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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汗在位时期（1312—1340 年），对于金帐汗来说，是处于扩充时代与退守时代之间的一个安宁的伟大时期。乌兹别克笃信伊斯兰教，但在比较上对于其它宗教是宽大的，他延聘伊斯兰教各国的博士和文士来到萨莱。在他执政时期，钦察汗国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文化水平，虽然在事实上无甚足称。
乌兹别克和格季明屡次发生冲突，例如在1323 年。乌兹别克汗在他这一方面，经常采取以他的藩属莫斯科的保护人自居的态度。1340 年，鞑靼人和罗斯人共同企图制服斯摩棱斯克侯，因为他接受格季明的保护。格季明也继续向南发展，但是只是在他死后（1341 年），他的继位者奥利格尔德才伸张势力至于基督教罗斯的最古老都城——基辅。
然而格季明于鞑靼人之外，还有其他敌人。当是时，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将加里西亚据为己有，他对于百姓中分立派教徒所采取的严厉政策，引起立陶宛人的干涉，另一方面，在波罗的海这一方商的日耳曼骑士团，继续和立陶宛的顽固异端人为敌，他们在这个时侯组织十字军，把这个当成唯一的理由，并且得到西方的所有失业骑士们的协助：这是从普鲁士的十字军回来时候，富瓦的伯爵加斯东一费比，突然在莫克斯出现在约克人面前（1357—8 年）。乌兹别克汗又看到在更靠近干他的地方出现一个强权国家，其将来未可预料。莫斯科的大领主伊凡·加里达策划在他领导之下联合罗斯众多小诸侯国的计划，他们的分裂，曾大大地削弱了罗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在外表上对于蒙古汗是绝对忠诚：在特维尔的叛变期间（1327 年），鞑靼居民被屠杀，使他得以执行这个计划。他和他的继位人西梅翁，自处于蒙古诸汗的代理人地位，“以鞑靼人的协助镇压罗斯人，以罗斯人的金钱获得鞑靼人的恩惠。”并以对付日益独立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以及由此出来的海寇，莫斯科人和鞑靼人是利害一致的。
在拜占廷帝国这一方面，关系有时不怎么好：蒙古军最后一次出现在色雷斯是在1324 年。但是一般的情况是彼此妥协。乌兹别克的妻室之一就是拜占廷的公主，由于这种情况，使伊本·白图泰得以到达君士坦丁堡。这位摩洛哥的旅行家经过卡法至于萨莱，从那里他陪伴着蒙古汗的特使，旅行至于君士坦丁堡，留下了生动的纪述。对于热那亚人，当托黑台掌权时期关系恶化，他曾残破卡法（1308 年）。但这个城市不久又复兴，在乌兹别克汗时候， 它竟达到全盛时期：但是热那亚人不得不听任他们的竞争者威尼斯人得到许可，在塔那（在阿速Azow）于1332 年成立一个商馆。必须相信，蒙古汗熟知奴隶出口到埃及的事：和马木鲁克算端的关系，从来没有象在乌兹别克在位时期那样亲密。
在波斯这一方面，乌兹别克汗对于1327 年所布置的进攻不赛因的计划， 置身事外（参阅上第307 页）。萨莱诸汗决定放手让他们的白帐汗的堂兄弟及其藩属插手伊儿汗们和察合台系人中间的斗争，由他们自己承担一切后果。他们最为关心的是黑海至中亚细亚的通商路线尽可能少些受到侵扰。乌兹别克汗和中国的蒙古皇帝保持着接触，在1336 年，曾派遣一个使节向他提出一些要求。一方面是关于拙赤系在蒙古的旧封地，另一方面是有关于设置萨莱和北京中间的驿站。
伊本·白图泰的旅行记所记的是从萨莱赴花刺子模再从花刺子模赴德里（1333 年）。在这以外，还有若干基督教徒的纪述，足以证明西方和中国之间，这时候的联系是便利和相对活跃的。十四世纪初年，让·蒙泰科维诺由罗马被派往北京为总主教，他认为从卡法经由萨莱与准噶尔的阿力麻里这条通路，以达汗八里（北京）“当不太受战争的侵扰时”是最适宜的。一个佛罗伦萨的旅行家，约在1330 年，估计从卡法至中国的必要时间是六至八个月。还有在1339 年，乌兹别克汗于萨莱接见教皇的使者让·玛里奥拉，这位使者给他带来一匹教皇所赠带鞍的骏马，并且能够安全地继续他的旅程前往中国。
