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工具(见上章),世人以功利目之,岂无由哉!至于中国不能离术而有学,当然是冷静不足。但冷静不足 有二,一为通例,一为变例。张君又未及辨。身体势力方强,头脑未进于理智,是为古初之通例,中国人显然不属于此。何以言之?(一)身体势力方强,头脑未进于理智,最 好之例是甄克斯《社会通诠》所述西洋人,当民治初起,还不晓得投票时,那种开会表决,那种选举竞争。——请回看上章所引录。窃恐在中国早不会有这样事情。反之,温文尔雅,雍容揖让,以理性代冲动,在中国却见之最早。老实说,自周孔之礼乐教化以来,中国人的身体势力毋宁是弱而不强了。(二)冷静分析莫如论理、数理。论理学和认识论,在先秦尚有可见,而后来倒没有了。《周髀》《九章》发明何等早,而后来历算倒要靠伊斯兰教和西洋。是知中国不是未进于理智,乃是进而复退。前于第一章讲第八特征,即曾指出科学在中国早有萌芽,无奈其后退而不见。理智未进是通例,倒退不能不说是变例。吾人由(一)可知其非通例,由(二)可定其为变例。
变例怎样发生?中国文化亦如一般之例,先自身体出发。但正在进达理智之际,理性肇 启,理性以无私的情感为中心,是动而非静。于是身体之动,转化为理性之动,本能之情导入于理性之情。若云以此代彼,诚有未能,然出入于二者之间,牵混不清,接连一气,却是极容易的了。坐此而理智不申,冷静不足,冷静不足之由来在此。
从这里便有下列三点情形呈现——
前云“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对物者”,就在这时。此时人与大自然之间,融合相通之意味多,不像西洋那样划分出一个自然界,而人与之相抗。此为中西人生态度一大不同,学者多能言之。(1)(在西洋,人与自然仿佛分离对立,在中国,则人与自然融合。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学讲演会言之。又鲁迅壁下译丛译厨川白村《东西人之自然诗观》,论之最详。张东荪先生近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中说:自然界的独立分出是西洋文化上一大特色一大贡献,亦是此意。中外学者言之者尚多,不备举。)人之所以对物者在知 识,知识之道在分别明确。而中国人则以此(融合相通)之故,其生命中对外求分别求确定之倾向,大为减退。所以中国学术中,恒以浑沦代分明,以活动代确定,亦即是以思想代知识。物生于知识,知识生于物。中国人不倾向知识,亦就失去了物。
前云“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就在此时。此时人与人之间,其生命相联相通之一硕面易得流露,所以人对人的问题就不致全为人对物的问题所掩盖。当人类文化初期,争求生存,对物问题居先,即遇到人,亦以对物者对之。一般说:人对物问题是掩盖了人对人问题的,独中国不同。如我所说,第二问题暨第二态度中国很早萌露;如亡友万君所说,中国文化特色在把安的问题提到养的问题之上(见第十一章),都是指此。修己安人的学问和“士”之一项人,亦都生于此。一切请回看前文,此不重叙。以在人生第一问题尚未解决之下,遽尔如此,故为忽略于物。
前云“不再向物进攻,亦无从攻得入”,就在此时。此时由第二问题引起第二态度,由通常之向外看转而向里。有如旧著所说:
两眼向外看,则所遇为静的物质,为空间(其实化宇宙为物质,化宇宙为空间耳。曰遇 物质,遇空间,特顺俗言之),为理智分析区划所最洽便适用之地。转回来看自己,则 所遇为动的生命,为时间(一新意义之时间,非俗常所说分段的时间),为理智分析区划所最不便适用之地。西洋天才英伟之伦,心思聪明向外用去,自就产生了物质科学和科学方法,更以科学方法普遍适用于一切。而中国天才英伟之伦,则心思聪明反用诸其身 ……(下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第77页)
