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系列三部曲- 第6部分

病人从拥挤的台子中间向前走，在烟雾中一路道歉经过东倒西歪的渔民、喝醉了的士兵以及浓妆艳抹想找张床休息和挣几个法郎的妓女。他张望着一间间小房间——是水手在寻找他的伙伴。找到了，那条渔船的船长。桌旁还有一个人，身材瘦削，脸色苍白，狭窄的眼睛骨碌碌的很象雪貂。

“坐下，”板着脸的船长说。“我以为你会早点来。”

“你说在九点到十一点之间，现在差一刻十一点。”

“你拖延了时间，威士忌钱由你付。”

“我很乐意。不妨要点象样的东西，如果他们有的话。”

白脸的瘦子露出了笑容。看来事情能顺利办成。

确是这样。这张护照自然是世界上最难窜改的，但是到了有设备有本事的人手里，只要多花些功夫，能办到。

“多少钱？”

“这种技巧，还有设备，价钱不便宜，两千五百法郎。”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精工细作，工艺技巧，这些都要花时间。三、四天，还得把那位艺术家逼得紧紧的，他非对我哇哇叫不可。”

“我加他一千法郎，如果明天能给我。”

“明天十点，”白脸马上说，“挨骂，由我担当。”

“一千也由你拿，”绷着脸的船长插话说。“你从诺阿港带了什么出来。钻石？”

“本事，”病人回答。他这话说得很认真，但自己也不理解。

“需要一张照片，”联系人说。

“我在商场拍了这张，”病人回答，从衬衫口袋拿出一张小照片。“用你的昂贵的设备肯定可以把它修一修。”

“衣服很漂亮，”船长说，把照片递给白脸。

“上等剪裁，”病人同意。

早上会面的地点定下来了，酒钱也付了。船长偷偷收进五百法郎。会谈结束。买主离开小房间，通过拥挤的人群，穿过烟雾腾腾、闹哄哄的酒吧间走向大门。

事情发生得如此迅速、突然，完全出乎意料。没有时间考虑，只有反应。

这次相遇是突然的，是碰巧，但是注视着他的那双眼睛绝非无意。那双眼睛似乎要从眼眶中迸出来，张得大大的，充满怀疑，到了歇斯底里的边缘。

“不，我的上帝，不！这不可能…”这人在人群中一转身，病人冲上前去用手去抓那人的肩膀。

“等一等。”

那人又一转身，叉开手指抓住病人的手腕一把甩开。“你！你已经死了！你不可能还活着。”

“我还活着。你知道什么！”

那张又怕又怒的脸变了形，眼睛斜着，嘴巴张着，一口口喘着粗气，龇着一口象野兽似的黄牙，突然，只听得刀出鞘咔嚓一声，这人抽出一把刀子，手臂挥刀朝病人的腹部笔直刺来。“我知道我要叫你完蛋。”这人低声说。

病人的右臂从上往下一抡，象钟摆似的把它面前所有的东西扫到一边，他一转身飞起左腿猛蹬袭击者的胯部。

“che…sah。”他耳边充满这两个字的回声。

那人踉踉跄跄仰天倒在三人一堆饮酒的桌上，刀跌落在地。人们看见武器，喊叫声随之四起。一些人拥上来用拳头和手把两个格斗者隔开。

“滚出去！”

“要吵到别处去吵！”

“我们不想惹警察来，醉鬼！”

用粗鲁的马赛方言发出的叱喝声盖过了咖啡馆里嘈杂的声音。病人被团团围住；他望着他的未遂凶手捂着小肚子从人群里一路到门口，推开重重的大门，消失在沙拉辛路的黑暗中。

有个认为他已经死了而且想要他死的人知道他还活着。

04

开往苏黎世的法国航空公司客机经济舱坐得满满的。飞机颠簸得厉害，叫人坐在狭窄的座位上感到更不舒服。一个婴儿在母亲怀抱中啼哭；有的孩子在抽噎，父母忍住内心的恐惧微笑着安慰他们别哭。多数旅客沉默不语，有几个以明显快于正常情况的速度喝下他们的威士忌。还有少数人从揪紧的喉咙里强发出笑声，但强颜欢笑，与其说掩饰，不如说更突出了内心恐惧。在可怕的飞行中，每人有每人的想法，但归根结底逃不了一个怕字。身在离地面三万英尺的金属盒子里，命是悬着的。飞机一声长啸，一个倒栽葱，不就完了？伴随着这种基本的恐惧而来的是各种根本性问题。在这种时候人们的头脑会想什么？怎样反应？

