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问:“现在乡里有什么收入?”
乡长说:“不让乱收费了,各种提留也没有了,能够收上来的钱,只有一项计划生育罚款了。其他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花多少钱,都是县财政统一预算,乡里没有单独的预算了。有一些办公费,人头费,都是寅吃卯粮,日子过得轻松不了。”
基层政府的财政困难,靠借债卖地过日子,对这个情况,王一鸣是知道的。因为国家自从在1994年实行中央和地方分税制改革后,几乎所有的优良税种,中央政府都弄到手了,地方上效益好的国有大企业,税收也被收归了中央,而地方上,事情没有少,原来有好多可以收费的项目,都被中央明令取消了,财源一下子少了许多。这就导致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不对等,要干的活多,手中掌握的钱少。怎么办?城市政府还好点,因为手中有地,他们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市场,独家经营,靠哄抬地价,卖地过日子。
到乡镇这一级,发达地区还好些,老少边穷地区,哪里有什么房地产开发,于是只好是捉襟见肘,靠借债过日子。王一鸣在部里时,就了解这些问题,现在的国家,是中央财大气粗,手中有花不完的钱,一个项目,几千亿。而地方上,就成了叫花子一个,到处是到北京跑项目要钱的。这是典型的头重脚轻。
说着话,就到了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连一个院子也没有,就是孤零零的两间屋子。王一鸣看那房屋,是用木板拼的,由于木板不规则,有的地方,露出有鸡蛋大小的洞。上面盖着石棉瓦。这样的房屋,雨下得大了,是挡不住的。到了冬天,更不挡风。甚至风刮的大了,屋顶就被掀翻了。
男主人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个子很矮,腰弯着,脸上的皮肤,像是核桃皮,又粗又糙,两个眼睛,浑浊着,脸上的表情,是木讷的,见了人,也不会主动打招呼,只是傻傻的笑着。
村支书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老莫,省委王书记看你来了。你还不快说谢谢!”
那叫老莫的男人连忙笑着说:“好,好,共产党好,政府好,感谢政府,感谢领导。”
话说的挺顺溜,和电视上经常见到的差不多,估计他一年到头,都要说上那么几次,多次排演过了。
王一鸣和他握了握手,他的手粗糙的要命,握着像是握住了一个树根。握了一下,后面陪同的省扶贫办的主任,连忙把一个用大红纸贴着的信封,递给王一鸣,信封上写着“慰问金伍佰元”几个字。
王一鸣把信封交到老莫手上,老莫一眼就看到五百元几个字了,心里一激动,腿就软了,立马就跪了下来,向王一鸣和大家,磕了一个头,嘴里说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王一鸣连忙把他拉起来,老莫站在旁边,手还在激动的发抖,后面的同志,忙递过来一桶花生油,一袋米。老莫抱着东西,脸上乐开了花。脸上的皱纹,拧成了一道道的沟壑。
王一鸣看着老莫,心里是五味杂陈。他想起鲁迅写的文章,说我们中国人,是很容易做奴隶的,有的时候,当了奴隶,还很欢喜。假如有一种势力,不把人当人,等同于牛马,或者连牛马也不如。突然有一天,你给他一个牛马的价钱,那许多人,就要山呼万岁了。这个老莫,已经被贫穷的生活,折磨的没脾气了,得了这一些好处,都欢喜的要命。想起了每年春节前后的电视上,做大领导的,都要下去,给谁送了一些东西,基层的老百姓,都是欢天喜地,这样的把戏,演了一年又一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是一个套路,领导们一届一届的演,老百姓一年一年的跪,真是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时代。假如鲁迅先生活着,不知道当作何感想!
电视台的记者,忙把这个镜头,拍摄到摄像机里。
王一鸣又走进屋子里,抬头看了看,梁柱上挂着一串串的玉米棒子,屋里几乎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几个破木凳子,一个破木桌子,上面连油漆都没有。在屋子的角落里,几块石头上,架了一个铁锅,旁边放了几把柴火,两个塑料盆,里面放了几个碗,旁边一个塑料桶,里面有半桶水。
一个瓦缸里,放了半缸米。靠墙角的地方,放了一张木床,上面有一张草席,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堆着一些棉絮。上面还有乱七八糟的几件衣服。
这些就是这个叫老莫的男人,全部的家当了。
王一鸣问旁边的村支书说:“他就一个人?”