心思聪明反用诸其身,即是不再向物进攻。以习于反身理会动的生命之故,纵然仰观俯察,而观点已换,思路不同,对物即无从攻得入。——用张东荪先生的话:只是“横牵联”,不作“直穿入”。
末后要说:唯西洋有其宗教,斯有其科学。习俗但见宗教科学之相冲突,而不知其间线索之正相联。东荪先生在《知识与文化》上既加以申论,并援以西哲为证:
斯宾格拉告诉我们说,自然科学的前身是宗教(The Decline of the West。 vol。 I。 p。 380)。怀特海亦说:近世科学之发生与中世纪宗教信仰有关。西方学者对于这点,似 早有明切认定,我不必再引为是自我作古了。科学既是从宗教来的,则可知在西方文化上二者乃是一枝并蒂花。(见原书录三第九段)
这大都是从思路上说。事实上,当初科学研究及其传播,岂不又是得力于教会教士们? 尤有不可不知者:科学进步是属于知识一面的事。在一社会中,这一面所以能有进步,端在其众人情志一面之能安稳而向前,而此在西洋却全靠其宗教。若没有宗教作文化中心以维系其社会,则近世科学之发生发展又是不可想象的。对照中国,则由理性早启而宗教缺乏,与其无科学,亦正是一贯的事情。
二 长于理性短于理智
中国人既理性早启,冷静不足,展转相引,乃愈来愈长于理性,愈短于理智。西洋人反此,他们恰是长于理智而短于理性。试为勘对,事实昭然——
(一)在中西文化彼此交流上,中国固曾以一些物质发明传给西洋,那只为我们文化之开发早于他们一步。其后便不然了。十七世纪(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东来传教,中国所欢迎的是他们带来作见面礼的物质文明——天文学、数学、物理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理学、医学及其他技术等,而却不是那人生方面的宗教。十八世纪为西洋所衷心崇拜的中国文化,全在其人生方面的社会理想、伦理组织、政治制度等,虽那些德国人法国人将中国社会一切都理想化了,但亦知道自然科学在中国之不足。十九世纪以来,此种形势一直未改,不过中国人于震惊西洋物质文明之余,更在社会人生一面失去自信罢了。19 20年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上讲演,亦还是说“中国一向多理会人事,西洋一向多理会自然”,今后当谋其融合沟通。(1)(民国九年杜威博士来华,在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上讲演,特致此意。当时张申府曾拟译为“天人合一”,似亦未善。)体认情理 者为理性,考验物理者为理智。中西各有偏长,此可见者一。
(二)西洋之向知识发展者,更还而追穷分析到知识自身,是即康德以来之认识论,认识此认识,冷静复冷静,达于理智之最高点。偏乎理性一边之中国,则不尚知识而重情义,发展至王学(王阳明之学)乃造其极。王学讲良知,尚力行(知行合一)。良知则无所取于后天知识,力行则反冷静。良知之知,千变万化总不出乎好恶,力行之行,唯指此好恶之贯彻实践,亦不及其他。中西两方遥遥相对,各趋向于一极端,此其可见者二。
(三)西洋人自古依凭宗教,知有罪福不知有是非,知有教诫不知有义理。中国则自古宗教不足,而以孔孟极力启发人之自觉向上,从来是要凭良心讲理的。凡我们之有所不敢为者,内恧于不合理,知其非也。西洋人则惧于触犯教诫,得罪于神。在欧洲,一个不信宗教的人将是任意胡为、没有道德的人。所以罗素游中国后,曾深深叹异中国人没有 “罪”(Sin)的观念。又说:在中国“宗教上之怀疑”,并不引起其相当的“道德上之 怀疑”,有如欧洲所习见者。(2)(罗素著《中国之问题》第35页及第189页。)此其理性之长短,岂不昭然?直待后来宗教改革,人们意识乃见觉醒。然在西洋之所谓“理性主 义”,其大陆哲学之所谓“理性派”,其史家所指目十八世纪之为“理性时代??,要皆心思作用之抬头活跃而特偏于理智之发挥者,于此所谓理性,尚不甚显。试看其近代人生风气丕变者,曾不外一变于逐求现世幸福而可知。哲学虽代宗教而兴,但最流行的是功利思想之哲学,如所谓乐利主义、幸福主义,以至后来之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等皆是。其必要确立个人自由、保障个人权利,正为划清各自欲望活动分限,而得遂其活动。讲经济,则从欲望以出发。讲法律,则以权益为本位。论到政治,则不过求公私欲望之满足。总之,人生以欲望为本,而运用理智,计算得失而已。其不同于中古者,只在以利害代罪福,以法律代教诫。然利害观念和罪福观念,原属一条脉路,变而未变。对于义利是非,向上一念,岂不依然缺乏?中国民族精神如第七章讲,正是“向上之心强, 相与之情厚”,彼此理性长短,此其可见者三。