病人试图把它搞清楚；这对于他是重要的。他坐在靠窗口的位置，眼望着机翼，看见宽幅的金属在风力残忍的撞击下弯曲和震荡。气流彼此冲击，敲打着这只人造的管筒，要它屈服，告诫这些渺小的自命不凡者，他们绝不是浩大自然现象的对手。压力如果超过承受度，哪怕只超出一英两，机翼就会断裂，保持飞机上升的两翼就会从筒状的机体脱落，在风中变成碎片；只要有一只铆钉绽开，也可能产生爆炸，紧接着就是尖叫声中的坠落。

他会怎么叫？他会怎么想？除了对死亡和湮没的不可遏制的恐惧之外，还会不会有其它内容？这是他必须集中思索的，也是沃士伯在诺阿港一直强调的投身进去。他又想起医生所讲的话。

不论何时，只要你遇见紧张境况，而你又有时间，那么尽最大的努力投身进去。尽可能地与自己联系起来；让言语和形象充满你的思想。你或许能从中找到线索。

病人继续凝视窗外，有意识地试图唤起他的下意识（不自觉的思想、欲望、行动），双目注视窗外大自然的狂暴，攫取每一个动作的数理化，默默地尽最大的力量让他的反应产生语言和形象。

它们出现了——缓慢地。又是黑暗和狂风的声音，震耳欲聋，持续着，音量越来越大，直到他感觉到头都快迸裂开来。他的头。…风在冲击他的头和左半边脸，灼烫他的皮肤，迫使他抬起左肩来保护…左肩。左臂。他举起手臂，左手戴着手套的手指抓住一个直的金属边缘，右手抓着…一根带子，等待着什么。一个信号、一道闪光或肩膀上一记轻击，或两者兼而有之。陷入黑暗、空虚，他的躯体在翻滚、扭曲，冲进夜晚的天空。他…跳降落伞！

“您不舒服吗？”

他疯狂的幻想破灭了。坐在他旁边紧张的旅客碰碰他的左臂——他举起的那只手臂上的手指张开着，好象是在抵抗，死死保持保持原来的位置。他的右前臂横在胸前压在夹克衫上，右手紧揪住翻领，他前额上冷汗直流；情况发生了。有件事情清楚了——短暂地、疯狂地。

“对不起，”他说，放下了手臂。“一个噩梦，”他不假思索地说。

天空突然放晴，飞机飞得很稳了。忙碌的空中小姐脸上的笑容又变得真实了；困惑的旅客彼此相望的时候，机上恢复了正常的服务。

病人观察着他的周围，但得不出任何结论。他被心灵的眼耳所清晰刻画的形象和声音所充斥。他设想自己从飞机上投了出去…在夜间…信号、金属、带子都与这一跳有关。他跳伞了。哪里？为什么？

不要再折磨你自己了。

只不过是为了把他的思想从疯狂中解脱出来，他伸手从衣服胸袋中掏出那本改动过的护照，打开看看，正象预料的，沃士伯的名字仍然保留着。这名字很普通，而且它的主人曾解释说它不会引起麻烦。但是杰弗里·R已改为乔治·P，去掉的字母和空隔都处理得极内行，贴上去的照片也修得很出色，不再象在游乐场自动照相机拍出来的廉价照片。

护照号码当然完全变了，保证不会在移民局电脑上引起警报。至少在护照所有者第一次呈交检验的时候，至于以后就是买方的责任了。对这种保证要付出的代价不下于工艺技术和设备的代价，因为这需要在国际刑警组织和移民局内有一定的关系。为了取得这种重要情报，要付给海关官员、电脑专家、所有在欧洲国家边界工作的办事人员定期费用。他们极少发生差错，倘若出了差错，失去一只眼睛，断掉一只胳膊不是不可能的——假证经纪人自有规矩。

乔治·P·沃士伯。他不喜欢这名字；原护照的主人教给他的关于想象和联系的基础知识太多了。乔治·P是从杰弗里·R变来的，是一个被难以抗拒的冲动所蚕食的人，这种冲动的根子是人身份中逃脱，可是这是病人最不愿意的事。他想要知道自己是谁，这比活命更重要。

是这样吗？

无关紧要。答案在苏黎世。在苏黎世有…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开始降落在苏黎世机场。”

