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很明显，这就是提醒中国共产党人要在新的形势下加强党性锻炼，加强思想修养。此后十七年间，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不是笔直的，尽管我们有顺利的时候也有困难的时候，尽管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有正确也有错误，尽管有个别人被“糖衣炮弹”打中了，但是总的说来，作为执政党的党员，不能放任自己，而应特别加强思想修养，这种风气，在党内是占主导地位的。
然而林彪和“四人帮”一得势，情况整个变了。修养成为可耻的事情，而肆意横行成为光荣的事情。老老实实，廉洁奉公，都成为“保守”的特点，而弄虚作假，投机取巧，邪门歪道，成为行时的作风。“有权就有一切”。“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是林彪、“四人帮”们到处夺权的时候，在他们的党徒中间公然流行的口号。这分明和土匪挥霍他们抢劫来的财富一样。当他们有权在手的时候，作了多少卑鄙龌龊伤天害理的事情！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不光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而且是封建主义盛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已经成为通行无阻的准则。公开和私下进行毫无廉耻的交易，为自己的子女谋求安逸而优越的职位，已经成为他们那个圈子里的社会公德。当这些人掌握权力的时候，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三亲六故捞取了多少好处！这都是无法计算的。如今这帮匪徒已经垮台了。然而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所造成的严重污染，直到现在也没有肃清。
现在，当我们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向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加强思想修养，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我们党的作风上遗留下来的污毒，十分紧迫，十分必要。因为情况越来越清楚：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多、家底薄的大国，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很艰巨的任务。领导人民实现这个任务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不光在政治思想上，而且在经济管理和科学技术上，都要有一个大提高，才能适应现实需要。粉碎“四人帮”以后，有很多同志精神焕发，他们和群众紧紧站在一起，使所在的地方、部门或单位，面貌迅速改观，生气勃勃。但是有少数同志的精神状态却不是这样。他们或是余毒在身，思想僵化，对党中央的路线表示怀疑甚至反对；或是挨整挨怕了，心有余悸，什么都是“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第一。有人还是靠摸气候吃饭，看风转舵。还有人革命意志衰退，忙于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女亲属准备安乐窝。令人担心的是，特殊化、“走后门”这些歪风邪气比文化大革命以前严重多了。这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危险！对这些同志本人的政治生命来说，也是致命的危险！
为什么人民群众那样强烈地怀念周恩来同志呢？原因之一，就是他的高尚品质，如水晶般纯洁，在思想修养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那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是我们的光辉典范。群众怀念他，也就是向一切共产党人提出无声的要求，要求他们应当象周恩来同志那样。
毛泽东同志在三十年前谈到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时候说道：“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增强党性的基本武器，特别是执政党保持革命传统抵制腐化的基本武器。这个武器，已经多年不用了。尤其不讲修养成为时髦现象以后，更没有人去动用它了。那时，对人只有这样两条：或是捧到天上，或是打入地下，或是歌颂，或是批斗，不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何物。在这种局面下，党的肌体怎能不受伤害？
打倒“四人帮”之后，党中央努力恢复我们党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给全党重新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正因为在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内部，开展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集中解决了一大批问题，并且使全党——从全体中央委员到每个基层单位的党员，都受到一次深刻的党的传统作风的教育。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样，党员必须具有党的作风，必须遵守党规党法，也就是必须有党性，必须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就从组织上进一步有了保证了。这就是说，现实生活已经解答了党员要不要讲修养的问题，下剩的只是为“修养”这两个字平反的问题了。
重要的问题是善于学习。为了加强共产主义的思想修养，要向实践学习，同时，也决不应当轻视读书。书籍里面保存着人类文化的结晶。共产主义者要批判地接受人类文化遗产，就不能不认真读书。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本身就是书籍。只有用这些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人类思想精华武装自己，才能成为一个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林彪、“四人帮”反对讲修养的同时，也把读书的风气给破坏了。现在，在给修养恢复名誉的同时，也应该给读书恢复名誉了。“四人帮”宣传读书无用论，“批判”读书做官论，一方面表明他们是仇恨文明的野蛮人，是一伙无知之徒，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心目中最高尚的东西就是“官”，最大的乐事就是“做官”。在他们卑污的灵魂里，装满了权势和欲望，一见有人读书，便以为要去做官。他们不知道世界上除了有人要做官以外，还有人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共产主义。林彪、“四人帮”只知道沉醉在腐烂的生活里去追求享乐，是不需要修养，不需要学习的。他们怎能知道，献身给人类解放事业的共产党人，多么需要从书里吸收精神营养，不断提高思想境界呢？
