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象上面所说孔融的两次答话，大抵还是没出机智的范围，出色聪明的十岁孩子，有时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又天晓得他爸爸在事前有没有过什么预备性的提示？所以这一段故事倒不见得是想当然。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不乏其例，如去年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招收的一批小乐手，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招收的一批小数学学员，他们的演奏技巧和推导运算能力就相当的不简单。可是据说他们有的下了课还是去滚铁环的，在另一些需要经验始得的方面仍然是个孩子。而所谓发生在孔融两个八岁孩子身上的事情，正是属于政治的哲学的也即是后面这方面的，不能与前者两相简单类比。这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同样不乏其例：想来大家都还会记得那个给“四人帮”宣扬得不亦乐乎的、其实另有秘密秘书班子的北京中关村“十二岁小学生”的“天方夜谈”吧……
知识不足可原谅
有一些想当然，主要是因为知识不足，加自以为是。这种较常见的想当然，在无关宏旨的情况下，大都是可以原谅的。彼此指将出来，大家哈哈一笑，错了的认个错，以后注意也就是了。
举几个例子：
如不久前我看一部书稿，有一个题目是《陪了夫人又折兵》，我从“折”想到“陪”可能是“赔”之误，就想当然的以为是人家错了。其实拿影印《三国志》古本来一证实，人家根本没错。
如有一次我同一些同志闲谈起“清末著名书画篆刻家吴昌石……”如何如何。一位同志立即纠正我说：“那个字念硕；硕士的硕，不念石。”我看看他并无恶意，也就没说什么。其实倒是纠正者有所不知：吴昌硕不但也叫吴仓石，还叫吴俊，吴俊卿，苦铁，老缶……名目多着呢，而大家常叫的正是吴昌石。
再如我前些时候看另一部书稿，见先看的同志在人家行文中“李、杜”二字处随手加了个小注：“指李白、杜甫。”其实人家指的是李膺、杜密，根本不是李白、杜甫。因为他不知道我国历史上以李、杜并提著名的人物有好几对。《后汉书·党锢列传》中的李膺、杜密，是汉桓帝刘志穷追所谓“党案”妄杀的一大批天下名士最著名的两位。党案的另一位著名牺牲者范滂临刑前和母亲诀别，范母说：“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可见李膺、杜密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印象之深。也是这个汉桓帝刘志，在妄杀李膺、杜密之前，还妄杀过另一对天下名士李固、杜乔，《后汉书·李杜列传》就是这一对“李、杜”的传记。还是这个汉桓帝刘志，有一次白马令李云上书向他诤谏，他竟把李云捉了起来。五官掾杜众见李云因忠谏获罪心里不服，上书愿与李云同死。刘志就真的把李云、杜众一起杀了。于是引起襄楷、黄琼等也上书言事……这是又一对著名的“李、杜”。还有如《魏书》中的李冲、杜预，《宋史》中的李韶、杜范，也都是历史上以李、杜并称著名的。
又如我看另一部书稿，见原稿引到苏东坡《却鼠刀铭》：“夫猫鸷禽，昼巡夜视……”先看的同志把“禽”字改成了“鼠”字。其实原稿并没引错，我国古代禽兽是可以互名的。曹植诗句：“左挽因右射，一纵两禽连”，马可以称禽。王充《论衡》句：“子之禽鼠，丑之禽牛”，鼠、牛都可以称禽。《汉书·华陀传》中有：“五禽之术：曰虎、曰熊、曰鹿、曰猿、曰鸟”，这是我国最早的健身体操，模拟的虎、熊、鹿、猿也都可以称禽。而《考工记》中有：“天下太兽五：脂者、赢者、膏者、羽者、鳞者”，这是“羽者”的禽也可以称兽。
天地间的事物是多色多样的，稍一大而化之，就可能陷于想当然。以上我仅就一时想到的流水账般记将下来，算是草草交待过一种最常见的想当然，好转而往下谈去。
出于迷信已堪悲
现在要说到一种迷信式的想当然。这种想当然主要出于迷信，不愿意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连思想也指望别人给他喂进去。