他知道旅馆的名字：卡里隆湖饭店。他不假思索就把这个名字告诉了出租汽车司机。他在哪里见过这名字？是在飞机座位前面松紧袋里装着的“欢迎您来苏黎世”的资料夹中？

不。他认得这大厅；反正那又厚又黑擦得发亮的木器他熟悉…还有大块的平板玻璃窗，望出去就是苏黎世湖。他曾到过这里——他现在站立的地方——大理石柜台前面——以前也站过，很久以前。

这一切由柜台后面的办事员的话证实了。这些话对他象炸弹一样。

“又见到您真太好了，先生。您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是么？有多久了，为什么不叫我的名字？看在上帝份上。我不认识你！我也不认识我自己！救救我！请你救救我！

“是很久了，”他说，“帮个忙，好么？我把手给扭啦；写字有点困难，能不能替我填写登记表？我尽量试试签字。”病人屏住了呼吸。倘若柜台后的这位有礼貌的办事员要他重复一下他的名字或者名字的拼法，怎么办？

“当然可以。”办事员把卡片倒过来，边写边说：“要不要找饭店的医生给您看看？”

“再说吧。现在不必。”办事员填写完了，拿起卡片再倒过来移给客人签字。

J·伯恩先生。美国纽约州，纽约市。

他看着它，目不转睛。好象中了催眠术。他有个名字——名字的一部分——和国籍、常住城市。

J·伯恩。约翰？琼斯？约瑟夫？J这个字母代表什么呢？

“有什么不对么，伯恩先生？”办事员问。

“不对？不，一点也没有。”他拿起笔来。记住要假装有伤。是不是一定要写出名字的全称？不；就按办事员用印刷体写出来的那样签名。

J·伯恩先生。

他尽量自然地签下名字，让头脑放松，不妨碍任何可能出现的思想或形象。什么也没出现。他只是签了个不熟悉的名字。什么也没感觉到。

“我刚才有点担心，先生，”办事员说。“我以为我写错了。这星期一直很忙，今天更忙。可是我想我错不了。”

如果他写错了呢？美国纽约市的J·伯恩不想再考虑这种可能性。“我从来不怀疑你的记忆力…，史托苏先生，”病人回答，瞥了一眼柜台左边墙上挂着的值勤牌；站在柜台后面的是饭店的助理经理。

“非常感谢。”助理经理往前靠了靠。“我想您还是希望按过去的老规矩为您效劳吧？”

“可能要有些变动，”J·伯恩说，“你记得过去是怎么安排的？”

“无论谁打电话或者亲自来找你，都说您出去了，同时马上通知您。唯一例外的是您纽约的公司，纹石七十一号公司，假如我没记错。”

又一个名字！一个他可以用长途电话探一探的名字。拼图板开始有了眉目。兴奋又开始了。

“很好。我不会忘记你的勤快。”

“这里是苏黎世，”殷勤的助理经理回答，耸耸肩。“您一向慷慨，伯恩先生。服务员过来，快！”

病人跟随服务员走进电梯。有几件事更清楚了。他有个名字，而且他懂得为什么饭店助理经理这么快就能想起这个名字。他有国籍、居住的城市和雇佣他的公司——曾雇佣过他，不管怎样。无论什么时候他来苏黎世，总要采取某些措施以防止不速之客和讨厌的来访人。他不懂这是为什么一个人要么就彻底保护自己，要么就根本不用保护。一种松散的警戒如此容易渗透，有什么真正的用途？在他看来这是第二流的，没有价值的，好象小孩们在玩捉迷藏。我在哪里？快来找我。我要说点儿什么，给你一点儿暗示。

这不是内行做法；如果说在过去四十八小时中他对自己是什么人有所了解的话，那就是：他是个行家。是哪一行的行家他不清楚，不过是行家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

纽约长途电话接线员的声音时轻时响，但她的恼人的结论十分清楚。而且斩钉截铁。

“电话簿上没有这家公司，先生。我查了最新的电话簿和私人的电话登记，没有纹石公司——电话号码里也没有发音相似的公司。”

“或许公司的名字用了缩写…”

“根本没有这名字的企业或公司，先生，我再说一遍。如果姓名都全，或说明公司的业务性质，我或许能再帮你查查。”

“我不知道，只知道公司的名字，纹石七十一号，纽约市。”

“名字很怪，先生，只要电话簿上有，很容易找的。真对不起。”

“麻烦您了，