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民间传说和故事——行不行呢？于是我翻阅了一些欧洲的民间文学作品。这里面的财富确是不少，但一拿起笔来翻译，我却又犹疑起来了。事实是：它们经过许多人的转述、记载和加工，大多数已经变质了，正如我在本集子后边附录里《再谈扩大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域》中所说的，“人民在劳动实践中和与他们的剥削者及压迫者的斗争中学得了许多聪明和智慧，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坚韧精神，但这些特点和优良品质往往被歪曲成为取得生活‘成功’的手段。具有这些特点和品质的人最后不是当了驸马就是成为了财主，反过来统治和剥削人民。”许多我所接触到的欧洲民间创作，基本情况就是如此。
要发扬它们固有的健康因素，剔除其消极成分，那只有改写——我想这样才能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于是我便开始尝试改写，但在实践过程中我又发现，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欧洲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所产生的时间、地点、生活和历史背景，与我们今天的中国距离实在太大了。要使我们的少年儿童读者能看懂和欣赏它们，那还得增加许多东西（当然也得减掉一些东西），包括故事情节。因此我觉得，把它们作为原始素材，重新创作，可能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也比较主动的办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解释它们的内容，来突出它们的主题思想和发挥它们原有的人民性。最后我就决定这样作了。这个集子里的童话故事就是这样作的结果。当然这不是我的发明。鲁迅先生在他的《故事新编》中早就已经这样作过。歌德写的《浮士德》也是这样作的。当然我的目的要简单得多：我只希望这样能在少年儿童读物饥荒的时刻给我们的小读者提供一点读物——尽管这不过是沧海一粟。
这些故事每篇的情节都各自不同，但它们却也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也是我选择这些素材的标准之一：它们几乎是同一个历史时期和同一个地区的产物。它们的地理背景基本是在南欧，主要是在意大利。当然有个别的故事也牵涉到英国，甚至北欧的丹麦。它们所反映的基本上是中世纪后期封建主义没落、市民阶层兴起的那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情况。
意大利是一个半岛，一边是亚得里亚海，那里有当时最热闹的水上城市威尼斯；一边是地中海，那里有最繁华的港口热那亚。这些城市四通八达，远可以通向中国，近可以到达阿拉伯。许多意大利商人和冒险家，通过水路或陆路，来到这两个世界一一威尼斯人马哥·孛罗就曾来过中国，并在扬州当过一任地方官。他们带回去许多关于这两个世界的传说和这两个世界生产的商品，引起欧洲人的惊奇、羡慕和幻想——这也是促进欧洲贵族、地主和教会组织掠夺性的十字军东征的一个重要因素。
阿拉伯和东方的商品在当时是“先进”的产品，在欧洲有很好的市场。于是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港口就发展成为了繁盛的商业都市，也是航海事业和向海外探险的中心。一种新型的市民阶层便也由此应运而生。他们不仅做一般买卖，也搞海外贸易，并且还引进一些外来的先进生产技术，自己也开起一些小型的工厂来。这样他们就不单靠转口贸易赚钱，还开始剥削雇佣劳动和榨取剩余价值起来。这个阶层后来历史上就叫做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这个辞在法文里叫做“布尔热阿季”（bourge…oisie），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叫做“布尔热阿”（bourgeois）。它们源出自“布尔”（bourg）这个字，它的原意是贵族住的“城堡”，后来扩大成为“城市”的意思。欧洲各国文字中都有这个字，只是拼法略有不同而已。在德文里它拼为“堡”（Burg，在英文里它拼为“堡洛”（borough）。沙俄帝国的首都“彼得堡”——现改为列宁格勒——就是“彼得城”的意思。在三十年代我们把“布尔热阿季”译为“布尔乔亚齐”；把“布尔热阿”译为“布尔乔亚”。这个“布尔乔亚”阶层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最初的代名词。它最初在政治上是处于无权的地位。为了发展他们的工商业，他们就想取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贵族而代之。因此他们就标榜“自由”、“平等”、“民主”这类东西，作为他们动员群众起来推翻封建地主贵族的一种号召。历史上所谓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也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资产阶级一闹革命，封建地主贵族阶级就日渐衰微起来，在经济上也日趋破产，在政治上也招架不住了。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更加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这就使他们本来和人民之间所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更加激化。这些故事里的情节有好大一部分就是在这些激化了的矛盾和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通过这些情节，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面貌的某些方面，从而也获得一些关于这个人类历史上重大历史转换期的形象化的知识——至少我希望是如此。但在每一篇具体的故事中，我也没有忘记它所应有的人民性方面的东西和民间创作的特点：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聪明智慧，人民的风趣和幽默感。作为人民的这些特点的对照，我还有意识地揭露了当时正在没落的封建地主贵族统治阶级的荒唐和愚蠢，残暴和专横。
当然有个别的故事也不完全是如此，如《戈旦村的聪明人》就与统治阶级无关，而是谈人民内部的事情：它是对人民头脑中所存在的形而上学的一种辛辣的批评。这种东西使他们在实际行动上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事——作为典型，这里的笔墨可能用得夸张了一点。但人民知道批评自己，乃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这说明他们已经走出了中世纪的愚昧主义，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精神。
上面就是我觉得我对读者应作的关于这些童话故事的说明。
叶君健
喜读《外国文学家的故事》
孩子读了《卖火柴的女孩》，或者随便哪一篇，往往会这样发问：“这故事是谁写的呢？”大人告诉他：“是丹麦的安徒生。”他歪着小脑袋，禁不住还要问：“安徒生又是谁呀？”……直到后来，叶君健同志写出了一本《鞋匠的儿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才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不，反而更激发了他的好奇心。“原来他小时候也挺可怜，怪不得他的故事那样好听！”于是，他放下读完了的《鞋匠的儿子》，回头又沉醉到那本没有读完的《安徒生童话选》里去了。
