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形象而只看重其他部分，那就无异于《汉姆雷特》一剧少了丹麦王子。
现在，我们如果调转角度，不是首先抓住对社会现象的零星暴露和影射，而是从女主人公的一生与性格的角度来看，那么《简·爱》一书的全貌才真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有读者提出过《简·爱》的社会背景问题。《简·爱》1847年第一次出版。1848年连续再版两次。1848年前后是《共产党宣言》问世、欧洲革命、巴黎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议会改革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与工人运动高涨的时期，而《简·爱》除了关于镇压骚乱的一句话以外，全书中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重大历史事件，简直麻木不仁。说来说去，它就是一部关于孤女简·爱一生的故事，根本没有试图涉及重大题材。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平凡的故事偏偏成为历史社会的典型产物——通过一个妇女的命运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发出了小资产阶级抗议的最强音。
在当时的英国，虽然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妇女远远没有获得平等权利。就是宪章运动也没有提出男女平等问题。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葛德温的女儿、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葛德温的《为女权一辩》出版后就得不到承认。当时妇女没有支配财产的权利，她的财产在结婚之后自动归丈夫支配，只有到十九世纪后期通过了“已婚妇女财产案”，这种情况才稍有改善。远在易卜生之前，狄更斯的女主人公早就发出了“我不能在玩具房子里当玩偶”的呼声。新兴的工业化大城市吸收了社会底层的妇女劳动力，其中熬不过那非人劳动条件的就沦落为娼，伦敦夜晚的街道“响彻着妓女的诅咒”。有文化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出路也很成问题。她们没有财产，在婚姻市场上缺少竞争能力。到工厂做工又有失身分，教书、当家庭女教师几乎是唯一的出路。这种职业维持着薄薄的一层体面的面纱，实际的地位待遇与女仆所差无几。《雪尔莉》中的一个人物提出来要去作家庭女教师，被认为是发疯了，可见非不得已是没有人愿意走这条路的。勃朗特姐妹先后都为生活所迫当过家庭教师，她们的书信中有不少关于这种悲苦生活的记载。我们从这些信中看到，受苦受累之外，最难忍的是那屈辱、单调、孤独（夏绿蒂1843年3月1日的信）。这些女孩子只身在外，在陌生的环境里所看见的脸面都是那样“冷酷、阴郁、枯燥”（1847年1月28日的信）。作者的妹妹艾米莉愤慨地写到“私人教师除了该她干的那些劳累的活计外，是没有存在意义的，根本不被当作活的、有理性的人看待”（1839年6月8日的信）。不言而喻，《简·爱》中的许多情节都取材于作者个人的经验，凝聚了作者自己的感受，带有一定的自传性，经过小说家的艺术加工，创造出了简·爱这个英国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典型形象。
《简·爱》前后的英国小说有许多都涉及小资产阶级妇女的出路问题，在处理方法上各有千秋，对比之下，《简·爱》的特点就更加鲜明。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中篇小说《巴拿马之行》着重心理描写，一个无依无靠的少女只身乘轮船去巴拿马，准备嫁给一个她从未见过的富翁，作者微妙地写出了她从心理到生理上对这桩婚姻的反感，表现出这种肉体的买卖对妇女精神上的折磨。萨克雷笔下的利培加把当女教师作为打入上流社会以待进一步见机行事的阶梯，而作者又借她的活动暴露那个社会。至于擅长描写妇女形象的奥斯汀则往往对她的女主人公的出路问题做喜剧性处理，使她们都巧妙地避免了当家庭女教师的命运。
