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有一排教员休息室,人称“卯字号”,这里聚集了一批北大文科的著名教授:陈独秀、朱希祖、胡适、刘半农、刘文典,以及校长蔡元培。奇特之处是,这些人都是属兔的,老中小兔子齐全。
⊙黄侃爱骂人,看谁都不顺眼,在北大,他把和蔡元培比较亲近的教授都称做“曲学阿世”,即给蔡元培拍马屁,所以这些人他都骂。久而久之,“阿世”就成了去校长办公室的代名词,谁去见了一趟蔡元培,就说“本人今天阿世了一次”。
⊙黄侃是湖北人,陈独秀是安徽人。早年在日本时,陈独秀说湖北没出过什么文化名人,黄侃愤愤不平:“安徽出了很多人物,未必就是足下,湖北没出什么人物,未必就不是我!”后来两人又同在北大任教,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批孔教、宣传新文学,黄侃则使劲攻击新文学,宣称“八部书外皆狗屁”。
⊙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聚集在《新青年》周围,刘师培、黄侃、陈汉章、马叙伦等则成立《国故》月刊社,相互唱对台戏。
⊙《新青年》倡导白话文,刚创办时,不受关注,钱玄同和刘半农就联手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演“白脸”,猛烈攻击《新青年》,并凭空推出正大红大紫的林纾为反对派领袖;刘半农演“红脸”,痛斥钱文,并骂林纾为“桐城谬种”。林纾见了大动肝火,接连在上海报纸上发表长文怒斥刘半农,就在这骂声中,《新青年》自我炒作目的也就达到了。
⊙民国时大学的国学部入学试题,一般都在题目下注明“文言、语体不限”,但有两家例外,一是北京大学,胡适规定,“限用语体”,即白话文字;二是南京中央大学,黄侃在这里任教,特别规定“限用文言”。
⊙清朝末年,陈独秀在上海加入爱国协会,天天和杨笃生等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去参加。
⊙1919年,陈独秀的儿子延年、乔年来北大看望他,但他们不被允许直接进家,而是像其他人一样,各自准备一张名片,上书“拜访陈独秀先生”,下署名号,方得见。
⊙北大学生毕业时,师生在一起照相留念,老师们坐在前一排,学生们站在后边。陈独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很谨慎,把脚收在椅子下面;陈很豪放,把脚一直伸到梁的前面。相片出来以后,陈独秀一看,说:“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了一点。”学生说:“这是先生您的脚。”陈仔细看过,哈哈大笑。
⊙陈独秀和蒋梦麟都是前清秀才,秀才分两种: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改考策论,则称策论秀才。在时人看来,策论秀才不如八股秀才“值钱”。一次陈问蒋:“你那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答:“策论秀才。”陈大笑:“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连忙作揖:“失敬,失敬。”
⊙陈独秀和蒋梦麟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吃饭性急,总是先上来什么菜就使劲吃什么,等到好菜、大菜端上来时,两人已经吃饱了。人笑这俩是“同病相怜”。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他聘请怪杰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有人表示难以理解,蔡元培说:“我请辜鸿铭,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沸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国会与学生间不断有冲突,国会准备弹劾北大校长,学生们便发动示威游行,高举画着猪猡的旗帜,大骂国会。辜鸿铭既看不起学生,也看不起国会议员,对蒋梦麟说:“你相信民主,这实在是民狂!”
⊙熊十力曾有怪病,不能坐、只能整天站着,大冬天不能穿皮毛衣服。
⊙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将熊十力、梁漱溟和马一浮称为“三圣人”。熊的学问做得很出色,性格却怪得出了名。他说胡适提倡科学,科学知识却不如他;冯友兰不认识字;金岳霖的学说是“我论”。有一次,梁漱溟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发生了争论。熊脾气大,喜欢骂人、打人。争完了,熊乘梁转身的机会,跑上去朝梁就是三拳头,口里还骂他是“笨蛋”。梁了解熊的个性,没加理会就走了。
⊙孙传芳驻扎杭州,慕名前去拜访马一浮,马不见。马的家人怕得罪孙,便劝说道:“是不是可以告诉他您不在家?”马说:“告诉他,在家,不愿相见!”
