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中国式王朝兴替- 第27部分

因为四镇在出产和收入上的不均衡，加剧了将领之间的地方性对抗，四镇之间因而矛盾重重，勇于私斗，怯于公战。老百姓们也普遍鄙视南明军队，而黄得功的部队则鄙视其他的部队，认为高杰等人是吃皇粮的土匪。

镇守徐州的高杰一直垂涎扬州的富庶，要求将部下将士安置于城内。扬州的百姓见高杰部下士卒在附近村庄到处抢掠焚杀，“烟火蔽日”、“僵尸遍野”，纷纷罢市登陴，不让高军入城。高杰恼羞成怒，于六月初七日下令攻城。同时，他还派兵于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使得“民益恶之”。

扬州进士郑元勋居中调停，出城同高杰面议，同意只让官兵家眷安置城内，但不在城内驻军。不料郑元勋刚回到城里，扬州百姓群情激愤，当场击杀郑元勋。扬州巡抚黄家瑞见大势不好，也逃之夭夭。

高杰大怒，加紧攻城。与此同时，扬州士绅向南明朝廷紧急求援。他们指责高杰的军队“杀人则积尸盈野，淫污则辱及幼女”。

高杰如此行径，如果在平日，不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时南明内忧外困，朝廷正倚重武将，对他也无可奈何。

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亲自来到扬州城外的高杰军营里，婉转劝说，一味姑息牵就。“阁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随，杰疑之，可法即分与二百人，然杰疑如故。……杰防可法甚严，一切出入文移必呈杰始达可法。……可法留杰营月余，不得要领”。史可法还一度遭到了高杰的软禁。

刚好有个叫德宗的和尚在高杰军中。这个和尚因为“谈祸福奇中”，高杰也折节称弟子。德宗很佩服史可法的忠义，劝高杰说：“居士起扰攘，今归朝为大将，为通侯，此不足为居士重。惟率从史居士，儒家所称圣人，我法所称菩萨，居士与之一心并志，可谓得所归矣。”高杰听了，若有所思。

高杰的妻子邢夫人机智有谋，当年李自成也曾经让她管理后勤调度。高杰经常对人说：“邢有将略，吾得以自助，非贪其色也。”意思是说他老婆有大将之风，才智还在容貌之上。邢夫人见史可法至诚，厚为调护，劝高杰归心。高杰这个人虽然桀骜不驯，对邢夫人却是言听计从，于是开始礼敬史可法。高杰在江北四镇中最强也最难驾驭，史可法大喜说：“吾诚得高而驯扰之，大事集矣。”为了表示感谢，史可法还将自己的府邸让给了邢夫人居住。

经过反复磋商，高杰同意不再坚持进驻扬州，史可法最后决定把扬州附近的瓜州作为高军安顿之地。

然而，史可法收服了高杰，局势并未完全稳定。1644年夏天，黄得功率军由庐州北上。高杰怀疑朝廷劝他撤离扬州是为了将此城交给黄得功。为了阻止黄得功向扬州推进，他在南京东南的土桥对黄得功发起了突然袭击。在这场冲突中，黄得功险些丧命，部下死亡300余人。黄得功愤怒至极，认为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叛乱，准备与高杰决一死战。史可法竭力劝解，据说他拿出自己的钱作为赔偿（虽然形式上是由高杰偿付的），以平息黄得功的怒气。由于史可法苦口婆心地充当了和事佬、老媒婆的角色，这些镇守通往南京之要冲的将领们表面上暂归于好。

江北四镇是这样跋扈自雄，世镇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在崇祯年间就已尾大不掉，自行其是。弘光监国和即位的诏书颁到武昌，他一度拒绝开读，在湖广巡抚何腾蛟、部下监纪副总兵卢鼎等人的劝说下，才勉强开读成礼。南明其他将领如郑芝龙、方国安等人见大将如此，也各自盘算自身利益，不以国事为念。