这件琐事引起了我的深思。近年来，各个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各种外国文学名著，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中包括不少青少年读者，他们可能比那个孩子要大一点，却都是第一次接触外国文学，换句文学行话来说，都正在向一片“新大陆”进行探险。这些年轻的探险家们，由于接受力敏锐，求知欲旺盛，对于奇境险峰的感应往往比成年人更其强烈。他们越是对那些名著感到回味无穷，便越是想见识一下那些名著的作者，探询一下他们是怎样写出那些杰作来的。满足他们这方面的要求，帮助他们提高对于外国文学的理解力和欣赏力，难道不正是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之一吗？
然而，遗憾的是，直到最近，除了《鞋匠的儿子》，还几乎找不出第二本这样的书来。前几天在书店里，见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家的故事（一）》（许嘉利编写），真有点喜出望外：这“第二本”终于出现了。
这本小书一共介绍了欧洲三个国家的十四位文学家。这些文学家的名字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他们的一些作品大都在我国出版了甚至重版了。青少年读者中间，会有不少人已经读过或正在读着——例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或者已经看过或准备去看从原著改编的电影，例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如果象过去那样，对他们不闻不问，让他们自流地读下去，当然有些读者也会得到一定的教益，但难免有更多读者会一无所获，甚至可能还会接受某些消极的影响。反过来，如果热心的专家们按照他们的文化程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向他们分析一下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介绍一下作者的生活环境和写作意图，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专家们来为年轻的外国文学爱好者写一些浅近的入门性的文章，其价值是不能低估的。这样的文章对于这样的读者，不但是一个可靠的向导，使他们在光怪陆离的外国文学作品面前，不致迷失方向，误入歧途，进而还能在文学范围以外，帮助他们独立思考，逐步扩大自己的精神视野，逐步积累对于整个世界的实际知识——而对于世界具有实际知识，正是我们参加实现“现代化”的新长征的精神条件之一。
《外国文学家的故事》的作者，深懂这个道理。首先，他费心选择了准备加以介绍的对象。法国的文学家有莫里哀、巴尔扎克、雨果、左拉、莫泊桑；德国有歌德、席勒、海涅；俄国有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这三个国家的文学财富在欧洲文学史上是有目共睹的，这十四位文学家不论在本国还是在世界上都称得上文坛巨星，他们对于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都产生过显著的影响。因此，选择这十四位文学家来介绍，应当说是很恰当的。除了他们，值得介绍的外国文学家（尤其是东方国家的文学家）还有不少，想来作者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这本书只是第一集。
其次，要提到作者的态度。他没有摆出文学史家的派头，引经据典，显示博学，而是平易近人地和读者坐在一起，讲些大家都愿意听而且听得懂的话。每一篇都是从一件绘声绘色的轶事开始，一下子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然后娓娓动听地把这位文学家的故事讲下去。作者就这样一步一步地陪伴着读者游历了十四个原来十分生疏的精神世界。短短的一篇文章，薄薄的一本书，使读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十四位外国文学家都获得一个近乎全貌的印象，从而为他们进一步研究外国文学打下了基础。这不能不肯定是本书作者的成功。
当然，这些文学家的生活经历和创作道路，不是三言两语写得完的；他们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不可能一下子讲得清楚；至于他们之间的区别或矛盾，以及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那就更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但是，这些课题只能向专家们的专著提出来，求之于这本小书是不恰当的。作为青少年在世界文学园地的导游人，作者完成了他的任务，而且完成得很出色。特别值得指出：作者引人入胜地介绍了一篇一篇的文学名著，从头到尾却没有一句夸赞过那些名著的作者的天才，而是反复强调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奋精神，强调他们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向文化传统学习的虚心态度，强调他们热爱人民、积极反映人民愿望的思想感情。这样，有助于打破青少年对于文学创作的神秘观念，鼓励他们按照唯物观点来解释文学现象，也是值得同类书籍的作者们借鉴的。
本书虽然限于叙述外国文学家的故事，但也涉及了一些文艺理论问题，如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歌德的伟大和庸俗的两面性、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和写作方法的矛盾等。如前所说，作者在这方面没有必要承担专家、专著的任务，他对这些问题大都只是一笔带过，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有些问题既然已经涉及到，似乎不妨提得更确切一些，以便读者将来进一步加以研究。可是，作者为了做到稳妥，力求持平，结果有些问题反倒被弄得模糊起来。例如，第十五页既然说到巴尔扎克“如实地描写社会生活，这样就不能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在作品里面暴露出贵族阶级的可耻生活和必然灭亡的命运。”接着又补充说，“在某些作品里，往往幻想出现一个理想的君主政体，或者神奇的宗教力量，可以用来调和阶级矛盾。这是一种反动倾向……”——而这“某些作品”究竟是什么作品？是作者前期的还是后期的？是不是这位文学家的“主要倾向”？却一句也没有交代。但是，另方面，第三十七页写到左拉，却说他“是自然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但他创作的主要倾向却是现实主义的。”这样一抑一扬，就不免抹煞了巴尔扎克和左拉在创作方法上的根本对立，从而使读者难以理解恩格斯对这两位文学家的截然相反的评价。又如，歌德和席勒的友谊只见于席勒的故事，而不见于歌德的故事，也不免令人感到，似乎这段友谊对于席勒的文学生涯才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