在这类题材的小说中，《简·爱》占据着中心地位。它正面出击，以女主人公简·爱的形象对这类妇女的地位处境中的一切不合理做了高度集中的概括，并通过她对安排了这种命运的社会秩序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在小说女主人公的性格塑造上，作者始终要突出的是简·爱自幼以来的反抗精神。她从寄居舅妈家时候起就用严厉批判的眼光看待舅妈一家人的为人行事，对他们的虐待与欺辱充满了仇恨，以超过她的年龄的敏锐和洞察识破长辈的所作所为背后的卑劣用心；第四章写她在离开舅妈家的前夕，有了一次大爆发，尽管她弱小，无人保护，还是不顾一切地痛陈里德太太对她干下的种种亏心事，使得那位有钱有势的太太竟然害怕起来，而简·爱自己却第一次尝到了胜利复仇的喜悦、突然感到灵魂进入了一个新奇的自由的境界。简·爱性格的特点从一开始就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关于慈善学校的一段描写继续展示简·爱的性格。现在她更成熟了。她用利剑一样的目光审判着慈善学校日常生活中种种欺弱怕硬的丑恶行为，特别从道义上鄙视那个贪婪、伪善，以虐待孤儿为营生的卑鄙的小暴君布洛克尔哈斯特校长。简·爱的幼年和少年都是在这样一个敌对的世界里生长的，而她“什么也不忘记，什么都不宽恕！”
在简·爱的性格塑造上，作者始终着重描写她的精神世界，她对自由与幸福的向往；如果说《简·爱》带有自传性的话，那么它首先是一部内心生活的自传。简·爱的“灵魂象一团火”，她的性格“不屈不挠”。象她这样一个聪明、敏感、感情纤细、富于幻想的少女，被命运抛到那样一种环境，千百种的不公平，对她的敏感的神经尤其不能容忍。通过做梦、作画，我们还看到，她那要迸发出来的郁愤简直有如暴风雨前的滚滚乌云；有时在无可奈何之中她的幻想又凝结为人间没有见过的形状和色彩。《简·爱》的这些部分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氛。
受不了慈善学校里的压抑，简·爱辞去了教职改到桑费尔德庄园去做家庭教师。由于自幼以来就是处在敌对的环境里，简·爱到桑费尔德后采取的姿态是矜持的，防卫的。她不暴露自己的内心，怕它受伤，倒是随时准备对付外来的攻击。罗契斯特是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尽管地位和境遇与简·爱相差十万八千里，可是在愤世嫉俗这点上与简·爱渐渐地、渐渐地，经过多次尝试，达到共鸣。
下一个步骤便是报复。人们很容易看出《呼啸山庄》中的报复，因为它交织在情节里；而往往忽略贯穿在《简·爱》整个构思中的报复心理。如我们所看到的，夏绿蒂·勃朗特在关于慈善学校的那一段描写里就对当年虐待过勃朗特姐妹的“鹿头学校”给予了永久的宣判与定罪。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报复。而在简·爱与罗契斯特先生的爱情故事中，作者却通过自己心爱的人物简·爱对整个上流社会进行了阶级的复仇。毫无疑问，罗契斯特先生举行舞会那一场戏是全书的高潮。在那豪华的场面里，身材瘦小、穿着寒酸的简·爱被那些傲慢的太太小姐们任意奚落，但这段描写绝不是简单地为家庭教师鸣不平。作者的真正用心，是在于以此烘托出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即罗契斯特向简·爱正式求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对罗契斯特来说，等于社交上的自杀行为。客厅里的一幕用很多笔墨刻画布兰施小姐，她有门第、财富、美貌和教养，而且显然倾心于罗契斯特。在天秤的另一头则是一无所有的简·爱。所有这一切当然是为突出罗契斯特的决定的不同寻常的分量。
但是，如果仅止于此，那么这还不过是那个具有永久魅力的灰姑娘故事的十九世纪翻版罢了。这种处理，夏绿蒂·勃朗特实际上是在艺术的王国里对于在她当家庭教师期间一向蔑视她、欺负她的东家太太小姐们进行了一次痛快淋漓的报复，在她们的世袭领地里彻底战胜了她们。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真正的关键在于简·爱怎样取得了胜利。作者留下了确凿可靠的材料说明她有意把简·爱写得“跟自己一样瘦小，没有姿色，但依然迷人”（见哈里叶特·马丁诺1855年的悼念），这样，简·爱的胜利就更加彻底，她凭自己的人格美、精神吸引力一举把那些浓装艳抹的贵族小姐赶出竞技场，把她们炫耀的虚荣浮华统统踩在脚下。舞会这一幕不仅是故事的高潮，而且是全书的精华，因为它提出了一个新的价值标准，提出了人格和精神美的问题，把我们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奥斯汀的小说《爱玛》中的一个人物，跟简·爱一样贫穷孤苦的少女吉恩，也是在当家庭女教师时迷住了一位资产阶级大少爷，结了一门好亲事。只不过，她是凭着在自己身上培植资产阶级小姐的教养和派头而赢得胜利的，也就是说，她承认了并遵守了贵族资产阶级的游戏规则，相比之下，简·爱的形象中所概括的对资产阶级精神价值的批判就更加鲜明。
