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都以冷静著称。但相反之中，仍有相同之 点。即情理虽著见在感情上，却必是无私的感情。无私的感情，同样地是人类超脱于本 能而冷静下来的产物。此在前已点出过了。
总起来两种不同的理，分别出自两种不同的认识：必须屏除感情而后其认识乃锐入者， 是之谓理智；其不欺好恶而判别自然明切者，是之谓理性。
动物倚本能为活，几无错误可言，更无错误之自觉；错误只是人的事。人类是极其容易 错误的，其错误亦有两种不同。譬如学校考试，学生将考题答错，是一种错误——知识 上的错误。若在考试上舞弊行欺，则又是另一种错误——行为上的错误。前一错误，于 学习上见出低能，应属智能问题；后一错误，便属品性问题。智能问题于理智有关；品 性问题于理性有关。事后他如果觉察自己错误，前一觉察属于理智，后一觉察发乎理性 。
两种不同的错误，自是对于两种不同的理而说。我们有时因理而见出错误来，亦有时因 错误而肯定其理。特别是后一种情理之理，乃是因变而识常；假若没有错误，则人固不 知有理也。理为常，错误为变；然却几乎是变多于常。两种错误，人皆容易有，不时地 有。这是什么缘故？盖错误生于两可之间（可彼可此），两可不定，则由理智把本能松开 而来。生命的机械地方，被松开了；不靠机械，而生命自显其用；那自然会非常灵活而 处处得当，再好没有。但生命能否恒显其用呢？问题就在此了。若恒显其用，就没有错 误。却是生命摆脱于机械之后，就有兴奋与懈惰，而不能恒一。那松开的空隙无时不待 生命去充实它；一息之懈，错误斯出。盖此时既无机械之准确，复失生命之灵活也。错 误虽有两种，其致误之由，则大都在是。人的生命之不懈，实难；人的错误乃随时而不 可免。
不懈之所以难，盖在懈固是懈，兴奋亦是懈。何以兴奋亦是懈？兴奋总是有所引起的。 引起于彼，走作于此；兴奋同样是失于恒一。失于恒一，即为懈。再申明之：本能是感 官器官对于外界事物之先天有组织的反应；理智是本能中反乎本能的一种倾向，即上文 所说“松开”。生命充实那松开的空隙，而自显其用，是为心。但心不一直对外，还是 要通过官体（感官器官）而后显其用。所不同者，一则官体自为主，一则官体待心为主。 其机甚妙，其辨甚微。要恒一，即是要恒一于微妙，这岂是容易的？微妙失，即落于官 体机械势力上，而心不可见。兴奋懈惰似相反，在这里实相同。
抑错误之严重者，莫若有心为恶；而无心之过为轻。无心之过，出于疏懈。有心为恶， 则或忿或欲隐蔽了理性，而假理智为工具，忿与欲是激越之情所谓“冲动”者。冲动附 于本能而见，本能附于官体而见。前已言之，各种本能皆有所为，即有所私的；而理性 则无所为，无所私。前又言之，理智理性为心思作用之知情两面，而所贵乎人类者，即 在官体反应减弱而心思作用扩大，行为从容而超脱，是故忿俗隐蔽理性而假理智为工具 者，偏私代无私而起，从容失没于激越，官体自为主而心思为之役也。心思作用非恶所 在，抑且为善之所自出。官体作用非恶所在，抑善固待其行动而成。在人类生命中，觅 恶了不可得。而卒有恶者，无他，即此心思官体颠倒失序而已。一切之恶，千变万化， 总不出此一方式。洎乎激越者消停，而后悔焉，则理性显而心思官体复其位也。是故， 人之不免于错误，由理智（松开）；人之不甘心于错误，由理性（无私）。
两种错误人皆容易有，不时地有。然似乎错在知识者问题小，错在行为者问题大，试看 世界上到处发生纠纷，你说我不对，我说你不对，彼此责斥，互相争辩，大率在于后者 。而由错误所引起的祸害，亦每以后者为严重。今日科学发达，智虑日周，而人类顾有 自己毁灭之虞，是行为问题，不是知识问题；是理性问题，不是理智问题。
三 中国民族精神所在
我常常说，除非过去数千年的中国人都白活了，如其还有他的贡献，那就是认识了人类 之所以为人。而恰恰相反地，自近代以至现代，欧美学术虽发达进步，远过前人，而独 于此则甚幼稚。二十多年来我准备写《人心与人生》一书，以求教当世；书虽未成，而 一年一年果然证实了我的见解。在学术发达，而人祸弥以严重之今日，西洋人已渐悟其 一向皆务为物的研究，而太忽略于人，以致对于物所知道的虽多，而于人自己却所知甚 少。（1）（《观察周刊》第1卷2期，潘光旦著《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一文，说目前的学 术与教育，已经把人忘记得一干二净，人至今未得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落在三不管地 带。美国人嘉瑞尔（Alexis Carrel）著《未了知之人类》（Man#the unknown）一书，亦有 概乎此而作也。）最近学者乃始转移视线，而致力乎此，似乎还谈不到什么成就。
