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还剩下四十七个可能。这些男人和女人（其中十一对看来是夫妻）在欧洲有广泛的关系，主要是和一些科技公司，以及相关的核工业与航天工业。他们都处于情报部门的密切关注之下，因为他们可能向东欧集团的掮客出售过机密信息，也就等于是卖给了莫斯科。在这四十七名可能对象之中，有十二个人最近去过苏联——这一打人都可以勾掉。对国家安全委员会（亦称克格勃）来说，“胡狼”比教皇还要讨厌。伊里奇·拉米雷斯·桑切斯，也就是后来的杀手卡洛斯，曾经在苏联诺夫哥罗德的美国基地受训。在那个地方，街道旁遍布着美国的加油站、杂货店、时装店和汉堡王快餐厅，每个人说的都是口音各异的美式或英式英语——禁止用俄语——只有通过美国基地的培训科目，才能够参加下一阶段的渗透者训练。“胡狼”确实通过了培训，但克格勃后来发现，这位委内瑞拉革命青年碰到任何不合意的事都只有一种解决办法：用暴力手段将其消灭。这种做法，连手段残忍的格别乌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克格勃的前身。克格勃最早的前身是成立于1917年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该组织几经更名之后，于1954年最后定名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其首字母缩写为KGB，即克格勃。的继任者们都无法接受。桑切斯被驱逐出境，“胡狼”卡洛斯随之诞生。去过苏联的十二个人不用再考虑了，那个杀手不可能跟他们联系，因为苏联情报部门的所有分支机构仍然在奉行一条命令：一旦追踪到卡洛斯，就毙掉他。诺夫哥罗德的秘密，要不惜一切代价去保护。
这样一来，可能的对象被缩小到了三十五人，酒店登记表显示其中有九对夫妇、四个单身女人，还有十三个单身男人。从数据库中打印出的原始文件，详细描述了导致每一个人得到不良评价的事实与猜测。实际上，文件中的猜测远远多于事实，而且猜测的依据往往是仇家或竞争对手带着敌意的评论。不过，这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仔细研究，哪怕有许多家伙很令人厌恶；因为这些信息中可能含有一个字、一个词、一个地点，或者是一个举动，而那就是通向卡洛斯的关联。
骤然响起的电话铃分散了伯恩的注意力。听到这刺耳、扰人的响声，他眨了眨眼，仿佛是要确定声音来自何处。随即，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奔向桌子，在铃响第三声时拿起了电话。
“喂？”
“我是亚历山大。我在楼下呢，从街上打过来的。”
“你上来吗？”
“我可不会从那个大堂上来。我跟今天下午临时雇来的一个门卫说好了，从酒店工作人员的入口走。”
“你要把所有的垒都守住，对吧？”
“我想守的垒多着呢，这几个还远远不够，”亚历山大·康克林答道，“这可不是平时打棒球。过几分钟见。我只敲一声。”
挂上电话，伯恩坐回长沙发和打印件跟前，取出三份引起他注意的材料。这并不是说材料中有任何让人联想到“胡狼”的东西，因为它们根本引不起这种联想；相反，他关注的倒是一些看似随意的数据，它们或许能将这三个表面上毫不相干的人联系在一起。从这三个美国人的护照来看，八个月以前他们都曾飞抵费城国际机场，日期相隔不到六天。二女一男，两个女的分别从马拉喀什Marrakech，摩洛哥历史古城，也是该国的第三大城市。和里斯本飞来，男的则来自西柏林。一个女的是室内设计师，去那座摩洛哥古城是要搜集素材；另一个女的是大通银行国外部的经理；男的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的航空工程师，暂时借调给空军服务。这三个人显然差异极大，从事的职业也截然不同，他们怎么会在相差不到一周的时间内来到同一座城市？是巧合吗？完全有这个可能；但美国境内有那么多国际机场——纽约、芝加哥、洛杉矶、迈阿密这几处机场的旅客最多——这样的巧合似乎不太可能发生在费城国际机场。还有一件更为奇怪、也更不可能的事：八个月之后，同样的三个人又在同一时间，住在华盛顿的同一家酒店。伯恩心想，不知道亚历山大听到这个情况会怎么说。
“我正在调这三个人的档案。”亚历山大·康克林一屁股坐进长沙发和打印件对面的那把扶手椅。
“你已经知道了？”
“这不难分析。当然，用电脑来搜索就更容易了。”
