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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到些什么了？”这就是她的答复，谈话就此中断。和我奶奶商谈她不愿意听从的事，可不是那么简单哪。在爷爷死后半年左右，印刷工人写信给我爹说，他母亲现在隔天就要在饭店里吃饭。这消息多么令人震惊！奶奶一生本来为一家十余口煮饭烧菜，吃的一直只是一些残羹，如今却上饭店吃喝起来了！她究竟怎么啦？不久我爹出差到家乡附近一带，于是去探望他的母亲。他去看奶奶时，奶奶正想出去。她重新把帽子放下，给他斟一杯红葡萄酒，并给他吃干面包片。她看去镇定自若，既没有特别兴奋，也并非默不作声。她问起我们大家的情况，当然没有问得特别详细；她主要想知道孩子们有没有樱桃吃。她还跟过去一模一样。房间自然一尘不染，她看去也挺健康。她的新生活方面，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她不想跟我爹一起到墓地去扫丈夫的墓。
“你一个人去吧，”她漫不经心地说，“他的墓在第十一排左面第三座。我还得去别的地方呢。”
印刷工人事后又说，她谅必是到补鞋匠那里去了。他大发牢骚。
“我和家里人蹲在这几间小房里，只能干五小时的活，挣的钱又少，我的气喘病又发作了。可大街里那间屋子却空着不住人。”
我爹在旅馆里租一间房间，等着邀奶奶去住，至少形式上表了一下态；但她置之不理。哪怕整屋子都是家里人，她还是提出一些反对的理由，说他不该和家人一起来住，把旅馆房钱白白花费了。看来她要和家庭生活一刀两断，现在想走一条适合自己脾胃的新路。我爹的脾气很好，既然看到奶奶十分愉快，就对我叔父说，一切听老太太自便吧？可她究竟想干什么呢！根据下一步报导，她已订了一辆“布雷克”，想在某一个星期四到什么地方去远足。
“布雷克”是一种大型高轮马车，坐得下整整一家人。过去有几次，当我们做孙子孙女的去看爷爷时，爷爷曾租了这种“布雷克”马车。当时奶奶一直待在家里。她不屑地把手一挥，拒绝一起去。乘了“布雷克”马车后，她又去K城旅行。这是一个大城市，乘火车约两小时才到。那边正在赛马，奶奶就是乘车去看马的。印刷工人现在简直惊惶失措了，他真想请一位医师。我爹看信时摇着头，但不主张请医师。我奶奶不是独个儿去K城的，有一个姑娘伴她同行。印刷工人信里说，姑娘是个傻里傻气的人，是老奶奶隔天吃饭的那家饭店里的厨师助手。从这时起，这位“怪姑娘”就牵着奶奶的鼻子走。看来，奶奶把她当作宝贝似的宠着她。她带奶奶去看电影，到那个补皮鞋的铺子里去，那鞋匠还是社会民主党人呢。传说这两个女人在厨房里一面玩牌，一面喝红葡萄酒。
“现在她替那个'怪姑娘'买一顶帽子，上面还有玫瑰花，”印刷工人灰心绝望地说。
“而咱们的安娜连圣餐时穿的衣服都没有！”叔父的信写得歇斯底里气十足，信里一个劲儿数落着我们亲爱的奶奶，而且丝毫不肯让步。别的情况，我是从爹那儿获悉的。旅馆老板向他眨巴着眼睛，悄悄说：“B太太像大伙儿说开的那样，现在正在寻欢作乐呢。”
实际上，我奶奶在最后几年，生活上一点也不宽裕。不上饭店时，她一般吃少许蛋制品，喝些咖啡，主要吃的是她喜爱的干面包片。为此，她破费买些便宜的红葡萄酒，每餐总要喝上一小杯。她屋子收拾得很干净——不仅仅收拾她所住的卧室和所用的厨房。但她瞒着儿孙偷偷在抵押。大家始终不知道她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看来她都给那个补鞋匠了。奶奶死后，他搬到另一个城里，据说在那儿开了一家规模很大的鞋店。严格地说，她一生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的生活。第一阶段的生活是她做女儿、妻子和母亲时代的；第二阶段则纯粹以B太太的面目出现。这时她孑然一身，不尽任何义务，经济情况虽不十分好，但比较宽裕。第一阶段的生活前后长达六十年，第二阶段却不到两年。我爹后来得悉，她在最后半年对一般人干脆置之不理。夏天，她清晨三点钟就起床，在小城空荡荡的街上漫步，因为她只有一个人。她有时去看望牧师，据大伙儿说，那位跟老太太作伴的牧师，竟也邀她一起去看电影！她一点也不孤独。在补鞋匠那儿显然有一群兴高采烈的人们，他们在高谈阔论。她在那儿经常带着自己一瓶红葡酒站着，只顾喝自己杯里的酒，而别人却夸夸其谈，对可敬的当局大肆攻击。这瓶红酒她是专留给自己的，有时也带些烈性的酒给大伙儿喝。某一个秋日早晨，她突然在卧室里去世了。她不是死在床上，而是死在窗口的一把木椅里。她本来请那位“怪姑娘”在晚上看电影，因而死时姑娘在她身边。她活到七十四岁。我看到过她的一张照片，挂在死时睡的那张床上。这照片是专为她儿孙们摄的。我们看到的，是一张满是皱纹的小小的脸，嘴唇狭而嘴巴阔。她的脸很小，但并不渺小。她长年累月奴仆般地劳动，只有短短几年才饱享清福，终于油尽灯枯，了却一生。
笑者〔德国〕海恩里克。波尔
每当有人问起我干哪一行时，我就窘态毕露、满面通红，口结不已，而原本人家都觉得我是个挺镇定的人的。我很羡慕那些能说“我是个泥水匠”的人。我羡慕理发师、记账员与作家这些可以直截了当有所招认的人，因为他们的职业不言自明，无需冗言解释，而叫我回答这类问题，却感到十分局促：我是个笑者。一旦招认了，我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你是这样谋生的吗？”时，又得老老实实地再招认一次：“是的。”
