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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然不能说旧日中国是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却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这就为:
一、独立生产者之大量存在。此即自耕农、自有生产工具之手艺工人、家庭工业等等。 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试与英国人百分之九十为工资劳动者,而百分之四 为雇主者相对照,便知其是何等不同。
二、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 于一部分人之手。然在英国则集中在那百分之四的人手中,殆难免于固定。
三、政治上之机会亦是开放的。科举考试且注意给予各地方以较均平之机会。功勋虽可 荫子,影响绝少,政治地位未尝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今虽无统计数字可资证明 ,推度尚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英国情形为好。英国虽则选举权逐步开放,政治机 会力求均等;然据调查其1905年以上半个世纪的情形(1)(此参取英人所著《苏联的民主 》第319—334页所述,书为邹韬奋译,生活书店出版。),内阁首相及各大臣、外交官 、军官、法官、主教、银行铁路总理等,约百分之七十五还是某些世家出身。他们几乎 常出自十一间“公立学校”和牛津、剑桥两大学。名为“公立学校”,其实为私人收费 很重的学校。普通人进不去,而却为某一些家庭祖孙世代读书之地。
所以近代英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旧日中国却不是。此全得力于其形势分散而上下流 通。说它阶级不存在,却不是其间就没有剥削,没有统治。无剥削即无文化,其理已说 于前。人类平等无阶级社会尚未出现,安得而无剥削无统治?所不同处,就在一则集中 而不免固定,一则分散而相当流动。为了表明社会构造上这种两相反之趋向,我们用“ 职业分途”一词来代表后者,以别于前之“阶级对立”。
于此,有两层意思要申明:
一、如上所说未构成阶级,自是中国社会之特殊性;而阶级之形成于社会间,则是人类 社会之一般性。中国其势亦不能尽失其一般性。故其形成阶级之趋势,二千年间不绝于 历史。同时,其特殊性亦不断发扬。二者迭为消长,表见为往复之象,而未能从一面发 展去。
二、虽未能作一面发展,然其特殊性彰彰具在,岂可否认?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而第从 其一般性以为说者,不为知中国。我于不否认其一般性之中,而指出其特殊性,盖所以 使人认识中国。
在第一章中,曾提到一句笑话:“若西洋是德谟克拉西,则中国为德谟克拉东。”在近 代英国——这是西洋之代表——其社会及政治,信乎富有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但旧日中 国亦有其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他且待详于后,即此缺乏阶级讵非一证?若指摘中国,以 为不足;则如上所作中英社会之比较,正可以严重地指摘英国。所以只可说彼此表见不 同,互有短长。亦犹之英国与苏联,此重在政治上之民主,彼重在经济上之民主,各有 其造诣,不必执此以非彼也。
第九章 中国是否一国家
第九章 中国是否一国家
一 中国之不像国家
第一章列举中国文化特征,曾以中国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列为其中之一(第十一特征)。中国何以会这样特殊,这就为一般国家都是阶级统治;而中国却趋向职业分途,缺乏阶级对立,现在就这问题一为申论。
中国之不像国家,第一可从其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见之。此即从来中国政治上所表见之消极无为。历代相传,“不扰民”是其最大信条;“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富有实际从政经验,且卓著政绩如明代之吕新吾先生(坤),在其所著《治道篇》上说:
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见《呻吟语》)[517z小说网·。517z。]
这是心得,不是空话。虽出于一人之笔,却代表一般意见;不过消极精神,在他笔下表出的格外透彻而已。所以有一副楹联常见于县衙门,说“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知县号为“亲民之官”,犹且以勿相往来诏告民众,就可想见一切了。
事实上,老百姓与官府之间的交涉,亦只有纳粮,涉讼两端。河北省民间谚语,说“交了粮、自在王”,意思是:完过钱粮,官府就再管不到我(亦更无其他管制)。至于讼事,你不诉于官,官是不来问你的。不论民刑事件,通常多半是民间自了(详后)。近代以前的西洋社会,多数人没有自由;而昔日之中国人却可说是自由太多——孙中山先生有此语。古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或出文 人想象,未必实有此谣。然而太平有道之世,国与民更仿佛两想忘,则是中国真情。
这种无为而治,如其不是更早,说它始于西汉总是信而有征的。当时相传曹参为相而饮酒不治事,汲黯为太守而号曰“卧治”,如此一类有名故事可见。但我们不可就信他们只是受黄老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于此时慢慢展开,其需要无为而治的形势(详第十章),就被明眼人发见了。
前引长谷川如是闲的话“近代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而不知中国人却早已把它当作不必要之恶”,正是指此而说的。
复次,中国之不像国家,又可于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之。国家功能,一面是对内,一面是对外。中国对内松弛,对外亦不紧张。照常例说,国际对抗性之强弱似与其国力大小不无相关。然在中国,国力未尝不大,而其国际对抗性却总是淡的,国际对抗性尽缺乏,而仍可无害于其国力之增大。此缺乏国际对抗性,有许多事实可见。——