在达到舞会那一场戏的高潮后，一个平庸的作家只能来个急煞车，让故事在庆祝婚礼的教堂钟声中结束。但是夏绿蒂·勃朗特有勇气打乱自己好容易建成的如意布局，让简·爱从优胜者的欢乐再度陷入痛苦与绝望。这是贵族资产阶级社会对简·爱的反击。罗契斯特先生有发妻，简·爱被推回到她原来的地位，只能作不被社会承认的情妇。但是，正如罗契斯特所说——她“反叛命运的安排，要与我平起平坐”。简·爱只身逃难，几乎沦为路边饿殍，不惜以一切代价保持自己的人格与尊严。通过简·爱命运中的这一起一落，她的反叛性格塑造得更完满、更丰富了。人们提起反叛性格，好象非得有于连的一番作为或恰尔德·哈罗尔德的一副姿态才合格。其实，叛逆性格，关键还在于“性格”。英国社会的发展和英国小说的发展的许多条件促成简·爱这个平凡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形象高度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反叛精神，通过她，对英国贵族资产阶级统治的不合理性，对他们所代表的价值的空虚和虚假进行了强有力的揭露与抨击。夏绿蒂·勃朗特创造了英国小说中的新式主人公，新就新在这里。
《简·爱》出版之后，“伦敦一片轰动，人人在猜测匿名的作者是谁”（《书信集》第二卷第228页，艾伦·挪西信）。与此同时，它也遭到许多攻击，被指责为“不敬神的”、“邪恶的”、“奸诈的”、“造作的”（1847年12月31日信）。权威性的《每季评论》（1848年，12月号）攻击它“趣味粗俗”，“推崇异端”，说它是一部“反对上天……对贫富的安排”的“反基督教的”作品，指出“正是在滋养了宪章运动的那种思想情绪的推动下才写出了《简·爱》这样的书。”而另一家《基督教提醒者》（1848年4月号）说得更简洁明了：“《简·爱》通篇燃烧着道德的雅可宾主义”。《简·爱》一书的基本倾向如何，这些评论是最好的见证。
在《简·爱》问世的十九世纪中叶，压在社会底层的英国工农群众在文学上还是“沉默的大多数”，历史的发展还没有产生出无产阶级自己的作家用文艺的武器对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彻底的讨伐，宪章派文学实际上没有超越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要求。在当时，两部最重要的反映工人阶级状况与呼声的作品《塞比尔，或两个民族》和《玛丽·巴顿——曼彻斯特生活的故事》，分别是由保守派贵族狄斯累里和资产阶级博爱主义的传教师太太盖斯凯文夫人写出来的。另一方面，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资产阶级在当时还是没有文化的买卖人；由于历史的原因，教会倒是文化教育的传播者。当时安利干教的牧师，一般都受过大学教育，而其社会地位相当于小资产阶级。他们一方面掌握文化，另一方面具有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十九世纪许多作家都是产生于这个社会阶层绝非偶然，《简·爱》就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抗议在文艺上的结晶。
夏绿蒂·勃朗特通过简·爱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写出人的价值、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人（哪怕是孩子）的感情和尊严的不可辱不可犯，深邃激越地控诉了践踏人的价值、浪费人的生命的资本主义制度。她传播了这种朦胧的意识，在只认现金交易的资产阶级哲学之外，天地间还有一个更高的法则更值得人们尊重。归根结蒂，这是西欧文化中人道主义传统在新条件下的继续。过去有过一种认识，笔者本人也不例外，以为把个人反抗的思想基础归结为人道主义就能有效地把它打发掉。其实，如果更全面更历史地看问题就不难发现，当英国工人阶级在文艺上还沉默的时候、当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提到日程上的时候，简·爱式的抗议确实起到抨击现存秩序不合理性的战斗作用，尽管那种秩序还正在发展当中。如果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简·爱的精神概括为推崇人格、鄙视和反抗一切仗势欺人、道德伪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