围绕南京的四镇布防基本上是针对农民军的。直到这时，南明仍然将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并未意识到满清才是最大的敌人。而满清的多尔衮则清醒地认识到农民军是满清的首敌，所以先派兵追击李自成。果然如多尔衮所料，南明并未乘机北上，但南明按兵不动的根本原因却是忙于内讧。

【四　党争再起】

史可法离开南京亲临扬州，暂时缓和了四镇之间的矛盾，但他过早离开朝廷却加速了党争的到来。明后期的党争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的表现，它贯串于万历以后整个政治生活中，一直延续到南明。

满清这个时候，原只望占据北京，并不敢想全吞中国；在吴三桂的接引下，占领了北京和畿辅地区已属意外。所以多尔衮入京后一日，就下令强迫百姓剃发，到二十四日，即又将此令取消。而其传檄南方，亦说“明朝嫡胤无遗，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所不禁”。

多尔衮初期的意图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因此“联虏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

然而，满清的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根本原因在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南方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宋代以前出现过的南北分治的经济相对平衡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北方对南方有经济上的依赖性。从元代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都仰赖于南方漕运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被明朝官绅颠覆；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京师附近的居民惶惧不宁，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三河县、昌平州、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盗贼”“千百成群”，以至“辇毂近地，几同化外”，连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京师内外百姓流言四起，盛传清军将有屠民之举。多尔衮一再辟谣，安定民心，同时派兵遣将进行扫荡，“辇毂之下，盗贼窃发，及至捕获，少长尽置于法”，连“老稚不能弯弓操刃者”也滥加屠戮。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需要一段稳定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和养兵蓄锐的时间。何况大顺军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东和豫东地区在两三个月里处于近似权力真空的局面。

但弘光朝廷的按兵不动，给了满清朝廷以可乘之机。早在五月十二日，清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就上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同月二十五日，清廷派明降臣方大猷为监军副使招抚山东。六月初四日，又派明降臣王鳌永以户、工二部侍郎名义招抚山东、河南。同月初十日，多尔衮派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统兵收取山东，十四日派固山额真叶臣领兵收取山西。觉罗巴哈纳、石廷柱先声夺人发出檄文说：“奉摄政王令旨，各调兵马前往山东等处。所过地方官民出郭迎接，违者以抗师治罪。”同时又以平西王吴三桂名义大张文告，云为安抚残黎事称“摄政王简选虎贲数十万南下，牌仰山东等处速速投降”。二十一日，巴哈纳等带领的清军进抵德州。德州知州张有芳惟恐贻祸地方，拜表归顺清廷。畿南、山东大批州县就这样拱手让给了清朝。从此以后，多尔衮等满清决策人认定没有必要承认南明弘光朝廷，干脆以清代明，走统一全国之路。

而这个时候，南明朝庭中正纷争不休。史可法此时已离开朝廷，东林党和复社成员们便将希望寄托在侯方域（即著名的《桃花扇》中风流才子侯朝宗）身上，因为侯方域之父侯恂与左良玉的关系十分密切（侯恂曾是东林党成员，魏忠贤专权期间辞官还乡。他曾为左良玉被劾贪污军饷一事辩护，因而被认为能驾驭这位不识字的粗鲁将军），而左良玉是这些人可能得到的唯一的军事援助者。

但左良玉满足于留在湖广，而无心干预朝中政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东林党和复社别无选择，只好使出他们最拿手的政治手段：通过对官吏的铨选和品评来控制文官。这样，当时最优秀的名士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朝政中的勾心斗角。

马士英自然不甘示弱，他利用手中的大权，开始对东林党人试图占据政府重要职位的努力进行反击，第一步就是推荐阮大铖为兵部侍郎。阮大铖是复社名士们的死对头，但同时也是马士英的旧交。