林彪、“四人帮”大搞拜神运动，把领袖奉为神，把毛泽东思想宗教化，宣扬什么“句句是真理”，“一句等于一万句”。于是有的人就盲目信从，而查其根据，不外是因为“最最亲密的战友”兼“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说了，江“旗手”也说了，想必是那样的吧。请看，这不正是一种迷信式的想当然——由迷信而“凭主观推断，以为如此。”
这是一种比较明显的迷信式想当然。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迷信式想当然。如今年三四月间在全国好些个报纸上堂而皇之轰传了一个“用耳朵听字”的天下奇闻。版权所有属于《四川日报》，该报在三月十一日一版位置上刊登了题为《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的消息。还特别提到中共四川省委负责同志接见了这个儿童及其亲属的情况。于是这不值一驳的荒唐消息，到了三月十六日以后就在全国各地不少报纸上得到转载。在有的地方还掀起过一小股也来竞相发现这种儿童的小潮流。为什么正在努力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时候，竟会演出了这样一出滑稽剧？据说是“省委负责同志接见”这一情节起了巨大的担保作用。是呵，“科学”怎么能和“省委负责同志接见”相比，“科学”不过两个字，“省委负责同志接见”有八个字呢！“省委负责同志接见”了，于是就管它科学不科学，尽可以“凭主观推断，以为如此。”请看这不也是迷信式的想当然么！
可悲呵，同志！举国上下都在拚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不顾身，四个现代化中科学技术现代化又是关键，可是有人竟偏要在那里宣扬反科学的无稽之谈，这可是客观上有点儿“对着干”的气味呵！尤其可悲的是，当西洋景被人揭穿，有关人士竟要说什么是因为那孩子后来大病一场才不灵的。这样不又和“顽固不化”差不多了？当然，这都是为了警惕同志极而言之的激人话。
上面说的都还是出于迷信别人的迷信式想当然。另有一种出于迷信自己的迷信式想当然，这是滋生长官意志和强迫命令的温床。正如一位老农说：“我们祖祖辈辈种地，不知怎么就好象忽然在一个早上全都不会种地了。全县只还剩下县委书记会种地，他说怎么种就得怎么种……”。这其间表现为靠长官意志强迫命令瞎指挥的想当然，便是迷信自己的迷信式想当然。
不管是出于迷信别人还是出于迷信自己的迷信式想当然，都只能给我们的伟大事业带来可悲的苦果，全该归入亟待克服之列。
用来害人最可恶
在我为了方便叙述和行文而不太科学的暂且划分一下的种种想当然中，最可恶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一时的用来入人以罪的陷害式想当然。那些惯操此术的君子，灵魂的肮脏固然已达高度水平，而那靠想当然无中生有入人以罪的想象力之丰富，真是令人目瞪口呆！
那年“四人帮”搞所谓“黑画”展览，残酷揪斗所谓“黑画家”时，我还在北京工作。事后悄悄过访了几位被“横扫”过的“黑画家”朋友，一谈之下就早已折服于那些宵小们运用陷害式想当然的纯熟技巧和惊人本事。
如画家黄永玉，这位教授老兄在未来中央美术学院执教前，本来是已有一家一流外国名牌大学请他去的。可是他热爱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应一位外地画家朋友之请，在朋友的私人册页上画了一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这就被想当然的说成了是“恶毒攻击，对社会主义中国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还硬说这是他有一次去东北在火车上听别人这样说过，就抱有同感的回来画了这幅猫头鹰。其实他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本就没去过东北，他更从来也没丝毫动摇过对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
再如画家李苦禅，这位老教授应邀为北京一个外事活动场所画了一大幅《荷花》。那些靠想当然入人以罪的丑类去一看，就大叫起来：“哈，八朵荷花枯枯萎萎，显然是讽刺八个样板戏的”，回来就揪斗了李苦禅。其实那些丑类既没数清楚，错把九朵当了八朵；李苦老因为年迈少出门，当时也根本不知道到底有几出样板戏！
