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人名单——后来他又请动物学家秉志先生同时搞起一种“科学奖金”。
这种奖金原定每年评选一次，由报社每年拿出三千元来，以一千元充文艺奖金（奖给一至三人），以两千元充科学奖金（奖给一至四人）。大公报当时每年年终给职工也发奖金，高层骨干另外再发给报馆股票。记得三六年发年终奖金时，馆内传说（因为根本不向职工公开）该年的利润仿佛是十六万元。因此，三千元也只不过是拔了一根毫毛，而文艺则只占这根毫毛的一小截儿而已！
“文艺奖金”的裁判委员请的主要是平津两地与《大公报·文艺》关系较密切的几位先辈作家：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武汉的凌叔华。由于成员分散，这个裁判委员会并没开过会，意见是由我来沟通协调的。最初，小说方面考虑的是田军的《八月的乡村》。一九三七年五月最后公布出的结果是：
小说：《谷》（芦焚）
戏剧：《日出》（曹禺）
散文：《画梦录》（何其芳）
各种文艺体裁之间本无高低之分，所以并未搞第一奖第二奖，一千元由三位平分。
在协商经过中，争论并不大。如果说出现过风波，那并不在裁判员之间。评选结果公布的当天，报馆经理部一位私人开着一家书店的主任同我大闹了一场，因为没选上他出版的一本书。
评选委员会对三部入选作品的作者是这样评价的：
1、《日出》的作者曹禺：“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象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撮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
2、《谷》的作者芦焚：“他和农村有着深厚的关系。用那管揉合了纤细与简约的笔，他生动地描出这时代的种种骚动。他的题材大都鲜明亲切，不发凡俗，的确创造了不少真挚确切的人型。”
3、《画梦录》的作者何其芳：“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作者生长在四川。读过他的《还乡杂记》当能知道不少他的幼年生活。更真切的说明是他那篇自述，《论梦中的道路》。
此外，还介绍了三位作家的其他作品以及批评家对它们的评论。至于《日出》，还介绍了上演的情况及外文译本。
肖乾
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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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的现实主义杰出作家狄更斯
英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一八一二——一八七○）的创作生涯，和当时两次达到高潮的宪章运动几乎是同时。劳资矛盾已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列宁称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个时期宪章派文学盛行。宪章主义者的世界观和狄更斯的颇有差距。但他们的评论家称他为“穷人的诗人”。这和狄更斯的出身和早年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他的祖父母是贵族之家的仆佣，他的父亲是海军军需处的小吏，蹲过欠债人的监狱。这使他自幼饱尝当穷人的滋味，过的是屈辱的生活。他怎能忘怀他十二岁时在一家皮鞋油工厂贴油瓶上的标签的那段惨痛经历呢？该是受父母百般疼爱，背着书包上学的年纪，而他的一家却搬去住在负债人的监狱里。他在他的自传片断里记载过这段生活，后来又把它写进了小说《大卫·考柏菲尔》（一八五○）。生活培养了他的阶级意识。这种强烈的阶级意识——一个城市贫民的阶级感情，支配了他一生。他同情穷苦人，歌颂小人物，极度憎恨各种各样的统治阶级，憎恨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他十分注意和关心历史和社会的变动。这些都是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童年生活赐予他的。后来他有了钱，有了地位，享了盛名，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去。当时表面看起来正日趋繁荣的英国社会并没有使他日益乐观而是日益增加了他的危机感。他不喜欢暴力革命、害怕革命的熊熊烈火。在他的演说词里他提出了机构改革的必要性。但是他的建议，他的深刻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包括他的全部作品）并没有起他认为应起的作用。他的后期作品，尽管内容十分丰富，却流露了作者的绝望情绪。作为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可取之处正由于他的作品深深扎根于生活之中。“批判的”和“现实主义的”这两个艺术特点是作品的精华，有巨大的感染力和认识价值。但是由于他的阶级局限性，所以推动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主要动力只能是追求个人幸福的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而不可能是彻底的革命。因而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既是作者的力量，也是他的弱点。
