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猝犯京城，引国君殉社稷之义，慷慨自裁，就葬妃园，坏土仅掩，至为惨悯。遭我世祖章皇帝（指清朝顺治皇帝），应天顺人抚有寰宇，登极之后，躬幸思陵，念其荒凉，敕令修葺，并勒丰碑。”
但李自成心中并不轻松。
中国二千年来，都是用道德代替法制。二千多年的传统教育、传统理念，都是要求老百姓和文臣武将们无条件地向皇帝效忠。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政治中，弑君者都要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和负担，这大概是历史上的篡位者很少能长久在位的本质原因。李自成也是汉族，也是大明子民，只不过在发生了大饥荒、又被崇祯裁员下岗的情况下，实在活不下去了，这才揭竿而起。此刻在他的心中，已经不由自主地将自己摆在了弑君篡位者的位置上，他自认为对崇祯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精神上的压力竟然大到令他喘不过气来。最为可怕的是，他不能向任何人说起；因为他跟崇祯一样，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不能向他的臣僚们表示出他竟然会为崇祯之死负疚。从起事开始，农民军一直宣传的是要推翻崇祯的暴政，他怎么能同情这个政敌呢？所以李自成下令，只给崇祯皇帝和周皇后一口简单的薄棺材。
这就能充分说明李自成为什么没有一进紫禁城就马上称帝，而宁愿一直保持大顺王的头衔，宁愿让紫禁城中的金銮宝座空着。李自成一直等到在山海关被吴三桂和多尔衮的联军打败后，眼见好日子不多了，1644年四月二十九日，才匆匆在武英殿称帝。第二天，李自成就放弃了北京，往他的老家陕西逃窜。准确地说，李自成只在紫禁城的金銮殿宝座上坐了一天，当了一天名符其实的皇帝。（李自成事迹见《明史·卷309·流贼传》）
以我们后来者的眼光来看，李自成和崇祯这一对死敌其实有很多相象的地方，崇祯失败的命运在不久后很快就落到了李自成头上。
【三 流民和叛乱】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经诏令：“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并且限令王公大臣们“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朱元璋还做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贫寒出身的朱元璋当时已经意识到兼并土地会造成农民变成流民，从而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他对农民的处境也颇为同情，他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最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了秧，还要除草施肥，大太阳里晒得不成样子，成天劳碌。好不容易等到收割了，完粮纳税之外，剩不了多少。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荒，只能全家人着急，毫无办法。”（《明太祖实录》卷22）
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种，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地方官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样就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百里之内。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关于土地的制度慢慢发生了变化，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皇室直接管辖的田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地强占土地。
明孝宗年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一万二千八百顷。到了明武宗的时候，皇庄增加到了三十六处，占地五万三千多顷。
皇室开辟皇庄，其他皇亲国戚纷纷仿效。根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八百五十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四百二十二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国戚们兼并了，所以不在官册。
这样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土地少了，朝庭的赋税反而增加了。有地可种的农民要负担更沉重的苛捐杂税，于是有田的农民也开始大规模地弃田出逃，加入了“流民”的队伍。到了明朝末年，由于土地兼并、苛捐杂税以及一系列的天灾，明朝已经变成了有史以来的最大的“流民帝国”。
总的来说，中国的农民相当勤劳，但胆小怕事，忍耐力极强，如果不是到了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们是断然不会铤而走险的。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陕西长期以来是社会矛盾的焦点。这儿土地贫瘠，生产落后，赋税和徭役严重，加之连年发生灾荒，农民生活比其他地区更为困苦，阶级矛盾尖锐。这一地区又是蒙、汉、回民杂居地区，是激烈的民族斗争场所，各族人民与明朝统治者矛盾很深。因此，陕西地区成为最早酝酿和爆发农民起义的地区。
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陕西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澄城知县张斗耀不顾饥民死活，仍然催逼赋税，敲骨吸髓地榨取农民。白水县农民王二聚集了数百个无法活命的农民，他高声问大家：“谁敢杀死知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敢杀。”于是王二率饥民冲进县城，杀死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军起义的序幕。
最可笑的是，魏忠贤的亲信陕北巡抚乔应甲和延绥巡抚硃童蒙得报后，因怕受到朝廷怪罪，竟然充耳不闻，假装不知道，自然也没有上奏朝庭。起义队伍乘机迅速扩大。
王二率先起义后，各地饥民纷纷响应。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府谷王嘉胤率领饥民起义；安塞人高迎祥号称“闯王”，也揭竿而起，打出了反明的旗帜。
这时候，十六岁的崇祯刚刚当上皇帝，不仅要面临关外满清的强大威胁，还要面对遍地的“流贼”们。这个人人梦寐以求的皇位对这个朱姓少年而言，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陕西延安据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史书上说张献忠“黄面长身虎颔，人号黄虎”。他身体魁梧，脸型稍长，脸色微黄，下巴有短须，眉目端正，是声若巨雷的一个瘦长高个子。
