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育成长亦特偏此一面，显然可见。唯其有此一面之成功，故其社会生活所表现者不像印度那样支离破碎，而且亦能有伟大局面如不列颠联合王国，如苏维埃联邦者之出现。但这些是国家而非民族，是政治上之联合统一，而非文化上之融合不分。那即是说，其伟大局面之形成，宁从身来而不从心来，和我们不同。始终停留在产业革命前的我们，身体工具一面文化不发达，较之今天西洋落后何啻千里之远。大部分乡村犹不失自然经济之面目，水陆交通胜于原始者不多，则以其固有种族之繁，山川之阻，岂有联成一体之可能？然而竟有此一伟大局面之出现，而且此一大单位是文化上融合不分之民族， 并不像他们只是政治上联合统一之国家，随时还有分裂可能。对照着见出我们的伟大，宁从心来而不从身来。此即是说，我们虽未能由工具发达，使人与人从经济上密织起来，在政治上为远大之抟控，而实现社会之发育成长于身的一面，但我们却因另一面文化之进步性，使人与人从彼此了解之增进而同化，从彼此情意之款洽而融合，卒能实现社会之发育成长于心的一面。
人与人之间，从乎身则分则隔，从乎心则分而不隔，然卒以身之故，此不隔之心却容易隔起来，故在文化上恒必有其相联相通之道，而后人类乃得成社会而共生活。人类从最初有社会那天，便有宗教，就是为此。凡宗教，道德，礼俗，法律一类东西，皆为文化之属的一面的。说心即指理性（见第十二章）。凡社会之发育成长，属身一面的皆由理智对物有进步，属心一面的，皆由理性对人有进步，理智对物有进步，不外自然之物更为人所控制利用，其表见则在种种工具之发达。理性对人有进步，不外那些歧见猜防，褊心固陋……此多起于后天而存于群与群族与族之间……渐得化除，恢复其本来不隔之心。其表见则在宗教、道德、礼俗、法律之闳伟明通。宗教是一怪东西。它一面涵有理性成分，一面又障蔽了理性，它方便人在此得相联通，同时却又使人在彼隔阂起来。上说那些歧见猜防，褊心固陋，如其不尽出于宗教迷信，至少亦与宗教有关。在西洋，其文化所以不能统一，民族所以难于融合，至今欧洲卒必分若干单位而不止者，正为他们当初走宗教之路所不可免。而中国的好处，就在早早脱开宗教，创辟其非宗教的文化。所以论人口面积，我与欧洲相埒，且他们经济进步而我未能，他们交通发达而我未能，相形之下，人们在生活关系上自又大为疏远，地面又显得格外辽阔，却是他们所不可得之融合统一，我先得到。此即中国文化虽未能以理智制胜于物，独能以理性互通于人，他们尽管身近而心不近，我们虽则身远而心不远。更从中国西洋以看印度，印度宗教最盛最多（印度文明自有独到在此），西洋所未有，莫论中国。因此中国式之社会发育成长，在印度不能有。同时，它在身体对外发达种种工具一面，似尚不如中国，莫论西洋。因此西洋式之社会发育成长，在印度又没有。这两面都没有，自然难怪其社会陷于支离破碎之奇观了。统起来可以说，中国，西洋，印度之不同，其问题皆在宗教上。
社会之发育成长，身心两面原自相关，因亦常相推相引而共进。但由于西洋是从身到心，中国是从心到身，中西卒各落于一偏，失其身心应有之配称关系。西洋之失，从近代资本社会最易看出。一大工厂，一大公司，成千成万之人在一起共生活，虽事实上互相依存，而人人各自为谋，彼此缺乏承认，缺乏了解。有如一盘机器的各部分，诚然为着一公共结果而在协作前进，但他们却于此公共目的无认识无兴趣。因其只是机械共处而非理性合作，所以不能按着公共目的而各自约束自己。相反地，有时且各为自己而破坏了公共目的。整个西洋社会便是这样机器式生活着，其间联锁关系多偏在身一面，而缺心为适当配称。杜威博士于其《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尝论今日欧美虽不能不说是一进步的社会，但仍有其“不社会”之处，正为此。现在逼着转向社会主义，仍不外一机械力之逼迫，尚少悔悟于其理性之不足。今后如何亟从理性求补充，是其前途所切需。