狄更斯的社会阅历也来自他的生活。他当过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后来学会了速记，又当过新闻记者。他熟悉英国的城乡生活、司法机构、议会政治和各种社会问题。一八三五年他开始写小说，先后写了十多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一八三六——一八三七）是一部充满社会画面和生活气息的处女作。小说的外壳系约稿者指定，写商人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一些朋友到英国各地游历时遇到的一些趣事。但作者在这个外壳的规定下，以幽默和讽刺的手法描写了资产阶级的讼师、法官、法庭、议会选举、穷学生、女学校负债人的监狱、酗酒的牧师等，展示了他丰富的社会经历。他把主人公匹克威克先生描写为天真善良的资产者，他的仆人韦勒满口伦敦土话，机智而又淳厚。他还描绘了带有浪漫色彩的田园生活来和充满欺诈的城镇生活相对立。小说洋溢着作者旺盛的创作才气，但还留下十八世纪流浪汉小说的某些痕迹。初期的另一部主要作品是《奥列佛·推斯特》（一八三七——一八三八）。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描写了孤儿奥列佛·推斯特的痛苦经历。他是在济贫院出世的，后来在棺材店当学徒，逃到伦敦后，落入了以费金为首的贼窟中。他历尽艰险，终于得到了资产者勃朗罗和姨母梅里一家的爱护，最后发现自己原来是有钱人的儿子，继承了一笔遗产。作者描写了济贫院、贫民区、贼窟的生活，对教区小吏、法官等反面人物做了漫画式的讽刺。在描写济贫院时作者揭发了统治阶级于一八三四年付诸实施的新济贫法。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描写的，在济贫院里，家庭被拆散，孤单的赤贫者在里面过着慢慢饿死而不是马上饿死的生活。如果在济贫院里大家都吃得饱、穿得暖，各地的济贫院不就都有人满之患了吗？统治阶级的负担不就太沉重了吗？《我们的共同朋友》（一八六四——一八六五）里的讨饭婆子吉蒂·希格登宁愿饿死在街头，也不愿饿死在济贫院里。狄更斯在初期创作中还批判了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教育机构和唯利是图的金钱原则，如《尼古拉斯·尼古尔贝》（一八三八——一八三九），《老古玩店》（一八四○）。在初期作品中，作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幻想，他创造了一些“善良的”资产者，弱小者差不多都受到了他们的善意照顾。
四十年代狄更斯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八四二年狄更斯访问美国，发表了《美国札记》，描写了美国的奴隶制、美国国会和资产阶级舆论的假民主。小说《马丁·朱什尔维特》（一八四三）描写主人公小马丁在美国的经历，抨击了美国新闻界的浮夸作风，地产公司的投机、欺骗，和市民崇尚虚荣奢侈的恶习。但是作品主要内容还是写美国的社会生活。作者塑造了一个英国资产者的典型——伪君子培克司尼夫。他外貌庄严，但内心却只想图谋老马丁的产业。鸠纳斯·朱什尔维特是小说中另一个资产者，是朱什尔维特一家的另一支。他的处世箴言是“要干掉别人，不然别人就会干掉你。”他为了早日继承产业，竟谋害了他的父亲。这一时期的佳作是《董贝父子》（一八四八），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反面人物，即经营海外贸易的董贝父子公司的经理董贝先生。董贝父子公司的利润原则统治了英国社会，也统治着董贝。他的生活中心是公司的盈利和公司的前途。他有一个女儿，但女儿不能继承父业，因而受到冷遇。他对儿子则悉心培养，希望他继承自己的事业。董贝傲慢、冷酷无情，迷信金钱的权威。他借助金钱势力续娶了美貌的贵族少妇伊迪丝·葛兰吉，使金钱和门阀结成联盟，以联盟来巩固他作为权威人物的地位。但是董贝最后还是失败了。多病的儿子死了。后妻因不愿受他的冷酷，和他的助手私奔了。公司也宣告破产。最后他女儿的“柔情”教育了他。作者写他终于在女儿身旁享到了“幸福”。作者也在作品中描写了许多小市民、贫民和工人。他们是董贝的对立面。在某些细节上小说也反映了在工业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后，英国生活的一些变化，如城镇面貌的改变，旅行工具已不是马车而是铁路。《大卫·考柏菲尔》有自传性质，写一个孤儿的遭遇，并通过他的遭遇，对儿童教育、腐败的司法界和好利者的丑恶面目，作了广泛的描述。小说也塑造了几个生动的人物形象，如终日愁穷、幻想立即发迹的麦考柏等。四十年代的作品中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组《圣诞故事》（一八四三——一八四八），代表作是《圣诞欢歌》（一八四三），《钟声》（一八四四）和《炉边蟋蟀》（一八四五）。这些作品以寓言的方法写作者的正面理想，带有宣传基督精神的说教味道，反映了作者人道主义、改良主义的理想和感伤情调。《圣诞欢歌》和《炉边蟋蟀》规劝冷酷的有产者必须改变心肠，和社会的下层和睦相处，学习他们友爱互助的精神。这两篇改良主义幻想特别浓厚的小说，缺乏现实主义的深度。这是不可避免的。在《钟声》中，作者抨击了马尔萨斯的学说、曼彻斯特学派的自由竞争原则和边沁的功利主义。这一时期的作品塑造了一些不同类型的资产者形象，揭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关系。但是作者认为为富不仁的资产者应该从孤独和失败中吸取教训，接受来自小资产阶级的“感情教育”，最后得到道德的改善。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改良主义，最后目的是调和阶级矛盾。作者在这些作品中着力于描写小人物的温情和道德的感化力量，并把原来寄托在资产者那里的希望转移到了小人物的身上。
五、六十年代是狄更斯创作的高峰时期。资本主义的危机感也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最为强烈。对狄更斯说来，危机的根源主要是那些腐败的政府和社会机构以及统治这些机构的人物，也包括经济结构。长篇小说《凄凉宅院》（一八五二——一八五三）的第一章首先以散文诗的笔法描写了伦敦十一月泥泞的街道和重重浓雾。雾最浓、街道最泥泞的是平衡法院的所在地。作者以泥泞和浓雾来象征腐败和拖沓的英国司法系统。凡是打官司的人无不倾家荡产、告贷无门，却养肥了以司法为职业的层层官吏。小说以久悬未决的庄迪斯家族的遗产分配一案为线索，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理查·卡司东和艾达·克莱亚的遭遇。他们因相爱而秘密结了婚。理查把前途希望完全寄托在继承庄迪斯遗产的可能性上，因此陷入司法系统的无底深渊，耗尽了资财，丧失了志气，终至早死。这部小说还描写了和庄迪斯家族有联系的另一情节。贵族妇女代德洛克夫人有一个私生女儿，因而受到险诈的家庭律师的要挟，被迫离开了家庭，倒毙在她情人的墓前。很难说谁是小说的主人公。起主人公作用的应该是平衡法院和整个司法系统。在抨击司法系统的同时，小说也揭示了英国议会中两党喋喋不休的争吵和议会竞选时的普遍行贿风气。小说的人物众多，除主要人物外，还有向工人散发布道文的女信徒，向非洲人传教并以发财致富来诱骗他们种植咖啡的女慈善家、伪善的牧师、高利贷者、吃白食的文人等。作者以同情的笔调描写了极端贫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