“你就不能在材料里头夹张纸条？我从八点起就一直在玩命地看这些东西。”
“我起初没发现它——他们——到了九点钟之后才看出来。而且我不想从弗吉尼亚给你打电话。”
“又出现了别的情况，是不是？”伯恩坐到沙发上，又一次急切地倾过了身子。
“没错，而且还糟得要命。”
“梅杜莎？”
“比我想的还要糟。更糟的是，我竟然没想到它会这么糟。”
“你这话好拗口。”
“不是拗口，是挠心，”退休情报官反驳说，“我该从哪儿说起？…五角大楼采办部门？联邦贸易委员会？咱们在伦敦的大使？还是北约的总司令？”
“我的天…！”
“哦，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怎么样？”
“天哪，这是个什么组织啊？五大臣原指英王查理二世统治时期由五名大臣组成的小集团，后多用来表示政界上层中的阴谋组织。么？”
“这名字太学究了，大学者博士。你得往共谋那方面想；深藏不露、掩人耳目的共谋，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这种关系仍未断绝，仍在继续进行。他们身在高层，而且彼此保持着联络。为什么？”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有什么目标？”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应该说是我提出的问题。”
“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想想他们的动机；这一点我刚才也说到了。动机可能很简单，只是为了掩盖过去的罪恶。这不正是我们想要寻找的东西吗？一帮子前梅杜莎成员，一想到自己的过去要被大白于天下，就会跑进山里躲起来。”
“那么，就是出于这个动机。”
“不对，不是的。我告诉你，这可是圣人亚历山大的直觉在寻找合适的词句。他们的反应太直接、太激烈了，那种惊惶仿佛是因为眼下的事，而不是二十年前。”
“你把我搞糊涂了。”
“我自己也糊涂了。有些事和我们预想的不一样，我他妈的可再也不想出错了。但这并不是错误。今天早上你说这可能是个网络，我还觉得你的想法太荒唐。我认为，我们也许能找出那么几个高层人物，他们不想被自己二十年前所做的事闹得身败名裂，或者真的是不愿意让政府因此陷入窘境；我们可以利用他们，迫使他们出于群体的畏惧心理，照着我们的吩咐去行事，去说话。但这个情况不一样。它与现在有关，而且我不明白是为什么。这不仅仅是畏惧，而是恐慌；他们都要被吓疯了…我们误打误撞地发现了一些事情，伯恩先生。照你那位阔朋友卡克特斯爱说的老式滑稽表演语言，‘一句话，这事儿太大，咱俩估计都扛不下。’”
“在我看来，什么事都大不过‘胡狼’！我才不管呢。其他的事都见鬼去吧。”
“我站在你这一边，而且会一直坚持到底。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的想法…我们之间向来都是毫无保留，大卫，除了那一段短暂而极其糟糕的插曲。”
“近来我更喜欢别人叫我杰森。”
“是，我知道，”康克林打断了他，“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但我能理解。”
“真的？”
“真的，”康克林点点头闭上双眼，轻声说道，“要是能改变这种状态，我什么都愿意干，可我改变不了。”
“那就听我说。用你那蛇一般狡猾的脑袋——顺便说一句，这是卡克特斯的形容——编造出一个你所能想到的最严峻的事态，再把那帮混球逼到另一个墙角里；他们除非一字不差地遵从你的指示，否则就不可能毫发无损地脱身。你得命令他们闭上嘴巴，等你打电话来吩咐他们该和谁联系、该说些什么。”
亚历山大·康克林打量着他这位曾深受创伤的朋友，心里充满了歉疚和担忧。“有一个事态可能很合适，我觉得找不到比它更好的了，”康克林轻声说，“我决不会再出错，不能在这个方面出错。我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伯恩合上双手，恼怒地搓起手掌来，显得有些泄气。他盯着散放在面前的打印件，皱起眉，拧着脸，下颌的肌肉直跳。才过了几秒钟，他好像又突然间变得消极了。伯恩在沙发上往后一靠，像康克林那样轻声说，“好吧，你会得到所需的情况。用不了多久。”
“怎么弄啊？”
“我去弄。我去给你搞情况。我得知道他们的姓名、住址、日程、保安措施、最爱去的饭店、不良的习惯——如果他们有这种习惯的话。叫你的小伙子们开动起来。今晚要干活。如果有必要，就得整晚地干。”
