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里？小说不也需要生活气息，需要戏剧性的情节吗？于是，我开始写小说。
当然，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事情了。
六
“文化大革命”中，我是个“逍遥派”。
这并不是因为我一开始就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只是因为别人或者“停课闹革命”，或者“就地闹革命”，我是教育局的编外人员，没有所在单位，没地儿“闹革命”。
然而，“逍遥”也不那么容易。后来，我们这些由于各种不同原因列入编外的人员，同“旧北京市委”的干部，一起被打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样，我又来到农村。同上回去农村不同的是：上次是去山西，这次落脚在京郊通县。上次是通过“后门”，请了病假，拿着劳保工资，自筹路费；这次是通过正门，拿着全部工资，路费可以报销。对我来说，有这样优惠的条件去“体验生活”，是不幸中之大幸。
当时，除了每个月放四天假，回城料理家务，对于什么时候能结束这种放逐的生活，是不能想，也不敢想的。不过，我还算安心，因为它毕竟使我又有机会来到农民身边。我同他们一起插秧、割麦、喂猪，寒冬腊月去挖河；也同他们一起偷懒，一起糊弄上面的各种瞎指挥。再就是同老大妈、二婶子、姑娘们一起盘腿坐炕上纳鞋底，说家常，听他们说东道西，讲古往今来的各种故事。
后来，不知怎么又时来运转，我们这些“接受再教育”的“臭老九”，一夜之间变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被委以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重任，进驻到各个村去，搞“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当然，这也含有“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经受锻炼，接受考验”的成分。这场考验的结果是，开拓了我农村生活的视野，给了我极大的活动余地，使我有机会结识了从县、社到左邻右舍各个大队的干部，结识了过去由于避嫌而不敢接触的地、富、反、坏各式人士。
就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之余，我趴在农家小院的炕头上，开始写我那本倒霉的长篇小说《万年青》。如果我能够知道我这部处女作后来会惹出那么多事来，我肯定是不敢动笔的。
然而，谁又能有这样的预见呢？
七
《万年青》写的是一九六二年华北某地一个生产大队反对包产到户的故事。
这并不是我杜撰的。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的很多农村都曾经发生过。焦裕禄树立的四面旗帜当中，就有一面是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韩村。我那个未曾公演的剧本《焦裕禄在兰考》，主要就是写他支持韩村贫下中农坚持走集体化道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的那一段。当我改写小说的时候，就以一个村的贫下中农反对包产到户为主线，把我过去写的几个剧本中比较成功的人物和情节编织在一起，铺陈为一部长篇小说。可以说，这部小说动用了当时我的全部“生活积累”。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尽管它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来还比较顺手。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当我结束“下放”生涯，被分配到北京市第五中学当俄语教师时，我的丰硕成果之一，就是怀揣着这部手稿。
但是，当我脱稿时，我自己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的。我的第一读者是李希凡同志。他读了原稿，给我写了一封信，予以肯定。这使我有了寄送出版社的勇气。
说来也巧，当时被“打倒”在家的王揖同志（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听说我写了一部小说，毛遂自荐，说他同刚恢复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严文井同志很熟，可以请严文井同志给我看看，我欣然同意。于是，原稿就到了严文井同志手里。
那时，我还不认识严文井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严文井同志并没有因为是王揖同志转去的稿子有什么特别关照，而是把稿子交给出版社小说北组的编辑许显卿同志，说：“你把这部稿子看看，提点意见退回去。”这里，我丝毫没有责备严文井同志的意思。我所以要把他这句话写出来，是为了替他洗刷一下后来他为这件事蒙受的不白之冤。
许显卿同志是一位工作极端负责、有长期工作经验的文学编辑。他读了原稿，对《万年青》持肯定态度。于是，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级领导，包括王致远同志、韦君宜同志、屠岸同志都看了，一致同意把这部小说列入他们的出版计划，并且提出了修改意见，替我请了创作假。我很快把稿子改完，给出版社交了去。
我等待着发排，等待着校样。在那些日子里，我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一九六四年我到山西起，整整十年了。十年的心血，现在要出成果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高兴的呢！
谁知就在这时，“批林批孔”开始了，我的厄运也来了。
出版社极少数“掺沙子”掺进来的造反派，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搞开“批林批孔”了。他们贴出许多大字报，攻击严文井、王致远、韦君宜等刚恢复工作的老同志“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其中一颗“重型炮弹”，就是他们“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其罪证，就是准备出版我的《万年青》。我至今不明白这些造反派的战将们从哪里编造出来的材料，竟然说我父亲有七条人命。现在，出版社准备出版一个有七条人命的国民党法官的女儿的小说，岂不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于是，我那部长篇小说就被“批林批孔”扼杀在摇篮中。
八
出版社绝大多数同志都为我抱不平，但他们无权无势，爱莫能助。
我走访出版社的各位领导，申诉我的不平。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法官，并没有人命。他的历史远在建国初期的司法改革中就作过结论，定为“一般历史问题”。而且，在开始同出版社打交道时，我就本着“把丑话说在前头”的原则，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出版社，并无半点隐瞒。出版社领导根据党的政策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才把《万年青》列入出版计划，为什么现在又改变了主张？这些老同志劝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知道，他们是同情我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能为力。那时，唯一能引以为安慰的是，稿子还留在出版社，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尽管已经是很微弱的希望了。