(四)中国人好讲理,乃于各宗教不复沾滞在其特殊名家、具体仪文、表面关系等,而理会其道理。每有人想把各大宗教融合沟通,在昔则有所谓“三教同源”,在今则有所谓 “五教合一”,其他类此者甚多。他们总喜欢说:教虽不同,其理则一。此固不免笼统可笑,然正见其是直接地信理,间接地信教。即此抽象理解力,可为其理性发达之征。但理性发达,并不足补救其短于理智,许多幼稚可笑之迷信,依然可流行于读书人之间。反之,在西洋虽不能以道德代宗教,却可有科学以代迷信。两方互有短长,此其可见者四。
(五)讲理与斗力,二者互不相容。中国人在相争之两造间,若一方先动武,旁观者即不直其所为,虽于本来有理者亦然。因情理必从容讲论而后明,一动武即不讲理,不讲理即为最大不是。此耻于用暴之美德,外国有识之士如罗素曾深致叹服:
世有不屑于战争(too proud to fight)之民族乎?中国人是已。中国人天然态度,宽容 友爱,以礼待人,亦望人以礼答之。道德上之品行,为中国人所特长。(中略)如此品性之中,余以其“心平气和”(pacific temper)最为可贵。所谓心平气和者,以公理而非以武力解决是已。(罗素《中国之问题》第192页,中华书局出版)
罗素此叹,正是自悟其西洋之短。往古文化浅之人,冲动强而理性短,于彼此相争之际,不能论辩以明其是非,辄以斗力决曲直。此风在欧洲直至近代初期,犹未尽除,既行于私人彼此之间,亦且行于公众。看甄克斯《社会通诠》便可晓得。前引其所叙旧时选举竞争之事,即其一例。在他书中说:
胜者得之,负者噤若。
两造相持,得请一斗为决,虽或曲胜直败,无后言。
这正合了“有力者就是有理”(Might is right)那句话。文明既进,血斗似不复见,然而工业上劳资之两方,此以罢工为手段,彼以闭厂为武器,依然是不决于理而决于力,以胜负定是非。风气移人,今日中国少年口里笔下亦爱用斗争一词,完全模仿布尔塞维克而来,北伐以前犹未见也。中西理性长短,此其可见者五。
以上五点虽云未尽,可得其大要。但假如我们想指出西洋在理性上有优于中国之处,却亦有一点可指。那就是:他们理性虽浅,却是随着其社会形势之开展而次第开发,并不像我们是早熟的。早熟的,常常蕲向虽明,而事实多有不逮。常常只见于少数人之间,而不能普遍于社会,尤其缺乏客观保证,不免于反复。次第开发者,从事到理,心随身来,稳定可靠,便不致如此。关于此方早熟之为病,向下续有说明。
三 陷于盘旋不进
前讲中国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源于产业革命之不见(第十一章)。现在又可看出产业革命之不见,源于无科学,盖从心思上之中西分途,其文化之后果便全然两样,中国虽于其途尚未大分之时,有科学之萌芽,而当其途既分之后,科学卒以夭折,不能再有。同时,就专以修己安人为学问,而农工商业一切技术则不入于学问,被划出于劳心者注意圈外。学术研究之题材既隘,又以不易捉摸之生命为对象,遂盘旋而不得进。同时,农工商诸业得不到学术研究以推动之,亦不能有进步。此两者以分离而同蹈绝境,中国人在人生第一问题上乃留滞于产业革命以前。
试更取西洋对照作表以明之——
西 洋 中 国
心思偏于理智 心思偏于理性
满眼所见皆物,不免以对 忽失于物,而看重人。
物者对人。
科学大为发达。 科学不得成就。
科学研究与农工商诸般事 把农工商业划出学术圈外。
业相通,相结合。
学术研究促进了农工商业, 学术研究留滞于所到地步,
农工商业引发了学术研究, 一般经济亦留滞于所到地步。
学术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