“你以为你能把那几个人怎么样？”康克林喊道，他虚弱的身体在扶手椅上猛地向前一倾，“冲到他们家里去？在吃开胃点心和主菜的间隙用麻醉针扎他们的屁股？”
“后一个办法我倒是没想到，”伯恩冷冷地一笑，回答说，“你的想像力可真了不起。”
“你可是个疯子！…对不起，我不是那个意思——”
“这有什么关系？”伯恩温和地打断了他，“我又没和你大谈东方的朝代和宫廷阴谋。你们都知道我的精神状态和记忆情况，所以你提起心理健康的话题也没什么不合适的。”伯恩停顿了一下，然后慢慢把身子往前倾，说道，“但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亚历山大。我的记忆也许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我头脑中由你和‘踏脚石’塑造的那一部分可都在。我在香港和澳门等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且我还会再次证明它。我必须这样。如果我不这么做，就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你提到的几个人肯定就在华盛顿。五角大楼供给部还是供应部来着…”
“采办部，”康克林纠正道，“这个部门管辖的范围要广得多，也有钱得多；管事的是个将军，名叫诺曼·斯韦恩。还有安布鲁斯特，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头儿；还有伯顿，他在——”
“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当主席，”伯恩接上了后半句，“海军上将杰克·伯顿，绰号‘猛击’，第六舰队指挥官。”
“正是此人。以前他是中国南海上的灾难，如今成了高级军官之中的最高将领。”
“我再说一遍，”伯恩说，“让你的小伙子们开动起来。不管你需要什么，彼得·霍兰都能帮上忙。这几个人的所有情况都得查清楚。”
“我办不到。”
“什么？”
“费城这三个人的档案我可以拿到，因为他们是目前五月花行动的一部分——和‘胡狼’有关。咱们那五个——眼下是五个——梅杜莎的继承人我还不能去查。”
“我的天，为什么？你必须查啊。我们不能浪费时间！”
“要是我们俩都死了，时间又有什么意义？对玛莉和孩子们又能有什么帮助？”
“你这到底是在说什么？”
“我说的是我为什么会迟到。我为什么不愿从弗吉尼亚给你打电话。我为什么找到了查尔斯·卡塞特，让他到维也纳的那个别墅小区去接我；还有，为什么在他赶到之前，我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活着来这儿。”
“搞外勤的，你得说清楚点。”
“好吧，我会的…追踪前梅杜莎成员的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只有你知我知，此外谁也不知道。”
“我还担心呢。今天下午我们通电话的时候，你搞得可有点悬。考虑到你所处的地方和使用的设备，实在是太悬了。”
“房间和设备都没问题。卡塞特后来告诉我，无论那地方要发生什么事情，中情局都不想留下任何可以追查的记录，这是你所能得到的最好保证。没有窃听器，没有电话监听，什么都没有。相信我，听到这话之后我的呼吸都轻松了许多。”
“那到底是什么问题？你干吗要停手？”
“因为在进一步深入梅杜莎的领地之前，我必须先摸清另一位将军的情况…菲利普·阿特金森，驻伦敦大使馆那位无可挑剔的上流白人阶层大使，他说得很明白。他在慌乱之中揭开了另外两个人的真面目：杰克·伯顿，还有布鲁塞尔的詹姆斯·蒂加登。”
“那又怎样？”
“他说，万一当年西贡的事有任何败露，蒂加登可以摆平中情局——因为他和兰利最高层的关系很铁。”
“还有呢？”
“‘最高层’是华盛顿对最高级别安全措施的委婉称呼，如果是在兰利，这个词指的就是中央情报局局长…也就是彼得·霍兰。”
“你今天早晨跟我说，霍兰要是见到梅杜莎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毫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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