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家以后，埋首故籍，著述热大作，校订增广《律诗的研究》，作《义山诗目提要》，又研究放翁，得笔记数则，暇则课弟、妹、细君及诸侄以诗，将以诗化吾家庭也。”
记得有一次他给我讲解苏子瞻留别其弟子由的一首诗（题为：《辛丑年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讲到“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时，他不禁感慨系之。这时，他心里显然是以子瞻自比，而把我比作子由的，因为岁月如流，眼看暑假就要结束了。
我上中学，开始学的是英语，为什么后来又改学法语呢？这也是因为他的一句话决定的：“我们家里大家都学英语，你就学法语好了。”于是我就改学法语了。至于我学法语而又选定法国文学这门专业，那更是和他本人爱好文学的倾向分不开的。 一九二五年夏天，上海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当时我正在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念书，学校当局以举行考试为由，要求所有参加罢课运动的学生，一律返校，否则就要开除学籍。当时，我没有回学校，家里的人多不赞成；因为在那时候，震旦大学是国内唯一的一所用法语教学的高等学校，离开震旦，便有失学的危险，但是我这个行动，却得到了一多兄的支持。
后来我去法国留学，经济方面，一多兄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我留学法国开始是自费，后来才补上了湖北省出国留学的公费名额。以当时我们家庭的经济情况而论，要维持我在国外念书的生活费用，毕竟是感到吃力的。这笔费用 是由父亲统筹，而由几个哥哥酌情补助的。一多兄当时已经是大学教授，工资收入较多，因而他拿的钱就比较多一些。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破家亡，离乡背井，他到了昆明，接着我也就去昆明了。我第一次看到的关于介绍中国革命情况的书籍，是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这本书是一多兄交给我的，而在看完以后，又遵照他的嘱咐传递给另外一个朋友了。在新华书店还没有在昆明设门市部以前，我看到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书刊，多半都是从他那里取来的。他的那些仗义执言，追求真理，爱憎分明，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和讲演，如《可怕的冷静》，《画展》，《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人民的世纪》等等，曾经感动过许多人，也感动过我，对我的启发和教育很大，尽管我当时常常感到自己的步伐是跟不上的。
他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这样说过：“千百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自己也在饥饿线上挣扎；不是我们不想研究学问，现实逼得我们不得不走出书斋啊！”
大约是在一九四五年左右，我写了一篇介绍戈吉野的文章，发表在昆明文艺周刊上。戈吉野是法国十九世纪唯美派诗人，读一点或介绍一点唯美派的理论和作品，就其本身来说，原无可厚非；不过在国土日蹙，民不聊生那种局面下谈唯美派，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当时也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我问他看到那篇文章没有，他笑着说：“你现在还写这类文章啦！”我回答说：“那是我在这方面写的最后的一篇文章。”但紧接着我又补充说：“艺术好比是座公园，城市里总该有这么一块清静的地方。”“不对”，他立刻回答说：“在非常时期，公园里也要架大炮呢！”他一语道破文艺问题的实质，使我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促使我不久以后写了《死去再生——向罗曼罗兰学习》的短文。
一多兄一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诲是很多的，上面所讲的，只不过是其中的点滴而已。
一多兄是诗人、学者和民主战士。他生活在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他所走的道路，也正是在这个重要历史时期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走的道路，他从以不问政治为清高转到过问政治，从埋首钻研古籍转到毅然走出书斋，从“一个观念论者”变成为投身火热斗争的民主战 士。他有一颗热爱祖国的赤诚的心，这颗心差不多贯串在他一生的每一件工作和每一项行动之中；他也走过一些弯路，例如参加过国家主义派，又和新月派混了一阵，但这也都和他为祖国寻求出路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在不到五十年的短短岁月里，他一直在摸索，在寻找。这个“几十年来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真理”，终于在实际生活中，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找到了，那就是人民的道路，革命的道路，而在一经找到之后，他便勇敢坚定地走下去，直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他虚心学习，勇于否定过去，勇于接受新鲜事物，无私无畏，临危不惧，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他和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以及历史上的志士仁人一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新诗创作和古籍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而他那种严肃认真、丝毫不苟、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和创作态度，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一多兄年轻时，每于家人说他糊涂，不喜应酬时，便脱口而出回答道：“吕端大事不糊涂”。回顾他的一生，他是完全做到这一点了。今年是他逝世三十三周年，也是他的八十诞辰，谨赋诗二首，以表示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