不久，这最后一线希望也破灭了。“批林批孔”中又杀出一个“批‘走后门’”，矛头也是针对老同志的。我那篇小说又被造反派抓住了，说它不是从邮局投递，经“前门”进来，而是从严文井同志的“后门”进去，勒令严文井同志从什么门进来的，还从什么门退回去。在这种压力之下，主管这部小说的王致远同志一气之下“出差”去了，严文井同志只好把原稿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一个字也没有写，给我退了回来。
这对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它不仅意味着我十年的心血，付诸东流，而且意味着我被取消了出书的资格。今后，我写得再多，再好，也不会有出版社出我的书了。而对我来说，写作就是我的生命。
我甚至觉得没法活下去了……
一个人业余时间搞点创作，不仅要付出很多额外的辛劳，而且要遭到很多白眼。在有些人看来，这叫作“不守本分”，“想入非非”，起码也是“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为了免遭讥讽和嘲弄，我和许多业余作者一样，在开始写作时是“保密”的，偷偷地写。等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来单位替我请创作假，才把“秘密”公开出来。现在，临到发稿前夕，书又不能出了，这，等待着我的将又是什么？
我怎能忍受这样的打击！
在走投无路中，我给当时在中央把持文艺大权的那个人写了一封信。事关政策问题，她不表态，下边谁敢做主。附带说一句，这封信是从离我家最近的北京北新桥邮局挂号寄去的。
过了十天，中央办公厅来了两位同志找我，谈话地点是在第五中学党支部办公室。这两位同志了解我的家庭情况，问了我父亲生前所在单位，他的档案现在什么地方，并让我把小说原稿送交中央办公厅信访组。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临走时他们对我说：“你要相信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只说了一句话：“如果不相信，我就不敢写这封信。”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四十天），人民文学小说北组的同志跑来告诉我，中央办公厅已把小说原稿寄到出版社，上面有批示，大意是：“小说基础是好的。作者本人没有问题。出版社应该帮助修改出版。”并说当时在中央把持文艺大权的那个人在批示上画了圈。（这“批示”我至今没看过，听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传达过的。）
这样，《万年青》又重新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这对出版社那些造反的勇士们是小小的一棒。而对于那些“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老同志来说，则是一个解脱。他们不必再为我承担“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罪名了。由于类似的原因从出版社计划中被除名的一批小说，也得到大赦。不幸的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这批书的出版，有些作者和出版社的同志又挨了一次整。
对我来说，《万年青》冲破了如此巨大的阻力，终于能够出版，可谓万幸。但这本书的出版后来又使我经历了长久的磨难，却是始料不及的。
九
当重返人民文学出版社，洽谈进一步修改《万年青》时，我格外谨慎小心，生怕言行稍有不当，又被“造反派”节外生枝，再次发起攻势。更怕那些掌权的大人物出尔反尔，撕毁前言。出版社的同志、特别是小说北组的同志，也为我这一状告准了感到高兴。他们也是谨慎小心的，不敢因为重新获得编书的权利而稍露喜色。我们彼此合作，只求平平安安地出书。这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和我结成了患难之交。
一九七五年九月，《万年青》出版，我所在的学校和学校所在的教育局、区委对我的创作都是非常关怀和支持的。他们不但给了我创作假，区里的一些同志还把《万年青》的出版，作为他们工作的成绩，并请我介绍经验。我“谦虚地”谢绝了，一次也没讲过。只希望继续给我创作假，重返山西农村深入生活。承蒙他们关照，一九七六年初，正月初四，刚过了春节，我就来到了吕梁山。
我“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我只希望离开乱纷纷的北京城，离开那些真真假假的恭维。我愿意回到安谧的农村去，回到给了我那么多生活乳汁的农民中去。我在那里见了很多老朋友，他们已经从基层干部成长为县委的领导干部。这使我有机会结识了很多县委书记，同他们一起开会，一起下乡，一起去大寨参观。略知他们的苦衷和在夹缝中为民谋利的种种斗争艺术。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光明与黑暗》和中篇小说《赞歌》等，就是在那一段生活的基础上写成的。当然，我也接触了很多农民，经常驱车在吕梁山积雪的山谷中。中篇小说《白雪》中所描写的山区，就是我那时生活的环境。我很喜欢那里的恬静。置身在那遥远的天际，忘却了很多尘世的烦恼。
然而，吕梁山也不是世外桃源。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和血迹，震动了全国，在这深山僻谷中也引起种种不安。我回到北京，在北京经历了唐山地震的惊骇。我一个在安徽合肥教书的妹妹邀我去避震。我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安徽。因为我是“北京来的作家”，颇受照顾。我结识了很多当年新四军时代的地方干部，也结识了很多“火箭干部”和“小辫书记”。对一个以描写人生，时代为己任的作者来说，在中国，造反派的发迹史，同老干部的斗争史，都是值得一听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接着写《光明与黑暗》。按最初的设计，这是一部共分九卷的长篇小说，它描写一九七五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一个县委内部各种力量的斗争。其中就有各种类型的老干部，也有造反起家的“革命领导干部”。我闭门不出，昼夜执笔，想以这部新作去迎接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文艺春天。谁知出版《万年青》的事又被翻了出来。
十
首先是查那封信，查那封信是通过什么“线”送上的。我丈夫在《人民日报》工作，便怀疑我的信是通过他经当时把持《人民日报》领导权的鲁瑛送上去的。其实，他们猜错了。正因为我丈夫在《人民日报》工作，当时，“四人帮”正在《人民日报》发动一场斗争：“批判以胡绩伟、王若水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力量’”。我丈夫不幸也被视为“邪气”。我躲还躲不及，怎敢沾边？说来有趣，不知凭第几感觉的小心，那寄挂号信的小条竟被留了下来。这时，拿了出来，双手奉上，并“供出”中央办公厅那两位同志姓名，请组织上详查。
其次，因为我去了一趟安徽，结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