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望、身穿长袍马褂的官员。他们从不屑看我们一眼，依靠他们，我们会一无所得。”①需要有一些调解人的帮助和一种危机感的气氛，这样这些集团间的摩擦最后才能缓和到能够进行某种合作的程度。调解人可由上海同盟会会员中的一个小派别出面充当。而危机则政府自己已在制造之中。
新绅士和省谘议局
1910年与日、俄、英、法等国的边界争端，又使北京因其态度软弱而受到攻击，谘议局中的立宪派也变得更加直言无忌了（见第七章）。十六个省立宪派中的五十一人聚集在上海，组成谘议局联合会。该会随即派一个三十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要求迅速召开国会。这次行动赢得了政府的几个让步，其中包括设立临时的资政院，把完成完全立宪制的过渡期缩短三年。在1910年1月、7月和10月的三次请愿后，11月4日的上谕答应在1913年召开国会（原定在1917年），在国会召开前公布宪法。省议员仍不满意，他们坚持要组织对他们负责的内阁。但政府态度变得强硬了，改良派没有再赢得让步。结果，有的人对和平过渡到民主制的希望丧失了信心，少数人甚至想到了革命。
11月4日的上谕命令请愿者解散，但是在临时的资政院议员的领导下，许多人留在北京，又讨论了两个月。因此，到1911年初，请愿运动进行了整整一年，并且从要求温和地变革的恭谨请愿态度转变为争取更大变革的迫切要求。这些请愿自始至终强调同样的一些问题，即外国对中国统一和主权的威胁、经济危机的危险和革命以及不负责任的行政等；但其措词一次比一次强烈。在1910年初期，他们曾经向当局请求动员民众的支持以防止叛乱。但时隔一年以后，他们开始接受了革命的思想。在1910年7月，一份立宪派报纸的社论认为，当欧洲人为成立议会而流血时，中国人却在浪费墨水，这就是欧洲人成功而“我们的墨水付诸东流”的原因。六个月以后，随着要求立宪派“不应把宝贵时间浪费在空洞的口舌之战”，上述要求暴力行动的含蓄号召就更加清楚了。①1911年3月，立宪派的主要发言人梁启超号召所有中国人“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②
梁启超自知不可能参加过去与之激烈斗争了八年的革命派队伍，但他这时却接受了以前拒绝过的那些观点。他甚至争辩说，革命不会给中国带来外国干涉和被瓜分的危险；对这个问题，他与《民报》的作者们过去争论得最为激烈。他的许多改良派追随者也发现自己站在同一立场上。“立宪派人的君宪美梦已经觉醒……此后的行动，已不如请愿时的心平气和，而往往公然与清廷对抗。”①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反对派团结起来。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在改良派领袖人士中，只有江苏省的张謇还没有转变原来的立场。但当革命一旦爆发，他在促使清王朝覆灭这方面将起极为重要的作用。
到1911年春，力量的对比起了变化而有利于“新绅士”一方。虽然反对派力量仍然过于分裂，还不能向政府提出挑战，但组成一个强有力的反清大联合的因素这时已存在了。在几支新军中，百分之七十的士兵属于革命组织。其他的新军中有许多同情者和骑墙派，但反革命士兵则少而又少。省议员满怀着怒火回到本省。那些在临时的资政院中供职的人（他们比一般的谘议局议员年轻，并且更倾向于西方）特别有战斗性。商人曾经参加领导反洋人的示威和抵制洋货活动，他们既支持过立宪运动，也支持过革命运动。许多商人在1910年的请愿行动中特别积极，当请愿失败，他们具有省议员们同样的情绪，并且与省议员一样，也准备参加反清运动，虽然他们不能发起这个运动。他们又象省议员那样，有了商会那样的新的地方组织，这些组织开始合并成省联合会甚至全国联合会。甚至还有一种新型的“商绅”，他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效的行政管理，不受外国控制，以及诸如发展铁路之类的洋改革。
革命组织
这个潜在联合中的促进因素是革命组织，它们在1911年4月的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对在华南寻求基地的策略的不满已经郁积了好几年，而在1910年更有所加剧。同盟会已经有两年未进行多少活动。它最后一次起义的时间是在1908年，《民报》在那一年10月被封。自1907年以来有激烈的内部争吵，有几次严重的资金不足，甚至有倒向政府一边的情况。有些领导人则铤而走险。例如汪精卫策划暗杀一名高级满洲官员，在1910年初期被关进监狱。大约就在此时，另一次广州的暴动失败了。同盟会的有些会员终于想出了一个较有成效的计划，他们建议同盟会要重新审查它的整个策略，把它的主要活动范围转向长江中游。抱有这种想法已有好几年之久的湖北的同志们热烈响应。有几位会员在1910年夏季没能说服孙中山召开一次改组同盟会的会议，决定脱离孙中山单独行动，成立了一个新机构以指导长江一带的活动。这项计划激怒了胡汉民，从而又挑起了革命派内部新的争吵。