一
书生岂昧兴亡责？ 事于大处不糊涂。
痛斥豺狼拍案起， 滇南高义震神州。
二
一人倒下万人起， 热血从来不白流。
目睹河山新景色， 阿兄应亦喜丰收。
1979年4月12日
闻家驷
《蒙古秘史》的作者和译者
写于1240年的名著《蒙古秘史》，至今还未发现蒙古文原文本，只有几种不同的汉文音译本和汉译本。过去有些外国学者认为作者可能是失吉忽秃忽。据内蒙师院巴雅尔同志的研究，作者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史官镇海、怯烈哥、薛彻兀儿等人。巴雅尔同志还认为，此书汉译者是《华夷译语》作者火原洁和马沙亦黑。但这二人不是音译者，音译者可能是《贞观政要》的译者、西域板勒纥人察罕。元朝后期的皇室贵族已经看不懂蒙古畏兀字写的《蒙古秘史》，所以需要搞汉文音译。察罕曾被元仁宗任命为中书省的参知政事。
沈镛与美学出版社及其它
沈镛同志的噩耗，我是从一个外调单位来人的嘴里知道的。大概在1968年冬天，那时我已被隔离审查，原因据说我是所谓“二流堂”的黑干将。有一天来了两个神气活现的好汉，提审我这个阶下囚，要我把重庆美学出版社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情况从实招供。我当时说美学出版社是沈镛、徐迟和我等几个人办的，出版进步文艺作品，根本和国民党反动派没有勾结，相反是受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至于社中经济情况，完全由沈镛同志负责，他们可以直接去问。来人顿时撂下脸来，一拍桌子，说：“他妈的，混蛋，什么事情都往死人身上推。”我说我早已被隔离，根本不知沈镛的死活，说不上我要往他身上推。至于美学出版社的经济，我没有管过，说不出。于是来人拍桌蹬脚饱骂一顿之后，扬长而去。
这些家伙的青皮相，一年多来我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动不了我一根毫毛。倒是沈镛同志的死讯，却使我久久不能释怀，我叹口气：“这样个好同志，死了，怎么死的呢？打死？自行出窗而死？还是病死？”我感到胸中一阵隐痛，但我无言作答。那一夜我仿徨了一宵，有一种有生以来曾未尝过的孤寂感。
我和沈镛同志认识，是在1936年的上海。那时他进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工作不久，我则刚刚考入中国银行附属的中国保险公司，在分保部每天打水险分保单，摇计算机。中国银行有个食堂，中午沈镛和我就在那里吃饭。我们收入有限，所以吃的比较菲薄。由于吃的菜都是最起码价钱的，所以吃这种菜的人自惭形秽，经常聚在一张桌上。这样我遇到了他。一朝生，二朝熟，慢慢便谈到一块去了。那时我们最热中于谈的题目，是抗战问题。过不久他便带我去参加一些救亡运动的集会，还常常借给我看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他那时似乎很忙，银行里的工作忙，业余的时间也忙，每天匆匆扒完两碗饭，谈几句必要的话，便匆匆下楼去了。我知道他在做救亡工作，但是我没有问过他，只是以得到这样一个热诚的朋友而感到高兴。接着我也跟着他去做这样的工作了。
1937年“八·一三”，中日上海战争爆发，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到香港，沈镛因为在总帐室工作，便也跟着去了。临行时，他要我不要放弃任何参加救亡工作的机会。
1938年一月初，我也被中国保险公司调到香港。那时香港的办公室十分拥挤，碰巧我和他的办公室都挤在一间屋子里，我们还一同住在西摩道的一间宿舍中。这样我和他见面的机会更多了。但是人虽住在一块，谈话的机会却不多，因为他还是那样忙。他和一些由沪迁港的以及香港本地的银行从业员组成了一个业余联谊社。我到香港的时候，他们已经公演了几次话剧，筹措了一些钱，买了批医药用品，由沈镛和其他几位同志运送到东江游击区去。总之，他除了在办公之外，一切时间都化在业余联谊社上，其目的则是设法运送医药用品和输送抗日青年到东江游击区去。
他是个质朴的人，不尚空谈，重实干。他介绍我参加了业余联谊社，往往我们谈了几个夜晚犹疑不决的事情，过了几天，他却对我说，事情都已经办妥了。他就是这样一个默默干着工作的人。1940年初，东江游击区传来亟需医药用品的消息，他便急着要筹募一笔款项作为购买医药品之用。我们都是收入不多的人，能捐到的款项也有限，于是他就提出要在香港演一次话剧来筹款，当时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也支持这个意见。沈镛便叫我回上海之便，向阿英同志要他写的《葛嫩娘》（即《明末遗恨》）的上演权，并要求阿英同志捐出他应得的上演税。我在上海找到了阿英同志并得到了他的允许，便回到香港。可是谁来导演呢？蔡楚生和司徒慧敏同志都在香港，但是他们都忙于自己的工作，眼看演出事就要因导演不能解决而搁浅。有天沈镛和张宗枯同志把我找去（我当时已离开中国保险公司，早已搬离了西摩道宿舍了）说，“你来导演吧”，我说“我干不了”。沈镛便说，“你先把戏排起来，到快成熟时再请老蔡和司徒来看一两次改改就行了。”这样我便打鸭子上架，导演起《葛嫩娘》来。这个戏一色都是业余演员，所有舞台装置、大小道具和服装都是借来的。所以化不了多少钱。上演的场子是租的香港娱乐大戏院，这可化了一笔，但因为票价定得恰当，而且事先努力推销，同时，香港很少演话剧，临时买票的也排了长队。戏的演出也还象个样子，所以最后还是筹募到一笔不大不小的款子，买到游击区需要的东西。而在前台后台奔忙的，主要就是沈镛。
以后，沈镛又和我办了个《戏剧与电影》不定期刊，主要介绍大后方的抗日戏剧与电影活动，这个杂志只出了两期，第一期是我编的，第二期是他编的。后来因为稿源困难，出不下去了。但出的两期，每期都销出四、五千份，很受读者欢迎。这个销路，当时在香港是不常见的。
1941年秋冬沈镛同志调到昆明中国银行工作，以后又调到重庆。其时我在1941年春天也到了重庆，在一家印刷厂做事。到1942年大批沪港文化人因上海租界及香港被日寇占领，撤退到大后方，而原在重庆的一些进步书店如生活、新知、读书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出版新书都有困难。沈镛同志就和徐迟及我商量，组成美学出版社，主要出版沪港撤退到重庆的进步文化人的作品。
但是美学出版社印行的第一本书，却不是沪港作家的，而是延安严文井同志的《南南同胡子伯伯》（童话）。记得这本稿子是叶以群同志交给我们的。那时，以延安作家的作品来作为美学出版社的第一炮，的确冒着极大的风险。首先，要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图书审查委员会就不容易。而这本书之能够得到出版，沈镛是化了极大气力的，单是国民党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大门，就不知进出了多少次，不要说软磨硬顶了。终于有一天，沈镛带着审查通过的稿子交给我去付印。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