谓宓平日谦和，便可欺也云云……”行前三四天，他又在日记中记道：“今兹将行，对清华园风景之幽美，及西客厅生活之安逸，乃深恋恋也。”9月12日，他离开校园时，还“回望久居安适之西客厅，不觉凄然”。

1939年春，日军飞机轰炸成都，作家李劼人从城内疏散到郊外沙河堡乡间，便借势在一菱角堰边盖了一所黄泥筑墙、麦草为顶的住所，他在门楣上题了“菱窠”两字，颇有竹篱野舍的逸趣。曾到此作客的宋云彬在日记里写道：“李劼人是一个很懂生活的人。他家的房子是泥墙草顶，但里面的陈设很讲究，布置得很雅致。他说他的屋子因为泥墙打得厚，好比人家窑洞，所以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云。”

黄裳少年时代住在天津，其父为留学德国的采矿工程师。黄家租住的墙子河畔的小楼是小德张的产业，从黄家楼上后面的窗户可以看到小德张家的院子。在黄裳的印象中，小德张家的院子很大，阴森森的，好像整天也没人走动。“我曾几次爬到窗口去看，不过始终没有看到这个有名的大太监。墙子河就在前面，河畔栽了一排柳树。夏天我有时走下去坐在柳下看书。有一次从《小说月报》上读到郑振铎写的《北宋词人》和《南宋词人》，引起极大兴趣，整整看了一个下午。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宋词。”

1948年初秋，林洙中学毕业后，从上海到北平求学，父亲把她介绍给同乡林徽因教授。她后来回忆说：“我来到清华的教师住宅区新林院8号梁家的门口，轻轻地叩了几下门。开门的刘妈把我引到一间古色古香的起居室，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北半部作为餐厅，南半部为起居室。靠窗放一个大沙发，在屋中间放一组小沙发。靠西墙有一个矮书柜，上面摆着几件大小不同的金石佛像，还有一个白色的小陶猪及马头，家具都是旧的，但窗帘和沙发面料却很特别，是用织地毯的本色坯布做的，看起来很厚，质感很强。在窗帘的一角缀有咖啡色的图案，沙发的扶手及靠背上都铺着绣有黑线桃花的白土布，但也是旧的，我一眼就看出这些刺绣出自云南苗族姑娘的手。在昆明、上海我都曾到过某些达官贵人的宅第，见过豪华精美的陈设。但是像这个客厅这样朴素而高雅的布置，我却从来没有见过。”

5．出行

清端郡王载漪发配西北二十年后，在孙子毓运陪同下，于民国十年（1921）辗转回到北京。大总统徐世昌派汽车到前门火车站迎接，载瀛也携惇王府的亲戚们去接站。载漪祖孙被接到一辆汽车上，毓运觉得这车子貌似西北的骡拉轿车，只是外身是铁皮的，车窗是玻璃的，座位是软的。不一会儿，汽车突然走了起来。毓运大惊，高声冲爷爷载漪说：“这个车怎么没有骡子拉就跑了？”载漪故作冷静，暗地里推了孙子一把，但这话还是被司机听见并窃笑不止。此前，爷孙俩都没见过汽车。载漪望着车窗外面的街景，叹道：“北京变了，什么东西都洋起来了。”

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自南京北迁。5月5日的日记记：“上午11时舟抵天津。下午三时半车发，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览。”寥寥数语，勾出当年北方的“春色”。

黎元洪任大总统时，住北京东厂胡同。有时晚上骑马到东华门大街真光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去东安市场的国强咖啡馆喝咖啡。国强的茶房老温在东安市场的从业经历贯穿民国的始终，曾多次接待黎元洪。

民国时期的一些名流如吴稚晖、梁漱溟等，为倡导人道主义，出行时坚持不坐人力车。陶行知更甚，一次因急事坐了回人力车，半道上非要和车夫对换，让车夫满含热泪地坐了半程车。学者刘文典常在课堂上怒斥人力车的不平等，课后则赫然登上人力车而去。

溥仪成了废帝后，常和婉容坐着小汽车出宫转悠。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颐和园和玉泉山。每次出门，都排成一列由几十辆小汽车组成的车队。他不时让司机加速，在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竟然开出时速六七十公里以上的疯狂速度。直至把随同出行的“内务府大臣”绍英吓得紧闭双目，双手合十，大呼“南无阿弥陀佛”。

1925年，俞平伯在一篇文章中说：“我在江南的时候最喜欢乘七点多钟由上海北站开行的夜快车向杭州去。车到杭州城站，总值夜分了。我为什么爱搭那趟车呢？佩弦（朱自清）代我说了：‘堂堂的白日，界画分明的白日，分割了爱的白日，岂能如她的系着孩子的心呢？夜之国，梦之国，正是孩子的国呀；正是那时的平伯君的国呀！’我虽不能终身沉溺于夜之国里，而它的边境上总容得我的几番彳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浦江清在清华任教。按当时的概念，学校属于郊外，进城须乘长途汽车。浦坐过几次后，感到汽车太颠且汽油味刺鼻难闻，常晕车。后入城时索性雇人力车，浦称之为“虽慢而舒适也”。

北平时期，出行以人力车（洋车）为主，乘坐方式有如今天的出租车。在北平生活了十年的学者谭其骧晚年回忆：“出门都坐洋车，随便你住在哪里，大门口外或胡同口，准有几辆洋车停在那里，坐上再说到哪里去，拉起就跑，到目的地按时价路程给钱，很少有要求添几文的，绝不会发生争吵……我住在景山西门北平图书馆宿舍时，在宿舍门口上车，到东安市场门口下车，给七大枚就行了。下大雨刮风下雪时酌加。全城不论哪里，西直门外远至香山，只要不是跑不动的老头，没有拒载的。”

陈岱孙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从美国回国后，在母校任经济系主任。陈一直独身，有美国友人送了他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他便开着这辆车进城或出游，这在当年的大学教授中恐怕是独一份，一时引人注目。

1931年春假期间，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与若干同事出游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访问古迹，购买古董、书籍，还特地到大名拜访崔东壁后人。而顾颉刚在《辛未访古日记》前言中却写到另一种对“时情”的印象：“黄河流域为我国文化之摇篮地……何意时移世易，其贫若斯，其愚若斯，鸦片、白面、梅毒，肆虐凶焰……兵灾、匪祸连结不解，人民不识正常生活为何事……我自作此旅行，常居明灯华屋而生悲，以为国人十之七八，犹过其原始生活，我不当超轶过甚……”

刘半农有两个女儿生在伦敦，故一个叫刘伦，一个叫刘敦。回国后都在孔德学校读书。每天早晨，两个女孩同乘一辆包车上学。起初两个孩子是并坐，后改成一个朝后跪着，一个朝前坐着，再后来改为两人叠坐着。很多北大学生每天都和姊妹俩相遇，都能看到她俩天真的笑容。

上世纪30年代有段时间，张中行经常和二三同好骑车到玉泉山郊游。他对这种例行的休闲活动有如下记述：“出西直门，沿平坦的土路西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