第一就是疏于国防。例如沿海港口,为国际重要秘密,引水权绝无委诸外人者。内河航行,允准外人充当向导,尤为世界所未闻。清光绪十年(1884)中法之役,法军航深入闽江,即系由中国海关颁给执照之美国人引水。事载慕尔氏之国际公法,各国学者引为奇谈。据说在中国海关注册为轮船引水者,外国人约占半数。然这不过是其一端;类此不讲国防之事例,大约要数出十件八件亦不难。
第二就是户籍地籍一切国势调查,中国自己通统说不清。这原是国际对抗的本钱家当,时时要算计检讨,时时要策划扩充的。自家竟然一切不加清理,足见其无心于此。不知者或以为中国人头脑知识尚不及此,那便错了。史称“萧何入关,收秦图籍”,那正是此物。其实早在先秦战国,便已有之。不过在二千年后,倒不加讲究罢了。
第三就是重文轻武,民不习兵,几于为“无兵之国”。所以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据雷海宗教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所指出之“中国自东汉以降为无兵的文化”,列以为中国文化特征之一(第十二特征)。盖立国不能无兵;兵在一国之中,例皆有其明确而正当之地位。封建之世,兵与民分,兵为社会上级专业;中国春秋以前,合于此例。近代国家则兵民合一,全国征兵;战国七雄率趋于此,而秦首为其代表,用是以统一中国。但其后两千年间,不能一秉此例,而时见变态。所谓变态者:即好人不当兵;当兵的只有流氓匪棍或且以罪犯充数,演成兵匪不分,军民相仇之恶劣局面。此其一。由此而驯至全国之大,无兵可用。有事之时,只得借重异族外兵,虽以汉唐之盛,屡见不鲜,习为常事。此其二。所谓无兵者,不是没有兵,是指在此社会中无其确当安排之谓。以中国之地大人多,文化且高于四邻,而历史上竟每受异族凭陵,或且被统治,讵非咄咄怪事。无论其积弱之因何在,总不出乎它的文化。看它的文化非不高,而偏于此一大问题,少有确当安排,则谓之“无兵的文化”,谓其积弱正坐此,抑有何不可?颇有学 者不同意雷说(1)(对于雷氏中国无兵之说,论者多不同意,《思想与时代》月刊有张其昀教授《二千年来我国之兵役与兵制》一文,即其一。),从历史引出许多证据,以明 其不然。其实至多不过证明常态变态相间互见,固不能把变态否认掉。中国历史原多往复之象,尽管未曾一变到底,而变态之发见不亦尽够严重了吗?即此已尽足显示其文化 之特殊,有大可注意论究者在。在这里则至少见出国际对抗性之特弱,与其大有可观之国力(地大、人多、文化高),绝不相称。
最后,则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于此,梁任公先生言之甚早。——
——夫国家也者,对待之各辞也。标名某国,是必对于他国然后可得见;犹对他人,始见有我也。……非有国而不爱,不名为国,故无所用其爱。……外族入主而受之者,等是以天下人治天下事而已。既无他国相对峙,则固当如是。(下略)(见《饮冰室文集》 《中国之前途与国民责任》一文)
(上略)其向外对抗之观念甚微薄,故向内之特别固结亦不甚感其必要,就此点而论,谓中国人不好组织国家也可,谓中国人不能组织国家也可。无论为不好或不能,要之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彰彰甚也。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深入人心;以二千年来历史校之,得失盖参半。常被异族蹂躏,是其失也;蹂躏我者不久便同化,是其得也。最后总结算,所得犹足偿所失而有余。盖其结果,常增加“中国人”之组成分子,而其所谓“天下”之内容,乃日益扩大也。欧洲讫今大小数十国,而我则久成一体,盖此之由。(见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一章)
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国家”、“社会”等等,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旧有“国家”两字,并不代表今天这涵义,大致是指朝廷或皇室而说。自从感受国际侵略,又得新概念之输入,中国人颇觉悟国民与国家之关系及其责任;常有人引用顾亭林先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话,以证成其义(甚且有人径直写成“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这完全是不看原文,原文是: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 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中略)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此出顾乐《日知录》论正如风俗一段。原文前后皆论历代风俗之隆污,完全是站在理性文化立场说话。他所说我们无须负责的“国”,明明指着朝廷皇室,不是国家;他所说我们要负责的“天下”,又岂相当于国家?在顾氏全文中,恰恰没有今世之国家观念存 在!恰相反,他所积极表示每个人要负责卫护的,即不是国家,亦不是种族,却是一种 文化。他未曾给人以国家观念,他倒发扬了超国家主义。
“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这是中国思想正宗,而顾先生所代表者正是这个。它不是国家至上,不是种族至上,而是文化至上。于国家种族,仿佛皆不存彼我之见;而独于文化定其取舍。九十年前,曾、胡所以号召国人抗御洪、杨,共讨洪、杨者,就是站在此文化立场说话。(1)(太平天国之役,在洪、杨方面所发檄文以讨胡为名,标榜种族主义;而曾、胡方面所发檄文,则据文化立场指斥对方。其原文,在近代史料可查。结果前者卒被后者消灭。盖洪、杨宗教之幼稚,其所为多不合 于固有文化意识,实为不能成事之根本。其消灭,绝非清朝能灭之也。)而太平天国之 所以命定地失败,亦正为它违反固有风教之故。三十年前,我先父亦即以痛心固有文化 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2)(关于著者先父之事,具详《桂林梁先生遗书》,商务印 书馆出版。捐生前夕,所遗敬告世人书,告儿女书等多缄,均影印在内。其要语云:国 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 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