札你别的在位（1340—1357 年），在一定程度上是乌兹别克统治的延长。虽然如此，当与热那亚人发生一场新的冲突时，汗竟无力压服卡法（1344— 1345 年）。他的想从伊儿汗们的懦弱嗣君手中夺取阿哲儿拜占（1355 年）， 这个最后尝试，结果也不如意。而黑疫，人们说是先在中国流行，死者一千三百万人，在钦察汗国也蔓延起来。当卡法被热那亚诸藩侯围攻时候，又将黑疫传到欧洲。
更为不幸的是在札你别死后，内部发生分裂，致使拔都的直系子孙一败涂地。一个新的“汗位辅立者”马迈运用机谋，使情况复杂化：结果导致了可怕的库利库沃之役（1380 年），马迈没有等候立陶宛人来到，就发起进攻， 结果被莫斯科的季米特里所击败。
在这场溃败之中，金帐汗从白帐汗那里找到一些补充力量。在这一方面， 鄂尔达的最后一个直系子孙兀鲁思汗（1361—1377 年）利用察合台系的内部不和以扩充他的领土。这时另一系的宗王脱脱迷失（拔都的另一个兄弟的后人）乘机而起，希图重振钦察汗国的威权。然而就在脱脱迷失的后面，帖木儿兰即将登场。
上面所做关于乌兹别克的统治的简述，使人可以预见钦察汗国的衰落将无益于欧洲和远东之间的商业、宗教以及文化的连系。约在1360 年，萨莱的主教科马斯，被教皇指派往北京教会任职，就不敢前往。十四世纪上半叶的这一条引人注目的通道至是阻塞，甚至比“蒙古天子”的败亡（1368），导致中国的返求诸己，为时更早。
欧 洲
重提欧洲的某些事件并非多余，这些事件发生在蒙古诸汗国的分裂和衰落这个时期（1280—1340 年）。
起初，在十三世纪欧洲还有一个共同承认和惧怕的领袖：教皇。但是当鞑靼人大举推进的时候，教廷正和日耳曼帝国进行在一切方面都是不幸的殊死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不幸，首先由于它的起因完全是属于政治性质，因为德意志和西西里合并于一人之手实在是与“神权无关”。更为不幸的是， 寻仇泄愤不但对于弗里德里希二世个人而且是对于被幽默地称为“蛇蝎家族”的霍亨斯陶芬整个王朝，这个长期的决斗使所有掌握世俗政权的人都警惕起来并且表示反抗：圣路易的信札中，不承认帝位的被削夺为有效，提名腓力普四世。当是时，罗马当然不至于对于十字军在亚洲方面的背叛熟视无睹。但是对外政策和对于基督教会根本利益的关心，显然受到对内政策的障碍。自1271 年以后，格列高利十世以及他的继位者至于卜尼法斯八世（1294 —1303 年）表现得比较注意到捍卫基督教。哈布斯堡的鲁道尔夫的被举，恢复了德意志最低限度的秩序。西西里的屠杀事件（1282 年），安吉文人和阿拉贡人在两西西里的斗争并不是首要问题。与法兰西王室的关系仍然良好； 圣路易就要被封圣。罗马教廷在这个时候认真关心起广阔的基督教前线，这条前线从直布罗陀海峡经巴勒斯坦和博斯普鲁海峡直到波罗的海之滨。
在马格里布这一方面，自从纳瓦斯一德托洛萨战役之后，基督教的安全得到保障：运气不佳的突尼斯十字军（1270 年）没有引起反应。可悲的是在叙利亚，圣·让·达克以及法兰克人的最后建置，在埃及的马木鲁克人压迫之下难以支持；终于在1291 年发生了不幸事件。在重建的希腊帝国这一方面，教廷很明智地制止了安茹查理的侵略企图，但是和解两个教会的尝试还是没有结果。
在欧洲的东方，在这一个世纪的初年，重大事件是日耳曼十字军骑士团攻击波罗的海的异端邻人。在他们的背后，就是教会别派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情形相同，于鞑靼人入侵的感受之下，曾开始了某些和解的尝试，至少在加里西亚有过，但也没有得到结果。蒙古人的罗斯汗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使教廷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种危险，我们曾看见它试行协调基督教诸君主的努力：至少它阻止了匈牙利国王和鞑靼人签定已经起草的政治盟约。至于和那些非伊斯兰教徒因而似乎有可能容纳基督教宣传的蒙古诸汗国，从这一个世纪的中叶以来，已经搭上关系：在1274 年的里昂会议上，有两个蒙古主教列席。之后，我们看到教皇鼓励伊儿汗们和西方诸君主举行谈判。关于“约翰长老”的希望，发现是纯属幻想，但是在半个世纪之中，教廷仍然保持和远方基督教徒的接触。
对我们来说，回溯一下历史，就可以肯定1270 年是标志着十字军运动的告终，但是当时的人不能有这样远见。尤其是教廷，不肯这么快就承认失败。要迫使它在铁的事实面前屈服，必须有标志着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的两件大事，即阿纳尼的侮辱事件（1303 年）和百年战争的爆发（1337 年）。