在此期间，孙中山一派仍坚持按老方式行事。经过了五个多月的周密准备，他们在1911年4月在广州的黄花岗发动了另一次起义。这次起义在几小时内就失败了，死了八十六名革命派，使华南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士气进一步低落。但是这次失败虽然结束了南方的运动，反而激励了那些决心在华中集中开展活动的人。就在这个时刻，清政权自己却触发了一场危机，使分裂的革命派及其潜在的、即温和的革命盟友都聚集到了一起。
① 关于这方面的总的研究，有刘凤翰的《新建陆军》和《武卫军》两部著作；陈旭麓和劳绍华的《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页；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第110—119页，540—646页；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载《现代亚洲研究》，卷9第1期（1975年）第103—123页。关于湖北的材料，见约瑟夫？法斯的《湖北省的革命活动和武昌首义》，载《东方文献》，第28期（1960年）第127—149页；以及《辛亥革命中新军的作用》，同上，第30期（1962年）第183—191页；维第亚？杜特的《武昌首义第一周》，载《革命中的中国》，第383—416页；波多野善大的《新军》，载同上著作，第365—382页；周锡瑞的《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43—153页及以后；冯兆基的《黎元洪和辛亥革命》，载《华裔学志》，第31期（1974—1975年）第151—171页。关于其他省份的材料，见波多野善大的《新军》，第374—375页和377—378页；麦科马克的《张作霖在东北》，第15—27页；C。H。赫德特克的《四川与清朝的覆亡》（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论文，1968年）；威廉？约翰逊的《辛亥革命在云贵》（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62年）；谢文孙的《辛亥革命在广东》（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9年）；唐纳德？萨顿的《1909—1925年滇军的兴衰》（剑桥大学博士论文，1970年）。
② 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1册第20页。
① 梁敬錞：《辛亥革命》（第17页）引用了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外交文件》。其他材料如冯兆基的《辛亥革命中的军事策反工作》（第114页）提出，到1911年，约三分之一的湖北新军是革命派。
② 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89—196页）中有详细的讨论。可与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第76—77页）和李恩涵的《中国革命的基础》（第189—192页）中较老和较正统的解释作比较。关于湖南的事件，见罗森鲍姆：《绅士势力和1910年长沙米骚乱》，载《亚洲研究杂志》，卷34第3期（1975年5月）第689—715页；以及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3—138页。
① K。S。刘：《宋教仁和辛亥革命》，第111页。在这种情况下，阶级分歧究竟关键到什么程度是特别难以确定的。虽然在克服分歧方面有了进展，但日知会曾被一个归国留日学生所出卖。刘认为，以后的组织“对海外留学生的可靠性有点不放心了”。同上，第112页。
① 张朋园：《立宪派》，载《革命中的中国》，第172—173页。
② 欧内斯特？杨：《梁启超与辛亥革命》，载费维恺、罗兹和芮玛丽合编：《中国近代史考察》，第248页。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1—113页。
