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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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 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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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拜的老师是寿阳县五峰山的还阳子郭静中,郭静中是当时有名的道士,颇多神异的色彩。傅山出家后,道号“真山”,因身着红色道袍,遂自号“朱衣道人”,别号“石道人”。朱衣者,朱姓之衣,暗含对亡明的怀念;石道者,如石之坚,意示决不向清朝屈服。可见,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而只不过是表明一个忠君爱国、不与清王朝合作、保持民族操守的态度,而且也不用剃发留辫子,不用去做新政府的官,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个身份的掩护,傅山可以方便地四处从事抗清复明活动——道士云游是不犯罪的。

现在更可靠、确实的傅山反清活动的资料已经不好找了,如果从他写的诗来看,他的行踪大致是在盂县、平定、寿阳、祁县和晋源这一带,反清活动的效果怎么样,事实上,很有可能没有什么效果,一直到那年的重阳节,傅山还在盼望着反清的义师的到来或者是起义的爆发。依靠读书人要反抗一个政权,希望实在是渺茫的很。傅山有一个叫白孕彩的朋友,曾经秘密地收养了一个明朝宗室的后裔,但发现他竟越来越傻,于是感叹朱明王朝的气数果然完了,从此就消沉下去。傅山虽然不会这样消极,也一直在做实际的工作,但一次次的希望、行动最后都只有一个结果——失望。在那个甲申年将要过去,乙酉年将要来到的时候,傅山写了一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纵说今宵旧岁除,未应除得旧臣荼。摩云即有回阳雁,寄得南枝芳信无。”交织着对故国的留恋,对复国的希望,当然还有无可名状的忧愁和无可排解的失落。

傅山三十九岁那年就这样过去了,马上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应该是充满困惑的。

1644年确实是相当混乱的一年,不仅对于傅山是这样,对于整个中国都是这样。每个人都被迫选择自己的路,选择的结果在360年后的人看来,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就在这选择中,历史的沧桑一晃而过,留下了各种各样的身影,让后人评说。

清军入关建都北京之初,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成立,全国抗清之潮此伏彼起,气势颇高。傅山心中一直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强大,但他还未能积极有效地响应时,弘光政权和唐鲁政权相继覆灭,最后只剩了西南的桂王。傅山就在不断的希望中反复失望,这其中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傅山养成了喝苦酒的习惯。《清史》中说傅山“喜苦酒,自称老糵禅”(《清史·卷501·傅山传》);其实,傅山哪里是喜欢那种干涩的苦酒,他只是要借苦酒来提醒自己,时刻不忘天下为满清所苦。

终于,在顺治十一年,傅山为早日北上驱逐清王朝,匡复明室,积极同桂王派来山西的总兵官宋谦联系,密谋策划,积蓄力量,初定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十五日从河南武安五汲镇起义,向北发展势力。然而,机事不密,宋谦潜往武安不久,即被清军捕获,并供出了傅山。于是傅山被捕,关押太原府监狱。羁拘期间,傅山矢口否认与宋谦政治上的关系,即便是严刑逼供,也只说宋谦曾求他医病,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一年之后,清廷仍然得不到傅山口供,傅山的门人弟子们又多方奔走,“门人中有以奇计救之”(《清史·卷501·傅山传》),于是清廷以“傅山的确诬报,相应释宥”的判语,将他释放。

傅山出狱后,反清之心不改。大约在顺治十四至十六年间,傅山闻听郑成功、张煌言屡屡战败清兵的捷报,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势。当确感清室日趋巩固,复明无望时,遂返回太原,隐居于城郊僻壤松庄,开始了“松庄烟树十余年”的“侨居”生活。

松庄在太原东南。《双塔寺雅集记》曰:“出太原郡城东南行七八里,有寺曰永祚,双塔巍然,其下为松庄傅隐君青主所居也。”松庄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村北是丘陵,村南是一条漫长的沙河滩,每当雨季便有山洪从东向西流去。

傅山自谓侨公,那些“松乔”、“侨黄”的别号就取之于此后,其含意是明亡之后,自己已无国无家,虽居故乡,如居异域。他的“太原人作太原侨”的诗句,正是这种痛苦心情的写照。

康熙二年(1663年),昆山顾炎武寻访英雄豪杰,来太原找到傅山。顾炎武早就仰慕身在晋地、比他年长的傅山,两人抗清志趣相投,结为莫逆之交,自此过从甚密。以后傅山又先后与申涵光、孙奇逢、李因笃、屈大均以及王显祚、阎若璩等坚持反清立场的名人和学者,多有交往。尤其是曾在山东领导起义的阎尔梅也来太原与傅山会晤,并与傅山结为“岁寒之盟”。王显祚见傅山常住土窑,特为他买了一所房院,即今太原傅家巷四号院。

傅山与顾炎武除了谈政论文、诗歌唱和外,还一起创办了一些实业,组织票号,以作为反清的经济机构。

据方闻《傅青主先生大传年谱》考《明史》称:李自成陷京师得勋戚文武诸臣巨金。吴三桂降清攻李,自成奔还京师,火容金为饼,每饼千金,约数万饼。即以骡车纟困载运归西安。敌追甚急,骡马疲惫,沿途埋藏,至西安时只剩十之二三,沿途埋藏之金饼“遂多为晋人先后掘得之”。故山西富人厚赀财。世传傅山与顾亭林(顾炎武号亭林)先生友善,两先生密计经营票号,操纵金融,以图举大事,惟忌招祸败事,故其法只凭口授而不传一字。