表见在中国人之间者，好处是不隔阂，短处是不团结。西洋人与我相反，其好处是能团结，其短处是多隔阂。因此若在西洋，不隔阂就一定团结得很好，而中国却不然。伯尔纳·约瑟在其《民族论》既盛称全中国的文化十分一致，却又说中国人缺乏民族意识民族情绪，不算一真正民族。此在西洋将不可解，何以其人文化都十分一致了，而其间还不曾有民族意识民族情绪存在？盖民族意识民族情绪养成于团结对外。习于团结对外之 西洋人，有时于文化不一致者犹不难团成一民族。不习于团结对外之中国人，尽管文化如此统一，依然有不成民族之讥。证之于抗日战争，说中国人没有民族意识或者太过。然中国人散漫无组织，家族意识乡里意识每高于其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甚且出国在外犹所不免，其病不可谓不深。问其何为而然？一句话回答，就是其社会在心一面之发育有 余，而身一面之发育不足。身体属于有对性。当社会从身体有对一面发育而成长，首先即依宗教以团结对外，继此还是依于宗教进步而扩大团结（参看第三章），末后可不依宗教，而还是不改其团结对外。西洋之路正如此，中国独以理性早启，于此颇有缺略。及至社会组织以伦理不以集团，其缺略乃更决定。其不隔阂即理性之表见，其不团结即缺身一面之发育以为配合。这是很明白的。至于种种工具不发达，身体活动不能加大加强，经济犹偏乎自给自足，政治倾向于消极无为，使其人益形松散，几若不甚相关，其为社会在身一面发育不足之表现又不待说。然尽它在这一面如此短缺，而另一面其融合统一之出奇伟大局面，你总否认不得，此即所谓在心一面之发育有余了。
末后总结：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 理性无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必明乎理性在人类生命中之位置，及 其将如何渐次以得开发，而后乃于人类文化发展之全部历程，庶得有所见。又必明乎中国之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而后于此文化不可解之谜乃无复疑滞，并洞见其利病得失之所在。所有中国文化之许多特征（如上所举乃至上所未举者），其实不外一“文化早熟” 之总特征。这是从上论证到此，毫不含糊的结论。或问：此早熟又由何来？早熟就是早 熟，更无谁使之早熟者。西洋未曾早熟，却又嫌熟得太晚……其理性开发不能与其身一面发育相配称。偏此偏彼，中西互见，不得问其何为而偏。岂独中西有偏，世界各处文化所以表现种种不同者，正为其发乎种种不同之偏差。必以其地理、种族、历史等缘会不同言之，虽有可言者，究不足以尽。一切文化都是创新，不徒为外缘之适应，愈伟大的文化愈不是。
二 民族性之所由成
如第一章所说，中国民族性为研究中国文化一极好参考佐证资料。兹于文化既大致讨究有结论，应即取民族性互为勘对印证。第在分就前所列举十点（见第一章）数说之前，特对民族性之形成从根柢上一为说明如次。……
近见雷海宗教授有《本能、理智与民族生命》一文（1）（雷氏原文载《独立时论》，此据《现实文摘》第2卷第3期转载。），特举中英两民族为比较。大致说：现在世界上生存 本能最强的英国人，反之，中国人则此本能衰弱到几乎消灭的程度。为理论则不计及其国家根本利害之人，除英国外，各国或多或少都有，而最多是中国。每每一主义或一制度，在西洋本有其具体内容，一移到中国就变质，而成了纯粹理论。既与过去历史无关，亦与今日现实无涉，而许多人竟可为此牺牲一切，牺牲自己不算，并要牺牲国家。中国自与西洋接触即犯此病，至今不改。在英国人殆不能想象这是如何一种心情。英国人本能强而不害其理智之高，理智高而不掩其本能之强，最奇怪的是中国人，理智不发达而本能却如此衰弱。此其所论，于中英民族性之不同，可称透澈。惜于人类生命犹了解不足，譬如雷先生文内说，理智是本能的工具而不是本能的主人。推动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的是本能，绝不是理智。理想家如果认此为可憾，那亦是莫可奈何的。说理智是工具是对的，但他没晓得本能亦同是工具。理智一本静观，没有好恶取舍，诚非历史动力所在，但生物的本能到人类早已减弱，它又岂能推动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 ？