我的确靠发笑维生，而且笑得很好，因为套句商业用语来说，我的笑声是供不应求的。我是个优秀的笑者，没人笑得跟我一样好，也没有人能如此发扬我这行艺术的精粹。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了避免没完没了的解释，我会称自己为演员，但是我的才华在滑稽剧与朗诵术的领域中实在显得过于贫弱，我觉得用这个名称是太离谱了；我喜爱真理，而真相是：我是个笑者。我既非小丑，又不是滑稽演员。我并不使人们开心，我表演开心；我像罗马帝王一样地笑，或者笑得像个敏感的小男生，我发出十七世纪的笑声，与发出十九世纪的同样自在，如果场合需要，我一路笑尽所有的世纪，所有的社会阶层，所有不同的年龄，就像修皮鞋的，这不过是我练出的一种技能。在我的心胸中，怀抱了美洲的笑声，非洲的笑声，白种、红种与黄种的笑声——只要报酬合宜，在导演的要求之下，我的笑声就能轰然而出。我已经变得不可或缺了；我在唱片里笑，在录音带中笑，电视导播对我也蛮尊重的。我凄惨地笑，适度地笑，神经地笑；我笑得像个电车上的剪票员或像杂货店里的帮工；清晨的笑声，晚间的笑声，子夜的笑声与黎明的笑声。简言之，无论何时需要何种笑声——我都得笑。这样一种行业，不必我说，自然是十分令人厌烦的了，特别是我还有一项专长——擅发传染性的笑声，这对三四流的滑稽演员而言，我更是不可缺少的帮手了，这级演员很怕——也难怪他们——观众会错过他们说的关键性笑话，因此多半的晚上我都在夜总会里充当不露声色的捧场者，我的职责就是在表演节目嫌弱的当儿，发出传染性的笑声。这种笑声必须小心地在时机上扣得很准；我的放声纵笑不能来得太早，也不可来得过迟，必须恰是时候；在事先排练好的节骨眼儿上，我放声一笑，整个观众的轰笑也会响彻全场，台上说的笑话也才给救了起来。至于我呢，则拖着疲惫的身心来到衣帽间，穿上大衣，庆幸自己总算下班了。回到家中，总会发现有电报在等着我：“即刻需要你的笑声。星期二录音。”
数小时之后，我已经坐在暖气过强的特别快车上悲叹我的命运了。简直不必说，当我下了班或休假的时候，我是一点也不想笑的；牛仔巴不得能忘却牛群，泥水匠能忘掉灰泥也是一桩乐事，木匠家中的门常常是坏的，要不然就是抽屉开不开。卖糖果的喜欢吃酸黄瓜，肉贩子喜欢杏仁饼，烤面包的宁可嚼香肠；也不要啃面包；斗牛士养鸽子消遣，赛拳的看见自己的孩子流鼻血，脸都吓白了；我觉得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我自己工作之余就从来不笑。我是个严肃的人，很多人认为…或许十分正确——我是个悲观厌世的人。在我们婚姻生活的头几年中，我妻子常会对我说：“笑几声嘛！”但后来她就认清了我是无法满足她这个愿望的。我能在全然的肃穆中放松脸部紧绷的肌肉与磨损的精力，我就会觉得快乐。是真的，连别人的笑声我都受不了，因为那太令我想到自己的职业。所以说，我们的婚姻是十分静寂、安详的，因为连我妻子也忘了怎么笑了；偶尔我见她脸上挂着一丝微笑，我也回她一个浅笑。我们谈话声调很低，因为我痛恨夜总会里的喧嚣，还有录音间中不时充斥的闹声。不清楚我的人认为我沉默寡言。或许我是这样，因为我得常常张开口大笑。我一生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偶尔让自己也挤出一丝温柔的浅笑，我常怀疑自己可会真正笑过。我想没有。我的兄弟姊妹始终认为我是个老气横秋的孩子。不错，我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笑，但我却从没听过自己的笑声。
轻蔑的一瞥〔德国〕库森别格尔
电话铃响了，警察局长拿起听筒——“喂！”
“我是克尔齐警长。刚才有一位过路人轻蔑地瞧我。”
“或许你弄错了吧，”警察局长要他考虑一下，“几乎每个碰上警察的人都感到心虚，不敢正视。这看起来就像是轻蔑。”
“不，”警长说，“不是这么回事。他轻蔑地打量我，从制服、帽一直到皮靴。”
“你为什么没有把他抓起来？”
“当时我愣住了。在我想到这是侮辱的时候，那人已经不见了。”
“你还认得出他来吗？”
“肯定，他蓄的是红胡子。”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相当难受。”
“坚持一下，我叫人来换班。”
警察局长打开了话筒。他派出一辆救护车到克尔齐那个区去，同时命令把所有蓄红胡子的公民抓起来。配备有无线电话器的巡警队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值勤。两个人正在试验哪一辆车跑得快，另外两个人在酒馆里庆贺店主的生日，三个人帮着一个同事搬家，其余的人在街上买东西。但一听到事情的经过，他们就急忙驱车直奔市中心区。他们封锁了一条又一条街道，逐户搜查。他们跑进商店、饭馆、住宅，凡找到一个红胡子，就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