李洪林
谈党史编写工作
根据我们接触到的党史工作者的意愿，这里着重谈下面三个问题和建议：
第一，迅速建立党史编写机构，开展党史研究工作问题。
建党五十八年，尚无一部党史。老一辈革命家已寥若晨星，活着的也大都年过古稀，记忆力日渐衰退，连说话能力也日渐困难。为此，着手编写党史，请老一辈革命家做指导，并抢救他（她）们记忆中的活资料，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了。如再推迟，数年之后，许多史事，将成千古疑案，使后世之人永抱遗憾；我们这一代也未尽到职责，愧对后人。
为此，建议迅速设立一个编写中共党史的机构。如现在就着手，五年左右能成书就很好。
编写机构应聘请一部分斗争经历丰富的老一代负责同志做顾问。由编写的同志们帮助他们写回忆录，组织他们开回忆座谈会。同时，发动各地党史工作者和有写作能力的同志，帮助散居各地的革命老人写回忆录。效法当年周总理发动民主人士写回忆，编出《文史资料选辑》的办法，出版《党史资料选辑》。
各地高等院校、研究所、纪念馆、博物馆的党史教研人员，要开展党史专题、人物的调查研究，编出资料、专著、年谱、传记、回忆录等。
第二，关于开放档案和编出档案、资料、译丛，鼓励写回忆录、传记问题。
现在，欧美各国都定期公布档案。我党有些档案、文件，在国外和港、台均大量影印出版。例如，台湾当局现在已经把从前在国内和革命根据地劫走的我党文件、档案，编成《陈诚石叟资料集》出版，其中绝大部分是档案、文件的原件复印。又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中央曾编印出版《中央政治通讯》，刊登当时中央与各省委的通讯和各省委、各根据地向中央的报告。这些文件，已由美国编成《中国共产党文件》（英文）广泛发行。日本满铁等特务机关搜集去的我党各种文件、资料、决议、传单，已在日本印成《中国共产党资料集》（日文）十四大卷。内容包括从党成立起的文告文件、重要领导人发表的文章。日本还出有逐年的党史，如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史，一九三二年史，凡我党召开的重要会议，军事上的重大活动等情况都有。这些资料在海外很流行，海外史学工作者经常援引上列资料；而在国内，这些资料的大部分都还是由档案部门封存。我党出版的报刊《红色中华》、《红星报》等，国内已很难找到。可是这些报刊在美国、日本都有全套复印，并出版了全部目录，查阅极为方便。又如，关于南昌起义，当年有十个参加起义的负责人向中央写了报告，国外有英译本，我们则是从外文翻译成中文来研究。全国约四、五千名党史教研工作者，平时靠“一刊（《红旗》）、二报、三口袋（文化大革命前编印的三口袋党史文献材料）”，加上一些手抄本、讲话稿、小册子，来进行讲课和研究，实在困难。缺了党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党史研究很难做到准确和科学。社会上责难党史教员讲课干瘪，缺少研究成果。党史教员实在是难为无米之炊。为此，建议开放国家档案馆和省、地、县档案馆的部分档案，供党史教研工作者查阅资料。周总理多次讲过：档案馆要为史学工作者服务。仅我确切听到就讲过三次。现在应是执行总理指示的时候了。同时要组织一部分人员有计划、有步骤地选编各种档案文选，陆续出版。
更离奇的是有些图书馆，对解放前旧书报也要经过繁复批准的手续，才能查阅。他们收藏着一部分没有编入目录的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遭禁的禁书，其中很多是有关党史的图书，也难利用。
关于革命回忆录、烈士传记，本来就出得很少。自从那个“理论权威”制造小说《刘志丹》的大冤案、陶承同志《我的一家》的大冤案后，1964年起谁也不敢再写了。至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刘白羽同志写的未曾出版的《朱德将军传》草稿，抄家时抄出，被诬为写“黑书”。这类例子很多，造成百花凋萎、万马齐喑的可哀局面。而海外呢，如美国出版的一本中国共产党人传记，包括四百多个人物，每篇传记均有一万字左右；一本中共军人传，包括七百多个将领，九百多页，还有我军发展的详细序列表，团以上干部姓名都有。应当指出，这些书所用材料，不尽准确，应加选择。由于一些作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歪曲之处也不少。斯诺的《西行漫记》，尼姆·韦尔斯女士的《续西行漫记》、《中共老一辈革命家》，史沫特莱女士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在全世界是有一、二十种文字译本的畅销书，唯独在我国却长期未出版。（编者按：《伟大的道路》最近已由三联书店出版。《西行漫记》也将出版中译本）
李德的《中国札记》，讲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外国史学家非常重视，被译成英、俄、日等数国文字。在伦敦的英文《中国季刊》上对此书引起热烈的讨论。国内党史工作者恐怕大多数人至今还不知道有这样一本书。当然，此书由于作者的反动立场，对我党这一段历史是进行了若干歪曲的。
我们国内这样多老革命，没有组织他们写回忆录。而一些逃亡国外的叛徒，却写了不少回忆录，往往歪曲我党历史，居然被国外学者视为中共党史的珍贵史料，引以为据，影响极坏。
还有，台湾伪政治大学有一个反共分子王健民，写了三大卷《中国共产党史稿》，约二百三十多万字，为此，据说得了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令人喷饭。但在海外，此书也起了惑乱视听的作用。
又如，关于周总理传，就我知道的，海外已有十多种，如日本冈本隆三、梨木佑平写的。但材料错讹极多。而国内，党史工作者写领导人传记，少得真如凤毛麟角。
无论如何，国内的同志写回忆录，写传记，多方征求意见后出版，总比海外乱说的书要好得多。例如，成仿吾同志的《长征回忆录》，李维汉同志、何长工同志写的一些回忆录，就是珍贵的党史材料，影响很好。建议中央领导方面，象当年周总理亲自抓政协文史资料那样，多多鼓励和组织我党的老同志、党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写回忆录、写传记、编年谱。
“四人帮”被粉碎以前，“海禁”未开，国人对海外研究情况，很少了解。现在，必须改变学术界闭关自守的状态，要组织翻译力量，有选择地出版海外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有影响的专著。
第三，关于贯彻党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反对随风改史的问题。
党史研究不讲实事求是，随风改史，是学风不正的问题。原因是多种的。第一，是研究者得不到大量的资料，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