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后吕一民又返回北平，专门组织反对蒋介石的活动，他期望蒋介石下台后国民党的元老派掌权，这样他就能被委以重任。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不但没有下台而且势力一天天的壮大起来。终于，吕一民觉得在仕途上已没有了希望，遂即消沉了下去。所以，当王文经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一下又看到了希望。当晚，吕一民把王文经引到家中盛情款待。当他清楚了王文经的身份和此次来北平招人的事后，即表示愿意听从王文经差遣的愿望。王文经本来就有这样的想法，就告诉吕一民要回天津汇报后才能定。吕一民惟恐会失去这次好机会，夜里就让那个风流少妇陪王文经睡觉，而且还连夜写了誓愿书。第二天早上王文经离开时，吕一民还给王文经的袋里塞了红包。王文经回到天津把吕一民的情况细说后，陈恭澍没多问什么就同意了。
就这样，吕一民到了天津。
吕一民到天津后，按照王文经的吩咐找到了叔伯侄子吕问友，拉拢他一道参加了刺杀吉鸿昌的行动组。此时，陈恭澍根据戴笠的指示，在英租界的巴克斯道秘密地租了幢楼房，开始了对吉鸿昌的暗杀行动。于是，吕一民等化装成小贩，日夜在吉鸿昌住地周围察看情况，伺机动手。吉鸿昌毕竟是从战场上混出来的，当他感到住房周围有异常情况后，就把自己活动的地点移到了法租界里的惠中饭店。后又发现有人跟踪，吉鸿昌就悄悄地把与人聚会的地点转移到了国民饭店。这次搬动，使吕一民等人完全失去了跟踪的目标。陈恭澍得知此情况后心急如焚，把吕一民叫来训斥了一顿后，对下步的工作做了分工。除要吕一民继续侦查吉鸿昌踪迹外，还要吕问友紧紧地盯住任应歧。陈恭澍说：“只要跟住任应歧就一定能找到吉鸿昌。”任应歧在中原大战期间任第八方面军参谋长兼第三军军长，后率领的部队被蒋介石的军队包围，任应歧经化装侥幸逃脱。脱逃后的任应歧寓居天津，结识吉鸿昌后俩人成为挚友，并一起从事抗日和反对蒋介石的活动。果然不出所料，吕问友经多日跟踪任应歧后，在国民饭店二楼的四十五号房间发现了吉鸿昌。陈恭澍获悉后，亲自来到国民饭店的后门，藏在汽车里指挥行动。首先，让王文经在四十五号房的对面开了个房，然后为了明确吉鸿昌在四十五号房间里所在的位置，找了个女的故意在走廊上拍皮球，待饭店里送水的走进四十五号房时有意把皮球挡了进去。接着这个女的以拣球为名走了进去，并看清了吉鸿昌坐的位置和所穿的衣服。她出来后，陈恭澍就下令吕一民和吕问友进四十五号房间执行刺杀任务。也就在这个时候，正在房里打牌的吉鸿昌因一圈牌结束刚好与对面的对换了位置，而且俩人衣服颜色穿的刚好也一样。为此，当吕一民和吕问友进屋后误认为吉鸿昌对面的那个人就是吉鸿昌，举枪便打。吉鸿昌对面那个人当即中弹死亡，而吉鸿昌被跳弹击中右肩。当两吕欲再次开枪时，吉鸿昌急着上前踢掉了吕一民和吕问友手中的枪。这时，吕一民和吕问友俩人慌了手脚，还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拼命地夺门而逃。此时，早就与陈恭澍他们有预谋在先的法工部局的巡捕听见枪声后，马上冲进四十五号房问：“谁是吉鸿昌？”吉鸿昌毫不犹豫作了回答。巡捕要吉鸿昌到工部局走一趟，后见吉鸿昌身上有伤先让其到医院作了简单的包扎后，与任应歧等人一道被带到了工部局。四天后，孔祥熙和宋美龄从绥远来到天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用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后把吉鸿昌押解到了天津警察局。经多次审讯后，吉鸿昌又被秘密押送到了北平，并关进了陆军监狱。
终于，吉鸿昌走完了他壮烈的三十九年人生路。
行刺吉鸿昌的行动结束后，陈恭澍被南京国民政府通令嘉奖，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后又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不久被日伪特工队逮捕后即出卖了军统组织；王文经也因刺杀有功，被任命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不过很快就被日本特务枪杀；吕一民由于在刺杀吉鸿昌时有很好表现，受到戴笠接见后被提升为天津情报组组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当然这已是后话。
戴笠通过其组织对杨杏佛、史量才和吉鸿昌的暗杀，使蒋介石看到了戴笠身上潜在的能力，增加了他对戴笠的信任。但戴笠真正成为蒋介石的心腹，这还得从戴笠参与处理的几起重大事件说起。
第六章
先说福建事变。
