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他自己，原本是反对集权的，因此也不赞成扩大邦联议会的权力。但弗吉尼亚方案既然主张“三权分立”，把权力分割到不同部门，他也就乐观其成。
和这位巴特勒先生来自同一个邦（南卡罗来纳）的两位平克尼代表却有疑问。29岁的查尔斯。平克尼先生很想弄明白，伦道夫先生的意思是不是要完全废除各邦政府；41岁的科兹沃斯。平克尼将军则怀疑，本次会议究竟有没有权力撇开《邦联条例》另起炉灶。后一个问题一时无人应答，伦道夫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也很含糊其辞。他说他的发言不过抛砖引玉，具体的主张希望大家讨论。反倒是宾夕法尼亚的古文诺。莫里斯作了解释。古文诺。莫里斯说，“全国最高政府”就是具有完整和强制性运作功能的机构，而不是仅仅出于良好愿望的契约性结盟。他认为，在所有的政治实体中，都必须有一个最高权力，而且也只能有一个。因此，在美利坚合众国，最高权力应该掌握在全国政府而不是各邦政府手中。这一席发言意义重大，因为它确立了合众国主权的独立性和崇高性原则。乔治。梅森（宾夕法尼亚）赞成这个意见，康涅狄格的罗杰。谢尔曼反对，特拉华代表里德则提出一个通融办法，把“全国最高政府”改为“更为有效的政府”。可见大家都对邦联议会的软弱不满，又对未来的那个政府心存疑虑。可惜里德先生的提议没有被通过。因为什么叫“更为有效的”，实在是说不清楚。于是，由南卡罗来纳的巴特勒提议，会议进行表决并通过决议：应该建立一个由最高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组成的全国政府。
这是制宪会议作出的第一个政治决议，会议也因此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应该承认，这一步迈得还是蛮坚实的。因为在场的8个邦有6个赞成，纽约代表团赞成反对各半（汉密尔顿赞成，罗伯特。雅茨反对），只有康涅狄格投了反对票。5月30日这天，康涅狄格代表团只有两位代表——老革命罗杰。谢尔曼和政治家奥立维。艾尔斯沃斯（他们的第三位代表威廉。萨缪尔。约翰逊要到6月2日才来）。这说明谢尔曼和艾尔斯沃斯都投了反对票。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这两位先生在制宪会议上的作用极其重要，因此提请读者予以注意。
不过，古文诺。莫里斯提出的“联邦主权独立性和崇高性原则”虽然得到了支持，但这个原则如何通过具体的政府设计来体现，大家心里还是没有数。因此，等到代表们逐一讨论伦道夫方案的具体条款时，这才发现，原来表面一致的背后是巨大的分歧。而且，分歧之大，可谓南辕北辙。或者说，猴吃麻花——满拧。
二 麻烦与问题
为了弄清问题，我们还得把美国的情况再说一下。
我们知道，美国的政治体制是很有些与众不同的。直到现在，她也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全国一体、地方服从中央的国家。召开制宪会议的时候更不是。那时的“美利坚合众国”，甚至不是“1个”国家，而是13个“半国家”的联合体，即“邦联”。她是由这些各自独立的“半国家”通过契约联合起来的。这个联合体虽然后来由邦联变成了联邦，但“联合”的概念没有变，联合的方式（通过契约）也没有变。只不过那“契约”由《邦联条例》变成了《联邦宪法》而已。而且，正因为她是一个联合体，所以美国人从不称其为“美国”，要建成，也称作“合众国”或“联邦”（US），比如联邦政府、联邦法院、联邦调查局。
何况制宪会议时的美利坚合众国连“联邦”都不是，只是邦联，即13个“盟邦”的联合体（联盟）。它当然也没有什么“全国政府”或“中央政府”，只有一个从根本就没有立法权的“大陆会议”演变而来的“邦联议会”，其实仍然不过是政治协商会议。这个议会是没有什么权威的，大体上是有事就坐在一起开会，开完各自回家。议会的决议，各邦想执行就执行，不想执行就不执行。麦迪逊在6月19日的会议上就举了一个“声名狼藉”的例子——新泽西议会通过了一项立法，断然拒绝邦联议会摊派款项的决议，并且告诉他们派到邦联议会的代表，连反对票也不用投，干脆让所有的法案都不能通过。麦迪逊拿新泽西说事，当然是因为新泽西带头反对弗吉尼亚方案（这个我们以后还要再说）。因此，当康涅狄格也唱起反调时，麦迪逊在6月30日的发言中又举了个康涅狄格的例子。康涅狄格不但和新泽西一样，断然拒绝邦联议会的决议，还把一份表决名单交给邦联议会，明摆着是和邦联叫板。麦迪逊批评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当然有他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他说的是事实。