1294 年，教皇的大冕归于一个年将八十的老翁，即卜尼法斯八世，他长成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代，生活干安茹查理的时代，头脑中充满了神权政治思想。在和法王胖力普四世发生冲突的当中，他发觉到由已经兴起的国家意识为之支持的世俗政权中所隐藏的危机。在阿纳尼发生的侮辱事件（1303 年）是对于废黜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答复。稍后一些时候，圣殿骑士团的案件， 一样是有伤体面。通过这个案件，人们看到一个保卫东方基督教会而在大众中著称的团体，因为国家政策上的财政需要认为过时与无用而被牺牲。最后， 从1309 年为始，教皇居于阿维尼翁，而保护他的君主就是最先对于神权做出公然的和成功的反抗榜样的人：即法兰西国王。
值得研究的是，这个法兰西国王能够吸引苏格兰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到他的宫廷，有那不勒斯国王和匈牙利国王是他的亲戚，而永久不能做到皇帝。就逻辑言，就中世纪对于帝位的尊崇而论，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很当然的事， 有选举权人的投票，如果他们是有欧洲精神，应该选举基督教君主里面最有权力的人。然而，首先是他们完全缺乏欧洲精神。此外，没有爱国思想，只顾他们的地方利益，他们所需要的国家精神只在于除了接受一个德意志君主之外不接受其他的人为皇帝，简言之，法兰西国王只好满足于推广他的领土至于洛塔兰日和王国的阿尔勒地区，德意志的无政府状态有以启其吞并这些领土的野心。
百年战争的爆发（1337 年）最终证明了十字军时代已成过去。由于一次奇特的偶然事件，爱德华一世这个参加十字军的真正最后一人，替英国配备了国家民兵，而试用之于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到了英国重新找到另外一个军事领袖的君主，即爱德华三世的时候，又将这个军队用之于大陆。当爱德华出发从事于夺取法国王冕的战争时（1337 年），他简单地白命为女系继承权的捍卫者，反对“男系继承法”的人选。然而，如果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斗争是属于封建性质，它很快就转变为民族战争，这样就使它和中世纪欧洲的无数的和一般是小型的冲突绝不相同。百年战争是两个信仰基督教的大民族发生决斗的最初榜样，这个决斗，在一个世纪以前或将被认为是亵读神圣的行为，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则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
反响很快发生。当法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克雷西和普瓦捷兵戎相见的时候，拜占廷的内部争端和奥斯曼军事组织的进步都产生了效果：土耳其人在欧洲站稳了脚跟（1356—1357）。因为十字军的运动而暂停的二百五十年的发展现在要重新进行，而这一次的目标不再是欧洲的两极端，即西班牙或罗斯，乃是对多瑙河流域这个大横线，在六个世纪以前，最初的伊斯兰教征服者已经有此梦想，他们的继承者可能由此到达基督教大陆的中心。一种可怕的分界在欧洲和遥远的东方国家之间树立起来，而在这些东方国家，我们曾看到，西方旅行家们和教士们于十四世纪上半叶曾往来无阻。
不止一次的奇异事情证明这些地方是不容置之度外的。1355 年出现一本用法文写成的著作，作者据说是约翰·曼德维尔。这是一篇假想的旅行记， 但是它所根据的是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的真实记载。这本书曾得到很大的和长期的成功：它在这个新兴的印刷业里面和“模仿耶稣基督”的著作相抗衡。其中几行文字在今天还值得提到的是它提出的假设，即远东世界可以由西方抵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