⊙熊十力通脱旷达,不喜雕饰。一次王元化来家里拜访,熊正在沐浴,熊就坐在澡盆里与王聊天。废名亦是怪才,十分尊重其同乡前辈熊,但在学问上则常与他争执不休,有时双方闹得脸红脖子粗,甚至发生扭打,废名往往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第二天废名再来,两人又和好如初,谈笑风生。
⊙有一次,熊十力在一个朋友家吃饭,一个小孩子要吃桌上的一块肉,熊抢了过来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蔡元培掌北大不久,想请梁漱溟来北大讲印度哲学。梁当时24岁,中学毕业,于是自谦学浅,不敢应承。蔡元培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道谁能教吗?”梁说不知道。蔡说:“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的吗?我此番到北大来,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来做老师、教别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胡适写了一篇反对梁漱溟的文章,梁看过后说,请胡屈尊费些心思把自己的文章看过以后,再下结论,不要“像看北京的《晨报》一样,匆匆五分钟便看完”。
⊙抗战中,梁漱溟给儿子写信:“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
⊙辜鸿铭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清末,上海张园成为爱国人士日常聚会的地方,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去得最勤,经常登台演讲。吴稚晖演讲时,就跟演戏一样,声情并茂外加各种动作;章太炎上台时,不从后面的台阶上去,非要从台前爬上去,到了台上,说不了几句话,只不断重复“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不可不革命”,然后下去。
⊙辜鸿铭曾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亮,辜鸿铭笑说:“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张作霖主政北京期间,辜鸿铭经人引荐想在张作霖处谋份差事。张见到辜后问道:“你能做些什么呀?”这一问,让辜鸿铭很难堪,因为辜除了口才和学识让西洋人佩服外,确实无甚建树。从此以后,辜遂断绝了再度从政的念头,安心做起学术来。
⊙五四运动后,北大教授开会讨论挽留蔡元培校长的事情,辜鸿铭上台发表意见,也赞成挽留蔡元培,不过他的理由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1903年,章太炎、章士钊、张继、邹容四人,在上海结拜为异姓兄弟。这一年,章太炎34岁,章士钊22岁,张继21岁,邹容最小,才1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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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案”后,章太炎在上海租界的洋人监狱中关了三年,出狱时,朋友们来接他,一看,坐牢三年反而把章太炎坐得白了、胖了。据说是因为章太炎平素不喜梳洗、清洁,但洋人的监狱每天逼着他洗澡,生活也规律了,所以身体也强壮起来了。
⊙章太炎的裤腰带是用两根绑腿绳接起来的,裤带经常绑不紧,所以总是一只手提着裤腰,生怕裤子掉下去。
⊙民国初年,章太炎曾在北京开办一国学会,每天为信徒们上课,上课必骂康有为、陈焕章组织的孔教会,门上并贴着“凡入孔教会者不准入会”的字样。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龙泉寺,忧愤之下,决定绝食,并留下遗言:“我死之后,华夏文化亡矣!”弟子吴承仕、钱玄同等忙来探望,屡屡劝章进食,章都不为所动。最后,吴承仕问他:“先生,您比祢衡如何?”章答:“祢衡岂能比我?”吴接着说:“刘表要杀祢衡,自己不愿戴杀士之名,故假黄祖之手。如今袁世凯比刘表高明,他不必劳驾什么黄祖,而让先生自己杀自己!”章太炎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停止绝食。
⊙章太炎在软禁中,每天以写字来打发时间,某天,写了“速死”两个篆书大字,足有五六尺高,挂在屏风上。章太炎又怕饭菜中有毒,每次吃饭时要求用银碗银筷子银刀子,因为据说银可以验毒。冬天又不敢生煤火取暖,怕袁世凯用煤气熏死他。
⊙南京政府成立后,章太炎与国民党不合作,闲居上海,日子过得相当清苦。他家吃饭,菜肴只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之类。衣服不过三四套,常年不曾置办什么新衣服。据说章生平最怕洗脸、洗澡,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里全是黑泥。
⊙杜月笙想请章太炎写一篇“杜氏祠堂记”,先后托了几个人,带着银票去,都不成功。后来找到医生陈存仁,陈跑到章家,说司马迁写过“游侠列传”,章先生也应该给杜家祠堂写一篇文章。章听了,很爽快就写好了。
⊙章太炎不记得自己的住处在哪儿,有一回去书店,准备回家时,叫了辆人力车,可说不清楚要去哪儿。章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摇摇头,没办法,又把章拉回到书店。
⊙章太炎在杭州“楼外楼”吃饭,恰好蒋介石和宋美龄也来吃饭,双方各吃各的,都不打招呼。要走的时候,蒋过来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回答:“很好很好。”蒋又问其近况如何,章回答:“靠一支笔骗饭吃。”
⊙1922年,伍廷芳去世,遗嘱要求火葬。章太炎听说后,写了一副挽联寄去:“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片时留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前一句把伍比作“伍子胥”,后一句把伍比作“武大郎”(“伍”“武”同音),说武大郎死后用火葬,西门庆因此省了一笔安葬费。
⊙蒋廷黻和袁同礼一起去见一个旧书收藏卖家,蒋发现了两本难得一见的好书,看袁似乎并没注意到,便不动声色,一起离开了。等蒋和袁分手后,蒋便偷偷转回去,准备买这两本书,卖家告诉他:袁先生刚刚来把书买走了。
⊙蒋廷黻任职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后不久,一次去参加会议,在门口被挡住不让进。蒋不解,门卫告诉他:“今天是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你违反了规定。”蒋还是不明白,门卫伸手从蒋的衣领上取下一件东西,原来是洗衣店的号码签!蒋觉得好笑:“这的确是个神圣的地方!我一定要特别注意。”
⊙抗战爆发后,王统照举家迁到上海,日本人以没收他在青岛的房子、财产为要挟,让他回青岛,王统照拍案而起:“我决不做周作人第二!”
⊙章太炎一生颇多自诩,至死依然。他的临终遗言是:“朴学从此中绝矣!”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
⊙“五四”运动后不久,北京高校的教员们在学生们的簇拥下,前往总统府请求补发欠薪,遭到军警暴打。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了一大块,鼻孔流血,他大喊:“你们就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邹容出版《革命军》,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风行一时。后来因“苏报案”被捕下狱,朋友刘成禺去看邹,邹开玩笑说:“革命军马后卒来看我了!”
⊙吴稚晖早年很“不革命”,去日本留学时,有人劝他剪掉辫子,吴大怒:“留学就是要保存这条辫子,岂可割掉!”又有人劝他去见见孙中山,吴大骂,“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强盗,他们在外洋造反的,就是汪洋大盗!”
⊙吴稚晖十二三岁时,生了肺病,医生说他是童子痨,活不长。吴一气之下,拒绝吃药、看医生,每天一早就去爬山,爬到山顶脱得一丝不挂地晒太阳。如此坚持两年,病竟然好了。从此吴就坚持一生一世不吃药。
⊙吴稚晖有一次拉肚子,正好一位医生来拜访他,吴信奉不吃药主义,医生说:“你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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