此其缺欠实在不认识理性。二十七年前我亦还不认识理性，同意克鲁泡特金道德出于 本能之说，而不同意罗素本能，理智，灵性三分法（1）（此见罗素著《社会改造原理》，有余家菊译本，中华书局出版。）。及至有悟于理性、理智之必须分开（详见第七章）， 而后恍然罗素之三分法为不易之论。……罗素所云灵性相当于我所谓理性。雷先生称道英国民族生存本能强而其理智同时亦发达，没有错；指摘中国民族生存本能衰弱，而同时其理智不发达，亦没有错。错就错在他的二分法，又把本能理智二者看成有冲突的。雷先生原说一为主人，一为工具；主人与工具又岂有冲突者？显然不对。再从中英两实 例上亦经证明其不对。照我的说法，本能理智动静虽殊，同属身体一面，而理智居于其顶点，……见第十三章。英国人所表见，明明是我说“从身体出发”这成功者。中国人的受病，则在雷先生所不及知之理性之早启。为了便于说明，我再引另一位先生一段话：
中国人遇到一件事情，只考虑应该不应该，不考虑愿意不愿意。……这是几个朋友闲聊天说的话。他们以前谈什么，我忽略了。只是这两句深深被我听进。因为它正搔着我所眩惑的问题的核心。中国人作事情没有精神，缺乏热诚，就是因为只考虑到该作不该作，而不问其愿作不愿作。所以社会那么多伪君子，而没有真小人。（中略）圣人简直不教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既不存在，我不晓得我还会不会感觉到其了事物的存在。 （中略）我劝人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自己作出发点。……我存在，主要地还是为我自己存在。我不是为做父亲生儿子而存在。关于这一点，欧美人是比东方人高明，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那么多该不该的道德律。（中略）把人看着必须吃饭的动物，其实就够了（1 ）（见1946年出版之《导报》第12期，《忠恕与民主》一文，原作者似为戈衍棣。）。
这段话正代表中国人理性早启走出去太远，现在要求返回到身体到本能之一种呼声。数千年来中国人的身体和本能从某点上看，无疑是衰败了。“伦理本位”与“自我中心” ，从“理性出发”与“从身体出发”，不相协调在这里显得何等分明！使得中国人本能 孱弱者是理性，尤其貌似理性的那些习惯。
理性、本能其好恶取舍尽有不同，而同属人情。中国人所谓应该不应该，原非从外（宗 教上帝）加于人者。正唯其离本能颇近，乃排斥了本能。从外加的，终会遭到反抗，其 结果或强化了本能而非削弱之。请看中古以后之西洋人，岂非如此？然又不可误会理性 本能相冲突。人类生命因理智而得从生物本能中解放出来，一面其好恶之情乃不必随附于本能。……这就是理性。一面其本能乃不足当工具之任，而必从后天补充。……这就是种种习惯在人类生活中一切莫非本能习惯之混合，纯本能殆不可见。严格说，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智、本能、习惯皆工具。但理性不论在个体生命或在社会生命，皆有待渐次开发。方其未开或开发不足之时，人的生活固依于本能习惯以行，乃至理性既启，亦还是随着本能习惯之时为多。除根本无好恶可言之理智，只会作工具，永不能作主人外，本能习惯盖常常篡居理性之主位。所谓理位、本能不冲突者，当理性为主，本能为工具之时，理性的表现皆通过本能而表现，固无冲突。当本能篡居主位时，理性不在，亦何有冲突？然理性虽其著见于好恶似与本能同，其内则清明自觉，外则从容安和，大有 理智在，却与本能不同。本能不离身体，理性却远于身体，恒若超躯壳，甚至反躯壳。 中国人理性早启，久而久之，其本能当然不堪与英国人从身体出发者相较。从头脑言之 ，则习尚于讲理，而以应该代本心情愿。从动作言之，自古雍容文雅之风尚既成，则多 有貌似理性之动作习惯代替了本能反应。其本能与身体相偕以俱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