最使人啼笑皆非的还是许庐，他和李苦禅同是齐白石的高足。他应邀给北京饭店新楼画了一幅《荷花鳜鱼》，这本是他抗日战争时期在湖北咸宁住家时得的稿，却在许多年之后被那些陷害式想当然能手说成是“宣扬和（荷）为贵（鳜），和‘要准备打仗’的‘最高指示’唱对台戏。”他还画了一幅《白菜柿子》。那白菜是一棵北方惯见的、把菜叶向内窝、菜身扎了一道草茎的，旁边摆着三个柿子。这就也犯了弥天大罪，被说成是“标榜自己三世（柿）清白（白菜），困（草茎）于一身，发泄对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不满”！
许庐和黄永玉的一位邻居就更惨（因为我没直接和他谈过，不便说出他的名字来）。这位教授画了一幅《猫和蝴蝶》。这本是自古以来许多人画过的，可是到了他名下，就被极其恶毒的解释成：“猫—毛同音。八十曰耄，毛主席这年正好八十岁，这幅画显然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看，这不是在用陷害式的想当然来要人命么？
还用再多说么？我看也就够了。这种可恶又可恨的陷害式想当然，比为杀害岳飞定罪的那种“莫须有”还坏。“莫须有”的言外之意还公开承认自己蛮不讲理，“四人帮”的陷害式想当然，入人以罪却是吃了人连骨头都不吐！
现在林彪折戟沉沙了，“四人帮”灰飞烟灭了，搞这套陷害式想当然的政治后台垮掉了，这样就消除了一种妨碍思想解放的重要因素。但是消除干净了没有呢？须知“砍旗”、“丢刀子”一类大帽子也不得了呵！我们须是既要坚决贯彻“四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又决不准再搞这类陷害式的想当然，那才天下幸甚！
五月二十三日
我国在1952年停止在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研究工作也于1957年中止。现在已在北京成立了社会学研究会，费孝通教授当选为会长，恢复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一次会议上，胡乔木同志还讲了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苏晨
可望不可及
漫画
甘周仁
《西谛题跋》序
此先师长乐郑西谛（振铎）先生经眼、过手及庋藏之群书题跋也。先师于公元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八日壮烈殉职域外；又二年，高蕴华（君箴）师母谆以董理遗篇为嘱。传闻承命以来，兢兢惟惕，盖深惧庸驽，无能阐述师业，有负期望之殷。然而，先师毕生精力所寄，踵成其绩，庶垂不朽于百一，慰英灵乎九阂，后死之责无旁贷，故不揣俦昧，黾勉赴之。掇拾缀，累岁经年，辑得题跋六百四十则，为七卷，除经史子集四部外，复别诗余及散曲为卷五，小说及讲唱文学为卷六，而以卷七之杂剧、传奇为殿，重其为先师之专诣故。其间人事羁绁，屡作屡辍；日月推移，历变无恙；今幸蒇其事，而上距先师之逝已廿易寒暑，未付蜡车覆瓿之厄，岂非快事！村舍雨窗，展对手泽，如亲砚席，诚不胜山阳邻笛之痛；因亟付剞劂，庶其不坠。溯自弱冠立雪，忽忽四十余载，抠衣奉手，获承绪论，顽劣蹉跎，朴无成，亦垂垂入老境，负师启诱，弥以腐心矣。
吴晓铃戊午秋月怀柔山居
吴晓铃
印度的绘画六支和中国的绘画六法
几部关于中国美术史的著作大多提到了中国的美术理论“绘画六法”和印度的美术理论“绘画六支”，可是两者间的关系却说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回事？这里提供一点原始资料。
这一说法的来源是英国人勃朗（Percy Brown）的《印度绘画》（Indian Painting）。他在书中说：印度的《欲经》（或《欲论》Kāmasūtra）中说了“绘画六支”，而中国的南齐时的谢赫也说了“绘画六法”。《欲经》在前（约三至五世纪）而谢赫在后（五世纪），所以他说中国的“六法”是从印度传来的。（见原书1932年第四版，第23页。）
这个论断是错误的。
印度的“绘画六支”的诗体歌诀并不是在《欲经》的本文中，而是在《欲经》的注中。这个注是《欲经》的最古的也是唯一的注，名为“胜利吉祥注”（Jayamagalā），年代是在十三世纪，远在谢赫之后。这个口诀最早出于何时，现在不能断定；但是根据《欲经》判断中国的“六法”出于印度的“六支”是说不通的。五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