张献忠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后来在“长隶延绥镇为军”，是个职业军人，因为胆大妄为犯了军法，被捆起来要在军中斩首。主将陈洪范见他状貌奇特，起了爱才之心，喝住了刽子手，主动要为他到总兵官王威面前求情。但陈洪范还没来得及张口，外面的张献忠已经乘机逃脱。这个人性格的桀骜不驯和做事的不成章法由此可见一斑。
崇祯九年（1636年），张献忠被总兵左良玉和陈洪范两路夹击，一败涂地。张献忠自己额上也中了一箭，血流满面，无法继续作战，只好逃走。
张献忠手下的将领闯塌天（本名叫刘国能）历来与与张献忠不合，见张献忠兵败如山倒，趁势投降了熊文灿。张献忠听说后大为惊恐，担心闯塌天深知道自己底细，会引导官军前来对己不利；权衡利弊下，立即派人与陈洪范联络，说愿意投降。陈洪范因与张献忠有旧，替他在熊文灿面前大说好话。于是熊文灿接受了张献忠的投降，非但如此，还命他仍率旧部，屯驻穀城。
为了表示诚意，张献忠又主动为明朝招降了罗汝才。罗汝才绰号曹操，也是农民军的杰出人物，后为李自成所嫉，被暗杀。
十年前，熊文灿任福建巡抚，由于他出面说服海盗首领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投降并为明朝所用，熊文灿名声大振。他相信招抚有助于早日平息叛乱。张献忠和罗汝才在农民军中名气很大，他认为两贼既降，余贼夺气，于是上表请崇祯赦免张献忠和罗汝才，崇祯竟然批准。不久后，张献忠复叛，崇祯恼羞成怒，处死了熊文灿。
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攻下武昌，将楚王装进笼中投入江中。随即强迫武昌十五以上、二十以下的男子入伍，其他的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掉。从鹦鹉洲到道士洑，浮尸蔽江。张献忠随即在武昌称大西王，初步建立了政权。次年，张献忠带兵入川。成都城墙坚固，起初久攻不下。后来张献忠派人在城外隐秘处挖地洞，打隧道，掏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置很长的导火线，悄悄点燃。守城兵丁见张献忠的军队撤退一空，正要欢呼，忽然爆炸掀天，城墙垮了。
攻陷成都后，张献忠于1644年十月十六日在成都称帝，改元大顺，建立大西政权，自称老万岁。
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所供奉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即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
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住居七曲山，他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建此庙以纪念。唐封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到张亚子的故事就表示：倘若我战胜，当为重修庙宇。
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张献忠亲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又一首：“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堪称典型的歪诗。同时，张献忠追尊文昌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历史上虽然也将张献忠这位老万岁称为是农民军起义领袖，但这位也宣称顺应天道的造反者给社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却是不容置疑的。张献忠性情凶戾残暴，将卒以杀人多少论功，杀人不分明军平民。“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张献忠入驻四川后，看见小孩子就蒸了来吃，看见妇女就带回军营，让部众轮流奸淫；并且将这些妇女的小脚割下来，聚成一大堆，号称莲峰；然后架火烧毁这些小脚，名为点朝天烛。
据说张献忠还“喜嗜人肉，每立其人于面前，割而炙之，一举数脔。又破黄州时，拆其城，役及女子，指甲尽落，血横流，拆罢仍压之”。（李清《三垣笔记》）
最奇怪的是，张献忠花费了巨大的人力，在锦江筑起高堤，但并不是为了治理水灾；而是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然后将他所抢来的数以万计的金银财宝埋在坑中，然后重新决堤放水，淹没了埋藏财宝的大坑，称为水藏。
在杀人方面，张献忠还搞出许多新名堂。比如他派遣部下往各府县四面出击，遇人就杀，叫做“草杀”。他还在府中养了几十头藏獒，每天集结部下朝会之时，便放出藏獒去嗅那些投降自己的前明官吏，被藏獒嗅到者立即被拉出去砍头。张献忠乐此不疲，称这为“天杀”。他自己不读书，也格外讨厌读书人，认为读书人奸诈伪善，就宣布开科举，将数千四川学子骗到青羊宫，全部杀光，尸体堆积如山。唯独留了个姓张的书生，才华横溢，张献忠很是宠爱，封他为状元，不离左右，时刻垂询。有一天，张献忠突然闷闷不乐起来，对左右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爱这状元，一刻也舍不得他，不如杀死了他，免得总是想着。”于是下令将张状元斩首。（张献忠事迹见《明史·卷309·流贼传》）
顺治三年（1646年），满清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的大西军。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张献忠撤离成都，北上与清军作战。临走时下令屠城，并将全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说：“王府数殿不能焚，灌以脂膏，乃就烬。盘龙石柱二，孟蜀时物也，裹纱数十层，浸油三日，一火而柱折”。同年十一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当时张献忠正忙着在西充屠城，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一个极好享受杀人的乐趣的人终于被人所杀。
张献忠死后十二年（1659年），四川温江县清查户口，全县只有32户，男丁31名，女丁23名，“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这都是张献忠大肆屠戮的结果（事见民国《温江县志》）。相传张献忠屠尽四川，并非有意污蔑农民军领袖，真是确凿不虚。连鲁迅先生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当时的民谚说：“岁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红”，“流流贼，贼流流，上界差他斩人头。若有一人斩不尽，行瘟使者在后头”。近百年来有许多史学家都惊奇地发现，没有哪个四川人是土生土长的，几乎都是从外省迁来的。根据当地语系及相关县志，四川民间所称的上五县：新津、大邑、崇庆、郫县、都江堰的土著多是由“湖广填四川”而来。因为张献忠剿四川把人杀光了，才有清朝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
张献忠死后，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