村支书说:“是,老莫是个五保户。年轻时结过婚,但女方受不了我们这里的穷,没多久就跑了。”
王一鸣问:“像这样的情况村子里有多少?”
村支书说:“多了,附近三个村,光是没老婆的光棍,就有三十多个。本地的女人,知道这里的生活条件,不嫁本地人,她们都千方百计,去了城里或者外地。外地的女人,被骗来了,到这里实际一看,也受不了,呆上个三五天,十天半月,就跑了,太穷,大部分的男人,一辈子找不到自己的老婆。在这里,再丑的女人都是宝贝,在家里说话都算话,男人都要看着女人的脸色说话,因为她一走,你再也找不到了。”
王一鸣问村支书:“你是不是也听你老婆的?”
村支书说:“那肯定了,在这里,女人是领导。”
大家听了,都哈哈笑了。
又看了几家,大同小异。能住的上砖瓦房的,都是好样的了。
大家看了这个村,又上了车,往前走了一公里,又到另一个村子里看了看,这个村在半山腰的一块平地里,进村要翻一个个的丘陵,看着是不远,真正走起来,爬高上低的,也需要半小时。王一鸣戴着草帽,浑身都湿透了。王礼在旁边,到处拍照片的兴趣也没有了,脸上热的,都是汗水。边走着山路,边说:“真热,真累!”
王一鸣说:“你什么都没扛,脖子上就挂着个相机,还嫌累。你看那些扛米拿油的乡干部,还有那些扛摄像机的记者,人家才真累。”
到了地方,才知道,这里住的只有五六户人家。到了几户村民家,看了看,发现家家都是家徒四壁,王一鸣把慰问金和所带的食品发给他们,他们都是一个劲得千恩万谢,说:“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
王一鸣问旁边的村支书,说:“为什么不搞点养殖业?”
村支书说:“交通条件太差了,前些年,村民养殖的猪,想赶到山下去卖,走着走着,连猪都累死了。外面的商贩,也不愿意到村里来收购,就是有东西,也运不出去。实在是没办法。”
王一鸣又看了看他们村子的选址,在一个山坡下,要是一旦发生了泥石流,就是出人命的大事。于是对村支书说:“还是要尽快搬迁,到山下,交通方便的地方,重新建新村。”
村支书说:“还是钱的问题,再说下了山,没有地了,这些人更没办法生存,现在他们好歹一个人还有一亩多地,虽然是山坡地,但还可以种些庄稼,够半年的粮食了,到了山下,地丢了,更难办。”
王一鸣问旁边的省扶贫办主任,说:“像这样的边民,全省有多少?”
省扶贫办主任说:“有十二万多人。沿边境的四个县,都有这种情况。省财政这几年,年年都在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但由于我们是落后地区,财力有限,短期内,还不能完全解决边民的搬迁问题。”
王一鸣问:“要彻底解决,全省需要投入多少钱?”
扶贫办主任说:“这个还没有算过。我们这样估计吧,连搬迁费用加上基本的生活补助,每个人两万元,就是二十四个亿,目前我们省里,拿不出这些钱。”
二十四个亿,在北京,确实不是大数目。我们国家,这些年,喜欢修建一些奇形怪状的标志性建筑,一座下来,就是几十个亿,甚至上百亿。在这些面子工程上,国家似乎有花不完的钱,而一到具体的关系到弱势群体的生活补助上,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没有钱了。这真是个怪圈。我们有钱办大型运动会,开没完没了的这旅游节,那博览会,一个歌星,上台一嗓子,就是几十万。一台晚会,就是在最落后的县市,也拿得出几百万。胡折腾有的是钱,办正事就没钱了,这些当官的,王八蛋真多!