何以敢说他们幼稚呢？在现代亦有好多门学问讲到人；特别是心理学，应当就是专来研 究人的科学。但心理学应该如何研究法，心理学到底研究些什么（对象和范围），各家各 说，至今莫衷一是。这比起其他科学来，岂不证明其幼稚！然而在各执一词的学者间， 其对于人的认识，却几乎一致地与中国古人不合，而颇有合于他们的古人之处。西洋自 希腊以来，似乎就不见有人性善的观念；而从基督教后，更像是人生来带着罪过。现在 的心理学资借于种种科学方法，资借于种种学所得，其所见亦正是人自身含着很多势力 ，不一定调谐。他们说：“现在需要解释者，不是人为什么生出许多不合理的行为，而 是为什么人民然亦能行为合理。”（2）（语出心理学家麦独孤（McDougall），麦氏擅说本 能，亦被玄学之讥。）此自然不可与禁欲的宗教，或把人身体视为罪恶之源的玄学，视 同一例；却是他们不期而然，前后似相符顺。
恰成一对照：中国古人却正有见于人类生命之和谐。——人自身是和谐的（所谓“无礼 之礼，无声之乐”指此）：人与人是和谐的（所谓“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者在 此）；以人为中心的整个宇宙是和谐的（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赞天 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等等）。儒家对于宇宙人生，总不胜其赞叹；对于人总看得十分 可贵；特别是他实际上对于人总是信赖，而从来不曾把人当成问题，要寻觅什么办法。
此和谐之点，即清明安和之心，即理性。一切生物均限于“有对”之中，唯人类则以“ 有对”超进于“无对”。清明也，和谐也，皆得之于此。果然有见于此，自尔无疑。若 其无见，寻求不到。盖清明不清明，和谐不和谐，都是生命自身的事。在人自见自知， 自证自信，一寻求便向外去，而生命却不在外。今日科学家的方法，总无非本于生物有 对态度向外寻求，止于看见生命的一些影子，而且偏于机械一面。和谐看不到，问题却 看到了。其实，人绝不是不成问题。说问题都出在人身上，这话并没有错。但要晓得， 问题在人：问题之解决仍在人自己，不能外求；不信赖人，又怎样？信赖神吗？信赖国家 吗？或信赖……吗？西洋人如此，中国人不如此。
孔子态度平实，所以不表乐观（不倡言性善），唯处处教人用心回省（见前引录《论语》 各条），即自己诉诸理性。孟子态度轩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其所谓“心之官则思” ，所谓“从其大体……人其小体”，所谓“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岂非皆明 白指出心思作用要超于官体作用之上，勿为所掩蔽。其“理义悦心，刍豢悦口”之喻， 及“怵惕”“恻隐”等说，更从心思作用之情的一面，直指理性之所在。最后则说“无 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何等斩截了当，使人当下豁然无疑。
日本学者五来欣造说：在儒家，我们可以看见理性的胜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 神，不是君主，不是国家权力，并且亦不是多数人民。只有将这一些（天、神、君、国 、多数），当做理性之一个代名词用时，儒家才尊崇它。这话是不错的。儒家假如亦有 其主义的话，推想应当就是“理性至上主义”。
就在儒家领导之下，二千多年间，中国人养成一种社会风尚，或民族精神，除最近数十 年浸浸澌灭，今已不易得见外，过去中国人的生存，及其民族生命之开拓，胥赖于此。 这种精神，分析言之，约有两点：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
