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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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要义- 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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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农工商诸般事 把农工商业划出学术圈外。

业相通,相结合。

学术研究促进了农工商业, 学术研究留滞于所到地步,

农工商业引发了学术研究, 一般经济亦留滞于所到地步。

学术与经济二者循环推动, 且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

一致向大自然进攻。于是 之势,鲜相助之益,又加重其

西洋人在人生第一问题上 不前进。于是中国人在人生第

乃进步如飞,在人类第一 一问题上陷盘旋状态,在人类

期文化上乃大有成就,到 第一期文化上成就甚浅,且无

今天已将近完成。 完成之望。

所谓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之势鲜相助之益者,例如两汉经学,魏晋清谈,宋明理学,以及后来之考据、词章,哪一样不如此?而此外,像是伦理化的经济,化理化的政 治,向里用力的人生,又何莫非使中国人在第一问题上不得前进之有力因素?前在第十 一章讲产业革命所以不见于中国那一段,已曾数说过,请参看前文,今不重复。前前后后各种因素加起来,就使得中国人在第一问题上不能前进,决定而又决定。然试检看这许多因素究从何来?则又莫不来自一个根本点:理性早启,引入了人生第二问题和第二 态度,若将向于人类第二期文化而前进,便消极搁置了第一,积极遏阻了第一。

那么,就要问:不能成就第一,是否能成就第二呢?第一路通不过了,第二路可不可以 通呢?不能行。第二问题是理性的问题,第二态度是理性的态度,第二期文化是人类理 性充分展开之文化。本书从八章便讲过“理性要从阶级来”之理,其后续有阐明。然而中国自封建解体,化阶级为职业那时起,把这作为人类进达理性之阶梯的阶级却拆散了,即再无办法。所有周孔以来早启之理性,其表现与成就只得“纳人群于伦理”,“化阶级为职业”,“融国家于社会”……这些,无能再多。这些只可算是第二期文化一点影子,缺乏经济进步,实无望其完成第二期文化。上章曾细剖“心随身来,身先而心后 ”,第二期文化必以第一期文化为基础的种种道理。读者回看前文,自可明白,此不多说。

那么,再问:第二路不通,是否可以回复到第一路去呢?这亦不可能。第二回到第一, 那就是由理性又退回到身体,向外用力又代向里用力而起。这在人的生命上便是退坠,并不能复其从身体发轫之初,在中国历史上便是逆转。亦不能再回到没有经过理性陶冶 那样。换言之,这只是由成而毁而已。读者试回看第九章所论“逆转于封建”,第十一 章所讲“周期性的乱”,就可明白,此不多说。

前进不能,后通不可,只有盘旋。盖生命现象中固无停住不动之事。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固然是盘旋,凡其一切不进者,若经济若学术亦都是在盘旋。此真人类文化一奇迹 !旧著于此,早有点明:

他再不能回头补走第一路(西洋之路),亦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印度之路),假使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他会要长此终古!

(上略)从此简直没有办法,不痛不痒。真是一个无可指名的大病!(以上并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03页)

中国近两千年社会,单从经济上看,无疑是介于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之间的。固然它亦许是正在过渡——从封建到资本之过渡。但为什么老在过渡,而总渡不过来呢?不肯在封 建资本之外建立第三方式者,不能解答这问题而受窘,即建立第三方式者(如李季建立 “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说),依然窘于解答。这都是把盘旋不进误认为进步慢,昧 特殊为常态。于唯物史观不能善为理会,而固执之,以自陷于不通。

我在另一旧著又指出其所以盘旋之故,在交相牵掣——

照此社会形势,的确有使人走入人生第二态度之必要。但人能不能应于此必要而走去,固未易言。在这里至少有两层问题:一层是人生落于第一态度则易易,进于第二态度则较难(中略)。一层是第二态度固于此时有必要,而第一态度于此时亦同有其必要。盖从人与人的关系(第二问题)以为言,此时固以第二态度为必要,而第一态度殆无所用之— —此其异于西洋社会者。然从人与物的关系(第一问题)以为言,则此时又以第一态度为必要,而第二态度又殊不适用——此其不异于西洋社会者。两个必要交陈于前,两个态度乃迭为起伏交战于衷,数千年中国人生所为时形其两相牵掣,自为矛盾者此也。由上二层问题,第二态度虽为中国人所勉自振拔以赴之者,而有时失坠,数千年中国社会所为一治一乱交替而迭见者此也。(《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第85页)