民国的诞生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改良，北京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它在1908年设法重新取得的主动权又从手中滑掉了。各方面都来对它的权威进行挑战。它的旧军队是虚弱的，而新军又不可靠。它的官僚机器中一批干练和献身效忠的人正在失势而让位于谨小慎微和腐化堕落的人。中国受过教育而最有才能的人都致力于新事业，把旧的一套留给最贪婪的人去干。政府的改革为地方官员培植地方势力提供了机会。政府压制批评的企图反而激起了更多的批评。分裂其对手的努力只是使他们分散活动，但没有消灭他们。它在4月底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同盟会发动的广州起义，但这次成功更多地是由于革命派自己的贻误，而不是因为清朝的强大。至于革命派的思想就不那么容易对付，它正在对旧的和新的有教养的社会精英施加影响。总之，清政府终于发现它的种种改革正在失去控制——它愈改革，权威愈少；但它改革愈少，它要求保持正统地位的可能也愈小。它在开始时企图有选择地遏制这种趋势，在1910年对某些要求加以拒绝，对另一些要求则作出妥协。在1911年，它决定需要采取崭新的主动行动，这样就决定了它的末日的来临。
清政府所选择的主动行动是愚不可及的。在1911年5月的两个星期中，清廷宣告成立新内阁，宣布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国有化，并商谈一笔外国贷款来筑这两条铁路。内阁是一个由十三个庸碌之辈组成的集团，其中只有四名汉人；集团中占大多数的满人又被五名无能的皇族成员所控制。它很快被指责为“御用的”或“皇族的”内阁，进而激起了普遍的愤怒和失望。革命派这时能够宣称，内阁证实了革命派言论的正确，即满洲人执行的是为自己服务的反汉人政策。对立宪派来说，这个内阁对于他们呼吁成立一个向国会负责的内阁的要求，是一个明确的拒绝。甚至张謇也持公开批评的态度；他说国家此时在迅速瓦解。①最后，内阁还激起了一个到那时为止比较不受人注意的对手袁世凯的不满，因为它以他的一个主要对手接替其密友担任交通部长。这个职务还职掌铁路管理；另外，内阁的组成与袁世凯也不赞成的新国有化政策有密切关系。其他许多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予以反对，他们对以牺牲地方利益来加强中央政府的行动抱有戒心。但是政治上反对铁路国有化的意见，几乎被那些已在私营铁路公司投资的人的一片抗议声所淹没。这些愤怒的投资者主要是地方绅士和商人，当北京在一个月以后透露，计划以大部分政府债券偿还他们时，这些人被激怒了。革命派始终坚持，清政府的改革只是为了加强王朝；这时他们又有新的弹药和新的目标了。北京在这个争议问题上愈来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它的1910年军事预算几乎是1905年的八倍。外债正用来支付清政府大规模扩军的费用。
正象第八章指出的那样，虽然对外债的普遍愤怒情绪常常是别有用心的，但恢复利权的运动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些反对清政府借债的人可能也反对各省借外债。更重要的是，抗议与其说是反对借款，倒不如说是反对缔结借款协定的方式。例如，对许多议员来说，骨子里面的问题是没有与他们商量。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动行动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行其是。1911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缔约借的第一笔外债，但这笔外债正发生在各反清党派已经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之时。
暴政已在三个不同方面同时表现了出来，一下子触犯了种族意识和爱国心，触犯了对民主的感情和经济利益。（令人惊奇的是，这三方面的行动等于是违反了三民主义。）我们在对清朝盖棺论定时，可以从这个角度评价革命派的作用。人们发现清政权是不够格的，这主要是它自身的错误；但是这个定论是根据革命派尽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来的三民主义作出的。三民主义并不完全明确和前后一致，有些捍卫它们的人只是口头上效劳，而同时却准备违反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