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的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的心，要求公平合理的心，拥护正 义的心，知耻要强的心，嫌恶懒散而喜振作的心……总之，于人生利害得失之外，更有 向上一念者是，我们总称之曰：“人生向上。”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 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见其所失。在中国古人，则谓之“义”，谓 之“理”。这原是人所本有的；然当人类文化未进，全为禁忌（taboo）、崇拜、迷信、 习俗所蔽，各个人意识未曾觉醒活动，虽有却不被发见。甚至就在文化已高的社会，如 果宗教或其他权威强盛，宰制了人心，亦还不得发达。所以像欧洲中古之世，尚不足以 语此。到近代欧洲人，诚然其个人意识觉醒活动了，却惜其意识只在求生存求幸福，一 般都是功利思想，驰骛于外，又体认不到此。现代人生，在文化各方面靡不迈越前人， 夫何待言；但在这一点上，却丝毫未见有进。唯中国古人得脱于宗教之迷蔽而认取人类 精神独早，其人生态度，其所有之价值判断，乃悉以此为中心。虽因提出太早牵掣而不 得行，（1）（关于此两点提出太早，牵掣不得行之故，在后面第十三章有说明。）然其风 尚所在，固彰彰也。
在人生态度上，通常所见好像不外两边。譬如在印度，各种出世的宗教为一边，顺世外 道为一边。又如在欧洲，中古宗教为一边，近代以至现代人生为一边。前者否定现世人 生，要出世而禁欲；后者肯定现世人生，就以为人生不外乎种种欲望之满足。谁曾看见 更有真正的第三条路？但中国人就特辟中间一路（这确乎很难），而殊非斟酌折衷于两边（ 此须认清）。中国人肯定人生而一心于现世；这就与宗教出世而禁欲者，绝不相涉。然 而他不看重现世幸福，尤其贬斥了欲望。他自有其全副精神倾注之所在：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以上均见《 论语》）
试翻看全部《论语》，全部《孟子》，处处表见，如此者不一而足，引证不胜其引证。 其后“理”“欲”之争，“义”“利”之辨，延二千余年未已。为中国思想史之所特有 ，无非反复辨析其间之问题，而坚持其态度。语其影响，则中国社会经济亘二千余年停 滞不进者，未始不在此。一直到近代西洋潮流输入中国，而后风气乃变。
儒家盖认为人生的意义价值，在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宽泛言之，人生向 上有多途：严格地讲，唯此为真向上。此须分两步来说明：第一，人类凡有所创造，皆 为向上。盖唯以人类生活不同乎物类之“就是这么一回事”也，其前途乃有无限地开展 。有见于外之开展，则为人类文化之迁进无已；古今一切文物制度之发明创造，以至今 后理想社会之实现，皆属之。有存乎内之开展，则为人心日造乎开大通透深细敏活而映 现之理亦无尽。此自通常所见教育上之成就，以至古今东西各学派各宗教之修养功夫（ 如其非妄）所成就者，皆属之。前者之创造在身外；后者之创造，在生命本身上。其间 一点一滴，莫不由向上努力而得，故有一于此，即向上矣。第二，当下一念向上，别无 所取，乃为真向上。偏乎身外之创造者遗漏其生命本身，务为其本身生命之创造者（特 如某些宗教中人），置世事于不顾。此其意皆有所取，不能无得失之心，衡以向上之义 犹不尽符合。唯此所谓“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其理存于我与人世 相关系之上，“看到”即看到我在此应如何；“向上实践”即看到而力行之。念念不离 当下，唯义所在，无所取求。古语所谓圣人“人伦之至”者，正以此理不外伦理也。此 与下面“相与之情厚”相联，试详下文。
人类生命廓然与物同体，其情无所不到。所以昔人说：
（上略）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隐恻之心焉；是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