(上略)知其既向别途(第二路)以进,则产业革命之不见,工产资本之不成,固有由矣。更次,乃见其所遗之一途(第一路)固为所遗而不进,其向别途之进者,亦卒有所限而止于其可能之度。而同时又还以此所牵,不能复回于彼一途。彼此交相牵掣,是即绝境所由陷(下略)。(同前书第95页)

具体指出来:有职业而无阶级,是社会而非国家,原为人类所必至之一境。如从第一路贯彻下去,终可到达。却是中国人不终循第一路,径自折向第二路,化阶级为职业,融国家于社会。此未尝不是迈进于第二期文化,但卒为其第一路上成就尚浅之所限,劳心劳力不能合一,只能拆散阶级而已,不能达到无阶级。——所谓“止于其可能之度”类指此。当其把劳心劳力作为职业划分之时,亦即是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彼此隔绝之时,心思聪明乃只用于修己安人,而不用于物质生产。此一面既因迈进于第二,而第一路为之耽误,彼一面又因第一之不足,而第二路受到限制。欲复回于第一路,则此化阶级为职业者格于理性既进(不许政治上有垄断,不许经济上有垄断)而退不转。欲在第二路上更进一步,则此别劳心于劳力者既无望其有合一之事实出现(生产技术大进)而进不得— —所谓“交相牵掣”类指此。类此交相牵掣之事尚多,留心体察,不难看见。以中国人智力之优越而无所逊,中国人数量之众多而罕与比,自秦汉后经历岁月又如此之长久,乃在文化上竟尔陈陈相因,讫不见有新机杼之开出,如果不是有此一种交相牵掣之形势,消磨其智于内,试问这些智力上哪里去了?只有此交相牵掣,不得自脱,其为阻力乃 最大也。

四 中国文化五大病

中国文化原只有一早熟之病,旧著曾设为譬喻云:

好比一个人的心理发育,本当与其身体发育相应,或即谓心理当随身体的发育而发育,亦无不可。但中国则仿佛一个聪明的孩子,身体发育未全,而智慧早开了。即由其智慧之早开,转而抑阻其身体的发育,复由其身体发育之不健全,而智慧遂亦不得发育圆满良好。(《中国民族自救之最后觉悟》第96页)

本病虽只有一个,而表现之病象则有五:

(一)幼稚——中国文化实是一成熟了的文化,然而形态间又时或显露幼稚。举例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为封建社会之象征者,在中国社会中即未能免除。子女若为其尊亲所属有,妇人若为其丈夫所属有。乃至主奴之分,许多地方亦且有之。中国虽已经不是宗法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总被人指目为宗法社会封建社会者,盖亦由此等处而来。其实它乃以走伦理情谊之路,既鲜西洋中古对于个人过分之压制干涉,遂亦无西洋近世个人自由之确然奠立。不唯自由不曾确立而已,如我在上章所论,个人且将永不被发见。这样就让宗法的封建的形迹有些遗留下来,没有剥除。再有不少幼稚可笑的迷信流行在民间,似亦为文化幼稚之征。其实中国古人远在二三千年前,头脑思想之开明有非任何民族所及,神话与迷信比任何地方都少。但为它不走科学一条路,对于大自然界缺乏考验,没有确实知识之产生,就让这许多幼稚迷信遗留下来,未及剥除。其他事例尚多,不备举。总起来说:骨子里文化并不幼稚的中国,却有其幼推之处,特别在外形上为然。流俗认病不真,即执此以为中国是幼稚落后。其实中国若单纯是一尚未进步的社会,那问题不早简单容易解决,没有今天这么麻烦了吗?