一九三二年初，以蔡廷锴为军长的第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沪淞抗战中，英勇杀敌，使日本军队遭到了极其惨重的损失，迫使日本政府三易其帅。虽然，十九路军的举动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士气，但由于蔡廷锴等人抵制了不抵抗政策和坚持抗战的立场，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这年的五月，蒋介石强令十九路军的三个师分别开往江西、安徽和湖北，以此欲削弱第十九路军的影响。对此，蔡廷锴等人据理反对。尽管蒋介石后来修改了命令，但还是把第九路军调往福建。蔡廷锴率十九路军进入福建后，在蒋介石的催逼下，利用福建红军入赣作战的空隙，占领了闽西和闽北两个根据地的不少地方。不久，红军主力由江西东征福建，先在闽西连城等地歼灭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约三个团，继而在闽北又歼灭两个团，并围困廷平、顺昌和将乐等县城，直接威胁福州。
这时，蔡廷锴才明白过来蒋介石是想让红军来消灭十九路军，他这是中了蒋介石的计谋。于是，蔡廷锴毅然决定把“反蒋抗日反共”的方针改为“反蒋抗日联共”，同时采取积极的步骤派人与红军联络，并与红军实现了停战。在此基础上，蔡廷锴与由香港入闽的李济深等反对蒋介石的人士反复商量后，决定举旗成立新政府。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南郊公共体育场召开大会，发表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力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推荐李济深为人民革命政府主席，蔡廷锴等十一人为委员。
福建事变和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在全国以及海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戴笠在福建事变前，已注意到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他曾在福建事变发生的两个月前，就多次下指令给香港区和华南区的特务处的下属组织，要他们密切注意李济深等人活动以及与十九路军之间的密切接触。同时，还抽调大量的特务人员南下，以加强香港区和华南区的力量。为防不测，戴笠还在福建的浦城和厦门成立了两个特务处的直属组，进一步严密了对十九路军的监视。由于戴笠提供的情报及时准确，福建方面的异常情况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多次致电十九路军查问情况，见没有回音后又派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庐山见面，蔡廷锴又以身体有病推辞了。过后，蒋介石又派人给十九路军送去了五十万军费，想以此达到拉拢的目的，但也没能奏效。蒋介石心里明白，如果福建方面有事变，那么广东、广西、四川以及北方的反对蒋介石的势力就会联合起来，到那时这后果就不可设想了。为此，蒋介石又派出自己的座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会面，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座机到福州后就被扣留了。
蒋介石被激怒了，但他又左右不了福建方面的形势，只有向戴笠不停地催要情报。
当蒋介石从戴笠发来的电报中得知福建事变已发生时，他正在江西怃州前线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那份电报没有多少字，可蒋介石反复地看了多遍，而且神色也异常紧张，嘴里不停地说：“糟了！糟了！”过后，蒋介石在作战指挥室里不停地来回走动，看他那样子对福建发生的事变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据蒋介石身边的人说，福建事变发生的起初几天时间里，蒋介石看的最多的是那本《剿匪手本》。每日晚餐后，蒋介石问的最多的是戴笠来电报的数量，只要有他每份都要细看。当蒋介石从戴笠来的电报里得知，十九路军在福建发起事变后只是空喊口号，而且全国其它的地方反对蒋介石的派系没有响应福建事变的迹象，加上在江西的红军也没有出现配合福建方面而进行反攻，蒋介石的心情开始好转了。他对边上的人说：“这下可好了，敌人孤立无援，我也可透口气了。闽变不平则天下不安矣。”