在回程的路上,王礼问王一鸣:“爸爸,这一次,我算是开眼界了,原来我们国家,还有这么贫穷的地方,你想啊,一年才六百五十块钱,他们怎么活吧?!不是比非洲的难民还不如吗?听说他们当难民的,一年下来,就是靠联合国的救济,一天一个人,都有一美元的生活费了。换成人民币,一年下来,也是两千五百多元人民币了,比这些边民强多了。”
王一鸣说:“他们穷?你还没见过更穷的呢!我们国家,在大西北,在沙漠地带,还有一年下来,人均三百多元的地方呢!碰上不好的年景,颗粒无收,就是负收入。”
王礼说:“那怎么办啊?”
王一鸣说:“能怎么办?只能靠救济了。”
王礼说:“我这就不明白了,电视里天天说,我们的经济高速增长,都增长几十年了,我们的人民,怎么还那么多穷人呢?大街上到处都是乞讨的,流浪汉多的是,穿的破破烂烂的,披头散发,在垃圾堆里,捡东西吃,没有一个机构,收留他们,还有那些看不起病的,在街道上等死的,我前几天,和妈妈上街,就捐了几十元钱了。真是救不完的穷人。我看那些外国人,看了这样的情况,都狐疑不解,他们搞不懂,中国的实际情况,怎么和电视里说的,差别那么大。”
王一鸣说:“儿子,我给你说实话,电视里那都是宣传口径,整天说假话,糊弄人,不这样,领导人的面子往哪搁吧,出国访问的时候,到处捐钱,就说不过去了。其实实际情况是,我们的发展,问题重重。日本、德国,甚至我们的邻居韩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都成了发达国家了,普通人的收入,也达到世界水平了,只有我们,高速发展了几十年,石油快抽光了,铁矿石已经枯竭了,煤矿再挖几十年,也基本上枯竭了。所有的矿产资源,能挖的就挖,能卖的就卖,基本上快败干净了,有的现在大部分要靠进口国外的原料,来支撑国内的工业发展了。江河湖海,都污染殆尽了,放眼全国,几乎没有一条大江大河,能够躲过污染这一劫。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现在都变了模样,有的学者形容,过去我们是‘国破山河在’。现在我们是‘国在山河破’。中国人民辛辛苦苦,以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和透支子孙后代的未来为代价,所创造的财富,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我们的汇率制度、金融制度,出口补贴制度,对外开放制度,无偿占有了,我们一天天得到的都是不能用的白条,所谓的美国国债和一些公司的债券。只要美国的美元持续贬值,我们手中所持的美元,早晚会变成一堆废纸,毫无价值!我们被骗子骗的损失惨重啊,超过了1840年以来,所有条约赔款的总和。对这个,你魏正东伯伯,最有研究,他的文章的标题,就是‘抵抗美国的经济侵略,改变殖民经济’。等有时间了我和他吹牛的时候,你在旁边听听,就明白了。现在网上,他火的很呐!”
王礼一听,感兴趣了,说:“爸爸,我回去一定看看网上的文章,想不到魏伯伯,还有这么深刻的思想,你能认识这样的人,真是太棒了!”
王一鸣说:“我们俩,何止是认识!是多年的好朋友了,等有机会,我带你见见他。”
王礼说:“太好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既然国内也有人看出来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是对洋人有利,但为什么还要继续推行那样的政策呢?是不是高层出了问题,有人故意制定这样的政策,里通外国?吃回扣,拿好处,就是老百姓说的,汉奸太多了?”
王一鸣说:“肯定是了,没有家贼,引不来外贼吗!他们之所以敢于这样肆无忌惮的干,就是因为自己的把柄,被外国人掌握着了,他们在国外有大量的存款,老婆孩子都移民到海外了,在国内贪污受贿的财富,都转移到国外去。国外的洋鬼子,多聪明啊,他们有相当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谁账面上有多少钱,他们都监控着呢。只要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就会不住的讹诈,这些人没办法,怕洋鬼子们拿他们的家属、财产说事,更怕把真相向全世界公布,你说这样,那些贪官污吏,还怎么表演吧!老百姓不生吞活剥了他们才怪呢!所以,他们怕死,怕老百姓算账,更怕洋大人把他们抛出来,做替死鬼。一天到晚,做着吃里扒外的事,糊弄一天算一天,反正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没有文化,愚昧,好骗,他们也心存侥幸,认为自己的把戏可以一直演下去。他们大大低估了老百姓的智慧啊,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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