(二)老衰——中国文化本来极富生趣,比任何社会有过之无不及,但无奈历史太久,传 到来,生趣渐薄,此即所谓老衰了。譬如骑脚踏车,初学亟须用心费力左右照顾。习 惯成熟,便抽出其中自觉心,而动作面械化。必要这样机械化,才腾出心力来向最高阶 段用去,如骑在车上玩许多巧妙花样把戏等。社会亦复如是。常将许多合于需用之事, 保留传习,成为习俗制度。自一面谈,这于社会生活极有方便,是很好。但另一面,又 因其变得机械僵固,积重难返而不好。中国文化一无锢蔽之宗教,二无刚硬之法律,而 极尽人情,蔚成礼俗,其社会的组织及秩序,原是极松软灵活的,然以日久慢慢机械化 之故,其锢蔽不通竟不亚于宗教,其钢硬冷酷或有过于法律。民国七八年间新思潮起来 ,诅咒为“吃人的礼教”,正为此。举例言之,如一个为了要孝,一个为妇要贞,从原 初亲切自发的行为而言,实为人类极高精神,谁亦不能非议,但后来社会上因其很合需 要,就为人所奖励而传播发展,变为一种维持社会秩序手段了。原初精神意义浸失,而 落于机械化形式化,枯无趣味。同时复变得顽固强硬,在社会上几乎不许商量,不许怀疑,不许稍微触犯。触犯了,社会就予以严厉之压迫制裁,此时一遇西洋新风气的启发,自非遭到厌弃反抗不可。厌弃就是因为领会不到它的意味,反抗就是不甘服这种强性压迫。假使在当初中国文化方兴,礼俗初成,意趣犹新,自觉未失,则断不会有此。所以其病完全在老衰这点上。

(三)不落实——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何谓现实?何谓理想?现实不外两个字:一是利益之利,又一是力量之力。力量所以求得利益,利益所以培养力量。二者循环发展,可通为一。从身体出发者,所务正在此,是故西洋文化为现实之路。反之,若一发乎理性要求,而不照顾到此,那就是理想了。从心发出的中国文化——中国之社会人生——就恒不免这样。(1)(张东荪先生近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第17页,有下面一段话:

欧人自由主义开始于反抗不自由。例如英国1215年所谓“大宪章”亦仅立若干琐事,都是当时的实在情形。又1789年之“人权法典”,亦只是历举若干件君主侵犯议会的事情,以禁其再犯。我写到此,忽感觉中国的情形恰与西方相反。西方是从实际上把一件一件侵犯自由的事实打消了,顶回去了,然后乃实现抽象的自由之全义。中国自辛亥以来即是由在上者先自己宣布一抽象的自由宪法,而实际上却依然一件一件来破坏人民的自由。

张先生指点在西洋抽象之理念为后出,而中国恰与之相反,自然很对。其仅举辛亥以来为例,盖犹未悟西洋文化是从身体出发,而中国却从心发出来,一则从事到理,理念在后,一则从理到事,理念在先。彼此原来不同也。)慈孝仁义,最初皆不外一种理性要 求,形著而为礼俗,仍不过示人以理想之所尚。然中国人竟尔以此为其社会组织秩序之所寄,缺乏明确之客观标准,此即其不落实之本。例如政治制度,在它即为其礼之一部。说它是专制与说它是民主,同样不恰当。它固不曾以民主为礼,又何曾以专制为礼? 事实上亦许不免于专制,然而那非它本意。从其本意表现得很好之时,便具有高度之理性,不过不甚多见。前曾说中国社会秩序恒自尔维持,若无假乎强制之力,那确有其事,有非西洋社会所能梦见。但治世少而乱世多,像西欧国家可以近二百年无内乱者,又非我们所能梦见了。谈中国文化总不能以其乱世作代表,而要举其治道治世来说。但这样说,又嫌理想有余,事实不足。又我常说:中国之民主存于理(理念),西洋之民主存于势(形势)。存于理者,其理虽见,其势未成,纵然高明,不能落实。存于势者,其势既成,其理斯显,虽或了无深义,却较稳实。这就为西洋是从现实(利与力)中发展出理性来的,而中国人却讳言力,耻言利,利与力均不得其发展。离现实而逞理想。卒之,理想自理想,现实自现实,终古为一不落实的文化。

(四)落于消极亦再没有前途——与其不落实之病相连者,尚有一病,就是落于消极。政治为力之事,然而不独为力之事,没有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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