东林党和复社对马士英的提议群起攻之。但另一位东林巨子钱谦益的表现更具特色，为了换取马士英让其继续任礼部尚书，他公开支持对阮大铖的任命。关于钱谦益为何会如此，我们将在谈及钱谦益与柳如是的一篇中详细论述。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百子山樵，怀宁（今安徽安庆）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与马士英同时得中会试。天启年间任职给事中，因丁忧辞官回乡。天启四年吏科都给事中职位空缺，阮大铖欲倚重于颇有声望的同乡左光斗，觊觎吏科都给事中这个颇有实权的人事监察岗位。负责考察官吏的赵南星、高攀龙、杨涟以为阮大铖“轻跺”，不可担任如此要职，打算另用魏大中。阮大铖暗中买通太监，要他扣押推用魏大中的奏疏，致使吏部不得已而推用阮大铖。

经过此番曲折，阮大铖痛恨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为了和东林党人作对，他依附于魏忠贤，与“阉党”骨干分子霍维华、杨维垣、倪文焕结成“死友”，编写攻击东林人士的《百官图》，通过倪文焕之手送到魏忠贤的案头。

阮大铖为人阴险，城府很深。他害怕遭到东林人士报复，《百官图》事件后还不到一个月，急忙辞官而归。不久，杨涟左光斗诸君子被“阉党”迫害致死，阮大铖诩诩自矜。之后他被起用为太常少卿，向魏忠贤极尽献媚之能事，又怕政局有变，魏忠贤不足以长久依靠，每次觐见之后，就重贿魏府门房，收回名刺，以免留下痕迹。几个月以后，工于心计的阮大铖还是辞职离开了官场这个是非之地。

这个阮大铖，《明史》说他“机敏猾贼，有才藻”，对他的刻划是入木三分的。他依附魏忠贤而升官，既要献媚又要不露痕迹，稍有风吹草动立即从官场抽身以求自保，都是“机敏猾贼”的表现。

崇祯帝上台之后，虽以“逆案”为名铲除阉党，然而，阮大铖“见风使舵”，逃过此劫。当左光斗在朝廷中炙手可热之时，阮大铖便又攀附于左光斗。后来，左光斗因在党争中失利死于监狱。阮大铖却在这场权力的角逐中，“幸免于难”，只是处徒刑三年，准许纳赎为民，但永不叙用。正如黄宗羲所言：“先帝（崇祯）初立，左魏颂怨，皆操戈于阮大铖。”

崇祯八年（1635年），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安徽，阮大铖避居南京，开始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图谋以“边才”的身份而被起用。这个并不懂军事的文人显然很想在乱世中施展一下身手，以摆脱“永不叙用”的尴尬境地。

为了冲淡“逆案中人”的印象，扫除“永不叙用”的障碍，他在南京极力讨好东林党与复社名士，企图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阮大铖的政治野心被复社人士所察觉，担心阮大铖成为魏忠贤第二，决定联手予以迎头痛击。陈贞慧起草了声讨阮大铖的檄文，以顾杲、陈贞慧等人名义，密函分寄各处，征求陈子龙、方以智、杨廷枢等复社名士的支持。

崇祯十二年（1639年），复社人士趁南京乡试的机会，在淮清桥桃叶渡的冒襄寓所，召开复社金陵大会，复社名士与天启年间遭“阉党”迫害致死的东林遗孤，纷纷声讨“逆案中人”阮大铖，并正式发表《留都防乱公揭》。这是一篇声讨阮大铖罪状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阴险叵测，猖狂无忌”，并指出如果阮大铖得志，“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在《留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有一百四十二人，领衔的是东林弟子代表顾杲和黄宗羲。

《留都防乱公揭》发表后，“大铖惧，乃闭门谢客，独与士英深相结”。因为这件事，阮大铖与东林复社党人结下深仇大恨。

后来，阮大铖还曾经不惜重金，撮合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婚事，后来为侯方域觉察，设法筹集资金，将钱退还给了阮大铖。阮大铖为此深深忌恨侯方域。

阮大铖人品虽恶，却颇有才华，诗文俱佳，尤善词曲。他所作传奇戏曲情节曲折离奇，关目布置和曲辞科白都很下功夫，艺术上有相当功力。钱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