这当然不行。邦联如此不像国家，议会如此没有威望，不成体统倒在其次，没人负责却是麻烦。比如国家债务的偿还，就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打仗是要花钱的，独立战争也一样。在独立战争期间，为了筹措战争费用，邦联议会曾经发行过债券。这个照例说应该算是“国债”，而且仗一打完就该连本带息还给大家。可是据汉密尔顿的报告，战争结束时，未还的债务竟达7600多万美元之巨。数额巨大倒也罢了，麻烦的是根本就找不到负责还贷的人。因为根据《邦联条例》，所谓“合众国中央政府”，只有一个一院制的立法机关。没有执行机关，也没有司法机关。这个根本算不上是“中央政府”的中央政府。既无权对商务活动进行约束，也无权向全国各地直接征税。要求这个“政府”来支付债券持有人的本息，那可真是“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因为邦联议会的那些议员谁也不代表中央和国家。
这个麻烦很是不小，因为那些“债主”并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其中甚至有一些是独立战争时期的高级军官。在这些人看来，自己为国流血为国捐躯，却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军饷补贴，已是不公。如果国家连欠下的债都不还，那可真是“天理难容”。对于这一点，其实就是他们的总司令华盛顿都有意见。制宪会议之前，华盛顿就曾写信给朋友，抱怨说自己不得不打对折出售国会给他的债券，借以清偿自己的债务。即便如此，华盛顿的手里，仍拥有超过7566美元的邦联债务。
华盛顿可以牺牲自己顾全大局，不等于其他人都心甘情愿做这样的亏本生意。那些不愿意鸡飞蛋打，眼睁睁看着手中巨额债券化为乌有的“债主”，很快就组成了一个被麦迪逊成为“债权人集团”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利益集团清醒地认识到，只是他们的私人财产无法得到保证的关键，就在于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而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就必须废除《邦联条例》，另立宪法。他们当中的那些退伍军官甚至发起了一个名叫“辛辛那提社”的组织，扬言如果不尽快改制，则将发动一次武力革命，把所有的邦组成一个由华盛顿将军为首、拥有王权和一切特权的新国家，一个债权人的王国。
其实，不但债权人有这样的要求，债务人也有。因为为了偿还公债，一些邦不得不将负担转嫁给本邦公民（比如用他们的土地抵押债务），从而使更多公民成为债务者。发生在马萨诸塞的“谢斯起义”，以及新罕布什尔、罗德岛以及北部各邦的暴动，就是“绝望的债务者”的反抗。
可见，仅仅一个国债问题，就要逼出一个全国最高政府来，何况邦联的现状还有那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谢斯起义后，马萨诸塞曾向邦联求援，国会却迟迟不能做出反应。当然是没有办法的。邦联议会是那样的软弱无能，没有威望，以至于它1785年的主席约翰。汉考克竟然不屑于到纽约去主持工作，而1786年的主席戴维。拉姆齐则不得不亲自给一些邦的首脑写信，恳请他们尽快派代表来参加会议。因为到开会时，13个邦竟然只来了7个邦的代表。戴维。拉姆齐警告说，如果各邦继续对议会持蔑视态度，“我们的邦联”就会被扼杀，随之而来的将会是“无政府状态和无休止的内战”，直到有一天，一个未来的凯撒大帝把我们的自由掠夺一空，或者我们自己沦为欧洲政治的玩物。
邦联议会这个“维持会”，还能维持下去吗？
所以，制宪会议没开两天，就通过了建立“全国最高政府”的决议，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问题是，这样一来，动作就大了。