于是，透过气来的蒋介石调集了三路大军向福建开进，同时急电戴笠组织力量潜入福建，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彻底瓦解“福建事变”。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将在北平的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紧急召回，向他婉转转达了蒋介石要他去福建主持策反活动的意思。因为早在十九路军奉命开赴福建时，戴笠就利用郑介民在十九路军中有许多广东老乡的有利条件，先后介绍了数十名特务处的人员到十九路军中任中下级军官。为了达到长期隐蔽的目的，只有其中少数人是通过特务处直接安排的，大多数人是由郑介民以个人关系派遣出去的，这些人平时不与特务处来往只与郑介民个人保持联系。此时，要启用这些潜伏人员，当然只有郑介民前往最为合适。当郑介民明白了戴笠的意思后脸上有了难色，他认为十九路军历来是广东人的天下，其中相当多的人都认识他，也了解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这个时候让他去福建还不等于上门送死！郑介民不愿前往福建的另一个理由是，通过他的关系派往十九路军的那些人中，有些已一年多没有联络过了，如果其中有人已叛变，他上门去岂不自我暴露身份。为此，任凭戴笠如何做工作和威逼，郑介民在去福建的事上就是不表态。此时，蒋介石又一日数次查问去福建之事的落实情况。情急之下，戴笠只得决定自己潜赴福建主持这次行动。
几天后。戴笠带着从特务处上海区抽调来的沈醉和副官贾金南以及数名卫士，秘密到达了福建厦门的鼓浪屿。
戴笠选择鼓浪屿作为策反和瓦解十九路军的指挥中心是有他的考虑的：一是这里早就有特务处的情报人员，在监视十九路军活动方面获取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特别是“福建事变”发生后的情报都是由这里报到戴笠处的；二是十九路军在厦门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马尾和厦门两个军事要港在战略上颇为重要，十九路军本应派重兵防守，但由于兵力有限已无暇顾及；三是鼓浪屿如同上海的租界，外国的势力很大，十九路军鞭长莫及，便于情报工作的开展和隐蔽。此时的戴笠心里非常清楚，策反“福建事变”这么大的行动对他来说是第一次，如能在这次策反中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那么他会声名大振，地位将更加巩固，也更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所以，戴笠在梳理和接通原先打入十九路军内部的各种关系后，每天穿着长袍，扮成富商模样，带着枪法极好的警卫奔走于闽南乡间。
当时，福建的形势是四分五裂，地方政权是土劣横行，由于全省没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地方土著和杂牌军队更是雄峙一方，其中势力较大的几方加在一起约有四万多人。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先后受过红军和十九路军的打击，有的甚至被击溃和收编。为此，这些土著和杂牌军对红军和十九路军几乎都有着仇视和恐惧的心理。戴笠离开南京时，带去了大量的银洋和盖有军事委员会印章的委任状，他利用这些土著和杂牌军急于想找靠山和想升官发财，用这些银洋和委任状逐一将其收买过来，以协助中央军与十九路军作战。这些杂牌军虽然成事不足，但他们善于扰乱后方和封锁道路，使十九路军在其后的作战中吃尽了苦头。此外，福建还有一类地方武装叫“民团”，他们既不是老百姓的队伍又不是完全的土匪，大都是由当地富豪劣绅牵头组织起来，保护当地安全的武装团队。戴笠到厦门后，看到这些“民团”数量众多，分布又很广，觉得大可短期给予利用。于是，也给这些“民团”的头子发了委任状，让他们对十九路军进行侧击和偷袭等活动。
与此同时，戴笠还积极地对十九路军内部的高级将领进行策反。当时驻守漳州、厦门的警备司令黄强，原来是蔡廷锴的参谋长，但黄强的妻侄周昭琼却是戴笠手下的人。戴笠遂带着周昭琼去了漳州，说服了黄强。此外，戴笠还通过黄埔同学关系，对十九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范汉杰进行了策反。成功后，戴笠又通过范汉杰把十九路军总部译电科科长李道生拉拢了过来。结果，李道生不但把十九路军内部的所有来往电报向戴笠密报，还把参谋处和译电科掌握的所有密码本偷出来交给了戴笠，弄得十九路军在关键时候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