梁启超《清代学术史》也说:“山西票号相传为傅青主、顾亭林所创办。”章太炎《顾亭林先生轶事》亦云:“近闻山西人言晋人得李自成金,由顾、傅设票号,立新规,天下俗从……有清一代票号制度皆顾、傅所创也。”

如此可见,顾炎武与傅山是盛极全国二百余年晋商票号的首创者。

票号之前有镖局。据有关史料载这也与顾、傅二先生有涉。近代学者姚映川在《中国的帮会》一文中说:帮会的组织除西北堂、东南堂……而外尚有顾炎武、傅山、戴廷木式等山西的组织,为避免清廷的注意名为标局,后因此而产生山西的票号。顾炎武在江南谋革命不成,在山东又不能立足,乃至山西依傅山。

戴廷木式乃傅山老友,祁县人,其父戴运昌与李自成有故。李自成由北京败退,赠白银若干给戴运昌,戴运昌即交其子廷木式用于反清事业。戴家又以拳术鸣世,故戴廷木式便与傅、顾密议设立镖局,为商人运送现款。当时山西人多在东北、蒙古、新疆经商,携运现款要雇用拳术精通之武人保镖,成立镖局既可赚得可观的佣金,又可掩当局耳目,还可以聚拢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对反清复明的大业是一举三得的上策。傅山与顾炎武参与其事的目的即在于此。

顾炎武和傅山三次在太原相聚,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顾炎武自甲申(1644年)以来,一直飘泊在外,二十多年来一直过着形单影只的羁旅生活,直到如今年近花甲膝下尚无子嗣。傅山十分关心友人的命运,作为医学国手他为友人诊脉,诊得“断可得子”,于是便多方为其物色配偶。顾炎武十分感激老友对他的关心,但他已过惯了这种萍踪浪迹的生活,而且已把这一生交给了献身的事业,就诙谐地写了一封《谢友人规纳宠书》,婉谢了老友的好意。

在顾炎武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依然惦记着傅山,他在临终前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他崇敬傅山,把他比作秦末的高人隐者“商山四皓”,愿意永远和他“相随拾芝草”。

清初,为了笼络人心,泯除亡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巩固的康熙十七年(1678)颁诏天下,令三品以上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给事中李宗孔、刘沛先推荐傅山应博学宏词试。傅山称病推辞,阳曲知县戴梦熊奉命促驾,强行将傅山送往北京。

至北京后,傅山继续称病,卧床不起。清廷宰相冯溥并一干满汉大员隆重礼遇,多次拜望诱劝,傅山只靠坐床头,淡然处之。他既以病而拒绝参加考试,却又被康熙皇帝恩准免试,授封“内阁中书”之职时,仍不叩头谢恩。康熙皇帝面对傅山如此之举并不恼怒,反而表示要“优礼处士”,诏令“傅山文学素著,念其年迈,特授内阁中书,着地方官存问”。

傅山由北京返回家乡后,地方诸官闻讯都去拜望,并以“内阁中书”称呼。对此,傅山低头闭目不语不应,泰然处之。阳曲知县戴氏奉命在他家门首悬挂“凤阁蒲轮”的额匾,傅山凛然拒绝,毫不客气。他仍自称为民,避居乡间,同官府若水火,表现了自己“尚志高风,介然如石”的品格和气节。

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书出颜真卿,并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经验。他的画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所画山水、梅、兰、竹等,均精妙,被列入逸品之列。《画征录》就说:“傅青主画山水,皴擦不多,丘壑磊珂,以骨胜,墨竹也有气。”他的字画均渗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气节,流溢着爱国主义的气息,在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博得后人的高度赞赏。

傅山在医学上,也有着巨大的成就。他内科、妇科、儿科、外科,科科均有很高的技术,而尤以妇科为最。其医著《傅氏女科》、《青囊秘诀》,至今流传于世,造福于人。傅山极重医德,对待病人不讲贫富,一视同仁,在相同情况下,则优先贫人。对于那些前来求医的阔佬或名声不好的官吏,则婉词谢绝。对此他解释为:“好人害好病,自有好医与好药,高爽者不能治;胡人害胡病,自有胡医与胡药,正经者不能治。”山西至今还有傅山医院,便是以他的名字命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初,傅山的爱子傅眉忽逝。傅山与儿子感情很深,两人经常卖药四方,共扶一车。年愈古稀进入风烛残年的傅山悲痛异常,再也经受不得如此打击,不久则撒手人寰,与世长辞,时年七十七岁。

但傅山强烈的民族感和深厚的才学性情,数百年后仍使后人的心弦为之颤动。

【三 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八字名言为顾炎武所创,激励了无数后人。顾炎武在他的名著《日知录·正始》里写了一段精辟的话:“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他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就是这样来的。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顾炎武生于江苏昆山东南的一个叫千墩的江南小镇。那是一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外有满清贵族崛起于东北,大有叩关南下之势;内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席卷中原大地,明朝统治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顾炎武初名绛,别号亭林,字宁人,后世称为亭林先生。明朝灭亡以后改名炎武,号蒋山佣,昆山(今属江苏,历史上这个城市以生产优质麻布而闻名全国)人。他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

顾炎武从小过继给未婚守节的“堂婶”王氏。从十岁起,顾炎武跟随嗣祖父读书。他的嗣祖父顾绍芾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日知录》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二百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顾炎武的嗣母王氏还给他讲过很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灵。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当时的江南继东林之后,再组复社。复社声气传遍天下,俱以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为宗主,是当时江南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顾炎武年仅十四岁时就加入了复社。由于顾炎武博雅独行于乡里,和同乡挚友归庄为乡里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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