我们知道，建立一个“全国最高政府”，就意味着建立一个最高权力中心。根据本次会议5月30日的决议，这个权力中心应该是“三权分立”的。因此，就必须有一个最高立法机构，一个最高行政机构，还要有一个最高司法机构。这就和《邦联条例》相抵触。《邦联条例》是禁止设立法庭的，也是不设行政长官的。为什么呢？因为邦联不过是独立各邦“出于良好愿望”的契约性联盟。相互之间，讲的是诚信和自愿。如果有纠纷，也只能仲裁，不能审判。这是邦联不设法庭的道理。同样，盟邦之间，邦邦平等，顶多有“盟主”，不能有君主。这是邦联不设行政长官的道理。邦联议会虽然有主席，但那时维持秩序的，不是国家元首。因为美利坚合众国是13个邦的邦联，不是合为一体的国家，又哪来的元首？显然，要解决“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司法机构”这两个问题，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治体制，不能再维持邦联制度。这可不是对《邦联条例》修修补补就能奏效的。
建立最高立法机构也如此。
最高立法机构表面上看问题不大，扩大联邦议会的权力或提升其地位即可。但具体操作起来，却问题多多。比方说，这个最高立法机构应该实行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就是个问题。当然的13个邦，有12个是实行两院制的，只有宾夕法尼亚是一院制。实行两院制的虽然是多数，邦联议会却又是一院。所以，如果继续实行一院制，则“全国”和“地方”不统一；如果该行两院制，就要对邦联议会动手术。这就是一个麻烦。
更麻烦的是，邦联议会的决议对各邦其实没有约束力。这就和“最高立法机构”的要求相去甚远。为什么没有约束力呢？因为邦联议会是根据《邦联条例》建立的，而《邦联条例》又是由没有立法权的“大陆会议”制定的。它不像许多邦的宪法那样经过了批准与授权，因此它并不高于各邦的宪法。《邦联条例》不高于各邦宪法，依据《邦联条例》建立的邦联议会也就无法高于各邦议会。显然，要使新的议会成为最高立法机构，就必须有一个新的、高于各邦宪法的条例。这个条例既然是比各邦宪法还要“高”的，那它就不能再是什么“条例”，而只能是“宪法”——《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世纪上，只要是“建立全国最高政府”，无论是建立最高立法机构，还是建立最高行政机构和最高司法机构，都需要一部宪法，以不能够代表人民授权的最高法。我们知道，获得最高权力有各种办法，比如宫廷政变和武装斗争。前者可谓巧取，后者可谓豪夺。不过费城会议的代表们好像都没有这个意思。他们要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夺权，而是授权。即便要夺权，也只是夺各邦之权授之于全国最高政府。这就不能靠战争或政变，只能靠立法，尽管后来有人（比如史学家约翰。伯杰斯和布鲁斯。阿克曼）讽刺说，费城会议代表们的行动如果出于朱利叶斯或拿破仑之手，他们一定会宣布政变；而所谓“制宪”云云，则不过是不允许我们将其看作一场反革命武装政变而已（请参看卢周来《关于美国宪法的神话与真相》）。但不管怎么说，要用新的全国政府取代旧的邦联议会，就非重新立法不可。
因此，当本次会议迈出了“应该建立全国最高政府”这一步后，他就不能不再迈出第二步——把自己从修订条例的会议变成制宪会议。
问题是，它有权这样做吗？
三 摸石头过河
费城会议是否有权撇开《邦联条例》另立宪法的问题，其实在会议一开始（5月30日）那天并没有引起反响，一直要到9天以后才有人旧话重提，而且争论激烈。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名不正则言不顺。费城会议连自己的任务和权限是修约《邦联条例》还是制宪《联邦宪法》都搞不清楚，怎么还能把会开起来？
这里面又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对于会议的性质和职责虽然有人存疑，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怀疑的，那就是邦联的现状不佳，邦联的前途堪忧，目前这种近似于无政府的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要开会，也要对《邦联条例》甚至“邦联体制”动手术。对此，代表们均无异议。只不过大家还不清楚，这个手术到底会动多大，这次会议到底会走多远。这一点，不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